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陆定一的新闻思想集中体现在《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一文中。该文是“解放前党报理论中最有学术色彩的文章”，是“中国新闻学高耸的一座灯塔”。按照上述划分思路，我们可以这样认定:陆定一是站在党的理论化路径和学术化路径中间的人，陆定一的该篇文献也自然成为被反复解读的经典，其对新闻实践的指导意义和对新闻理论的建构之功都是巨大的:实践指导意义主要表现为在我们党的新闻工作者内部，形成了围绕事实工作的良好传统;理论建构之功主要表现为辩证唯物论基础上的新闻本源论(事实论)和新闻真实观的建立。近些年来，关于陆定一新闻思想的研究有一个很重要的突破，就是超越以往对陆定一新闻思想简单的观点罗列式分析方式，进一步把陆定一的新闻思想放到特定的知识生产语境和知识生产逻辑中去考察。比如陈力丹教授把陆文放到“新启蒙”的历史语境中去考察，认为新启蒙运动将马列主义哲学观和阶级分析方法提上日程，从而对陆文的论证方式产生了影响，即简单的“马克思主义”分析思维模式和大批判传统。黄旦教授则把陆定一的定义与徐宝璜的定义进行比较，指出徐宝璜的定义是建立在经验事实论的知识基础上的，在中国新闻思想史上第一次确立了以“事实”为本位的新闻观，建构出“公共机关”式的办报模式。而陆定一的定义是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反映论的基础上，其事实报道已然不只是对事实存在与否的判断，更不是徐宝璜所谓的事实和意见分开，而是包含了意见和倾向，从而建构出“用事实说话”的报刊样式。在知识社会学看来，知识总是在特定的情境中生成并得到辩护，因此对任何一种知识的考察都必须将其放置于特定的知识语境下进行理解。理论知识的生产语境一般包含着两个维度:科学(信度)维度与社会(功用)维度。科学(信度)维度是某个理论知识对自身科学化追求的努力;社会(功用)维度则是社会和文化因素对理论知识生产的牵引作用。科学(信度)维度和社会(功用)维度之间常常存在着高度的紧张关系，但又时常纠结在一起，经过意识形态化的作用机制，最终形成标准化的社会知识。很显然，正是借助上述这样一种知识社会学视角的考察，我国新闻理论界初步达成了对陆定一新闻思想学理价值的深度思考:陈力丹教授的研究是从社会(功用)维度进行的开掘，黄旦教授的努力则偏于科学(信用)维度。但总的来看，近些年来，我们的很多研究成果更多地是从社会(功用)维度(延安整风、救亡与启蒙的变奏、党的意识形态建构)来完成对陆定一新闻思想的再解读的。现在，我们需要把它科学(信度)语境的一面凸现出来，并沿此路径作进一步“接着说”的努力。
二、“科学”:陆定一新闻思想的语境分析
陆定一《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一文，开篇便强调了一个核心词“科学”:“辩证唯物主义，主张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去解释它，而不做任何曲解或增减。通俗一点说，辩证唯物主义就是老老实实主义，这就是实事求是的主义，就是科学的主义。”陆定一接着指出:“这套思想意识，这套新闻理论(指旧的资产阶级的新闻理论———作者加)，是很糊涂的，是不大老老实实的，甚至是很不老老实实的，也就是不大科学的，甚至很不科学的。”很显然，在这里，“科学”是作为一种元叙事存在的。在三个简单自信的“主义”排比句叙述话语背后，存在的是“科学=辩证唯物主义+老老实实主义+实事求是主义”这个不证自明的常识逻辑判断，这一常识判断无疑又承担着对新的新闻理论建构的学科合法性与合理性颇为自信的宣称。这构成了该叙述话语的“显性因素”。但现在我们需要追问的是这个叙述话语背后的“隐性因素”是什么。这个“隐性因素”就是当时的“科学”语境。首先，我们必须了解“科学”一词在五四时期作为元话语的崇高地位。“科学”一词是康有为从日语中引入，1915年以后开始流行的。据杨国荣先生研究，二十世纪中国对近代科学的追求有其较为独特的背景。一方面，明清之际，西学东渐之时，中国传统儒学内部出现了经学实证化的倾向，即清代学者的经学考据方法以“实事求是”为原则，体现了归纳与演绎、逻辑分析与实事验证、无征不信与大胆推求的统一。这种方法论系统扬弃了理学的思辨性，在相当程度上将经学引上了实证性研究。另一方面，随着经学独尊时代的过去，各门学科的分化与独立逐渐成为可能，知识系统与价值系统得以分离。同时，在学术思想的领域，向经学告别又意味着传统的知识统一模式的解体，如何重建学术、知识与思想的统一变得突出起来。于是，二十世纪初的一些中国思想家以科学的普遍渗入和扩展来沟通各个知识领域，呈现出一种以科学来重建学术与知识统一的趋向。
五四时期主要有两类思想家承担着“科学”的传播工作。一类是聚集在中国科学社及其同人杂志《科学》周围的一批职业科学家，他们将科学严格限定为自然科学的知识谱系和蕴含于其中的方法、理念，倾向于从纯知识学的角度普及科学原理、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以此变革国人的思维方式和品质;一类是以《新青年》杂志为主要阵地的一批启蒙思想家，他们将科学的实质和精髓理解为一种具有客观性、实践性双重品格和征服自然改造社会———人生双重功能的新型宇宙观、价值观和人生观，侧重于从社会人生理念和意识形态的角度宣传科学普及科学，以此更新国人的价值观念和精神信仰。