一
1919年9月之前，后来被人誉为一代文豪的郭沫若，在文学实验方面是颇不成功的。他的第一篇小说《骷髅》及其他一些翻译稿件，都惨遭退稿命运。但是，在这一年的9月11日，他的两首新诗《抱和儿在博多湾海浴》《鹭鶿》刊出了。“看见自己的作品第一次成了铅字，真是有说不出的陶醉。这便给了我一个很大的刺激。在1919年的下半年和1920年的上半年，便得到了一个诗的创作爆发期。”（《创造十年》）
在此之前，郭沫若写过许多新诗，这些诗深受泰戈尔的影响。但是，当时的中国诗坛，还几乎没有这类诗在报刊上出现，郭沫若也就未将它们投放出去。1919年6月，在日本读书的郭沫若与几位同学组织了一个叫“夏社”的小团体，目的是抗日，方法是将日本报章杂志上侵略中国的言行搜集起来，译成中文向国内学校及报馆投寄。为了了解国内报刊情况，他们便订了一份上海的《时事新报》。这家报纸在“五四”运动之后颇有革新气象，尤其文艺副刊“学灯”，特别风行一时。从这份报纸上，郭沫若第一次看见了中国的白话诗。其中康白情的一首《送慕韩往巴黎》叫郭沫若大感惊异：
慕韩，我来送你来了！这细雨沾尘，正是送客的天气。这样的风波——我很舍不得你去，但我并没有丝毫的意思留你。你看更险恶的大平洋，其实再平静的没有了。朦胧的月色，照散了漫江的烟雾。听哟！这汽船快就要叫了！他叫了出来，她就要开去，我们叫了出来，我们就要做去。慕韩，你去了？——……
这样说话般的，平白的句子也是诗吗？如果这也是诗的话，“那么我从前做过的一些诗也未尝不可以发表了。”在这样的情绪导引下，郭沫若便将自己头一年作的《死的诱惑》《新月与白云》《离别》以及其他几首新作一股脑寄给了《时事新报》的“学灯”副刊。
郭沫若赶得巧了。就在他订阅《时事新报》的1919年8月，当时该报“学灯”副刊的主编郭虞裳，受该报负责人张东荪的委托，慕名聘请宗白华协助编辑“学灯”。宗白华当时也只是20岁出头，但他在哲学研究方面已经颇有造诣了，对文艺也有自己相当新潮的见解。所以，在他负责“学灯”不久，副刊上便出现了康白情“他叫了出来，她就要开去，我们叫了出来，我们就要做去……”这样叫郭沫若“大感惊异”、与过去旧体诗歌截然不同的新体形式。
这年的9月，宗白华从来稿中，发现了寄自日本福冈、署名“沫若”的几首新诗，极为欣赏：
儿呀！你快看那海的银波，/夕阳光里的大海如被新磨。/儿呀！你看那西方山影罩着纱罗，/儿呀！我愿你的身心像海一样的光洁，/像山一样的青疏！”（《抱和儿在博多湾海浴》）
他立即安排发表了出来。郭沫若见到自己的稿子见报后，极为振奋，于是把自己先前写成的稿子陆续寄了过去。很快，这些稿子也发表了。由此，郭沫若的创作欲望得到很大的激发，他进入了一个创作喷发时期。后来收入《女神》诗集中的诗歌，绝大部分都是这个时段创作发表在《时事新报》“学灯”副刊上的作品。
郭沫若诗歌创作前期，受印度诗人泰戈尔的影响特别大。他最早创作并发表的一批诗歌，大都是泰戈尔式的轻盈、清畅风格。就在他开始给“学灯”投稿时，他无意间买到日本有岛武郎介绍三位艺术家的《叛逆者》一书。这三位艺术家中，给了郭沫若强烈鼓荡的是美国诗人惠特曼。惠特曼的诗风是狂风暴雨般的，奔放而雄浑，极容易搅动年轻人的心。此时的郭沫若，由于诗歌找到了倾泻（发表）的通道，自己的热情和诗潮便最大限度地释放了出来：《立在地球边上放号》《晨安》《地球，我的母亲！》《匪徒颂》《凤凰涅槃》……一批中国现代诗歌史上极杰出的诗作出现了。
二
在这个过程中，“学灯”年轻编辑宗白华给郭沫若的支持是绝大的。甚至可以说，他是郭沫若这一大批作品最直接的催生者。宗白华担任“学灯”编辑虽只有不到一年时间，但他几乎是空前地，几乎每期都发表郭沫若的作品。诗歌力图每期都有，其他一些翻译作品，如郭沫若所译《浮士德》中老博士在中世纪的书斋中，诉说学智枷梏束缚的独白；惠特曼诗《从那滚滚大洋的群众里》等等，也都随时发表。其他无论郭沫若的论文，所作小说，也都无一例外地大量占领篇幅。1920年元月开始，“学灯”取消了“新文艺”栏，开辟“新诗”栏目。这个栏目几乎专为郭沫若特设。“因为在民八、民九（本文笔者按：1919至1920年）之交的《学灯》栏，差不多天天都有我的诗。”（郭沫若《我的作诗的经过》）不止此，有多天，他人一律规避，全留给郭沫若一人。一个整版接一个整版，破天荒地用来鼓励和展示郭沫若的才华。
宗白华对郭沫若欣赏到何种地步，我们不妨借助他当时给另一位朋友田汉的信函来看看：“我现在烦闷得很，无味得很，上海这个地方同我现在过的机械的生活，使我思想不得开展，情绪不得着落，意志不得自由……但我近有一种极可喜的事体，可减少我无数的烦恼，给与我许多的安慰，就是我有得着一个像你一类的朋友，一个东方未来的诗人郭沫若。”自己思想、情绪、意志不佳，却因为发现了郭沫若而得到了许多的安慰。这真是一种别有意味的夸赞。
不仅给朋友，他还把心中的夸赞直接表达给郭沫若：“昨天得着你的信同新诗，非常欢喜，因我同你神交许久了。你的诗是我所最爱读的。你诗中的境界是我心中的境界。我每读了一首，就得了一回安慰。因我心中常常也有同等的意境……现在你的诗既可以代表我的诗意，就认作我的诗也无妨。你许可么？”同是青年，心中有同样的意境，这很能理解。可喜欢别人的诗，却把它“认作”自己的，还让诗人“许可”，真是痴迷，听到这样的话，郭沫若一定会欣喜莫名的。
前面一封函刚刚发出，宗白华的第二封信又赶来了，是催讨诗的：“你的诗已陆续发表完了。我很希望《学灯》栏中每天发表你一篇新诗，使《学灯》栏有一种清芬，有一种自然的清芬。”
这样的激赏，对于郭沫若，那真有无限的鼓动力量。他除去将以前积存的作品全部寄给宗白华外，还又新创出许多极为出色的杰作。后来郭沫若这样回忆：“说来也很奇怪，我自己就好像一座作诗的工厂，诗一有销路，诗的生产便愈加旺盛起来。在1919年与1920年之交的几个月间，我几乎每天都在诗的陶醉里。每每有诗的发作袭来就好像生了热病一样，使我作寒作冷，使我提起笔来战颤着有时候写不成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