这样，在“五四”前后，在各种“主义”的引入和论争中，科学的观念经过由“技”(科学方法)而“道”(科学精神)的形上化过程，并最终被提升为一种主义(科学主义)，成为当时的理论支点，并且渗透到学术、政治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从重建学术、知识的统一，到入主人生领域;从生活世界的存在，到社会政治领域的运行，科学的影响涵盖了社会的各个方面。随着向各个社会领域的这种扩展，科学的内涵也不断被提升和泛化:它在相当程度上已超越了实证研究之域而被规定为一种普遍的价值———信仰体系。”其次，我们必须了解马克思主义在五四时期的“科学”身份和“科学”内涵。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刚刚传入中国，还没有产生一定的影响，而科学的观念却早已确立(至三十年代，从事实出发、讲逻辑、重经验、偏实证的科学精神已经深入人心)。马克思主义本身具有高度的科学性，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为了让其思想易于接受，便注意展示这种科学性。但这个时期的许多先进知识分子都用“实证科学”的眼光看待、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比如陈独秀早在1915年写道:“科学者何?吾人对于事物之概念，综合客观之现象，诉之主观之理性而不不矛盾之谓也。”瑏瑡这时陈独秀的“科学”还主要指自然科学。1920年，陈独秀将科学界定为狭义的自然科学和广义的社会科学，并指出“凡用自然科学方法来研究、说明的都算是科学”，而“欧洲近代以自然科学证实归纳法，马克思就以科学的归纳法应用于社会科学，马克思搜集了很多社会上的事实，一一证明其原理和学说，所以现代的人都称马克思的学说为科学的社会学，都是以这种科学归纳法做依据，所以都可相信，都有根据的。”瑏瑢这样，马克思主义者就将科学扩展到了人生观领域。他们认为，科学应该成为人生观的基础(这一点与科学派的认知相同)，但作为人生观基础的科学覆盖面要广，包括唯物史观(这一点与科学派不同)。
在1923—1924年科学与玄学论战中，陈独秀作为唯物史观派的领袖更是明确指出:唯物史观是一种属于社会科学、当然也是属于科学的哲学，而“不是指本体论宇宙论的玄学，即所谓形而上的哲学”瑏瑣。这样，在陈独秀那里，“科学与唯物史观具有同一涵义”瑏瑤。而在1930—1936年的辩证法论争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的重点，由前一阶段的唯物史观转向唯物辩证法，唯物辩证法成为理论主流。此种转向的意义在于，马克思主义在五四时期得到了广泛传播，并在五四前后的中西文化论战、科学与玄学的论战中初步显示了其科学性。但它“在当时主要仍是以一种政治学说(即‘主义’)的面貌出现的，人们普遍尚未将之作为一种探讨‘问题’的学理来看待，所以它对思想学术领域的影响还比较有限”瑏瑥。这次论争中，唯物辩证法能否作为真理、方法适用于实践主体的行为是论战的焦点，而对焦点问题的讨论又是围绕着“纯粹哲学”与“实践哲学”“哲学”与“科学”的关系问题展开的。经过论争，“唯物辩证法风靡了全国，其力量之大，为二十二年来的哲学思潮史中所未有。学者都公认这是一切任何学问的基础，不论研究社会学，经济学，考古学，或从事文艺理论者，都在这哲学基础中看见了新的曙光”瑏瑦。
三、“事实”:陆定一新闻思想的知识逻辑分析
陆定一《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一文，是紧紧围绕“物质”“事实”“新闻”“报道”四个关键词来建构其新闻本源观和新闻定义的:“唯物论者认为，新闻的本源乃是物质的东西，乃是事实，就是人类在与自然斗争中和在社会斗争中所发生的事实。因此，新闻的定义，就是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新闻的本源是事实，事实是第一性的，新闻是第二性的，事实在先，新闻(报道)在后，这是唯物论者的观点”瑏瑧。在上述论述中，物质等于事实，新闻等于报道。在对其论证逻辑进行分析中可以看到，一方面，“事实”和“报道”是在哲学认识论的层面上运行的:“事实”必须被理解为一种客观实在(此时等于“物质”)，“新闻”必须被理解为是对这种客观实在的意识的反映。另一方面，“事实”与“报道”实际上还承担着第二个层面的含义，即新闻操作的微观层面。“事实”是单个事件(事情)的真实情况，“报道”是新闻的采编与写作(此时新闻等于报道)。在这两个逻辑层面中，“事实”是一个交集点，是逻辑起点。现在，我们必须再回到五四时期的知识语境中，看一下“事实”与“科学”的关系。五四时期，关于“科学”与“事实”的观念存在着两条路径。科学派们更多传播的是一种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观和事实观，事实、实验、逻辑成为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的宣传者们则更多地信奉一种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观和事实观，事实、思想(理论)(规律)、实践是关键词。在这两种观念中，“事实”是共同的概念，但一个指经验事实，一个指客观事实。这里需要先区分一下两个事实概念:经验事实和客观事实。经验事实从内涵上讲，是指人们通过一定的实践活动，在头脑中获得的对客观存在的事物和过程的印象后，又通过语言文字表达出来所形成的经验陈述。经验事实构成科学的经验基础。客观事实则是指客观事物的存在状态和发展过程，是独立于人的意识之外的客观存在。
客观事实是一个本体论意义上的范畴，无对错之分。而本体论范围内的“客观事实”/“客观存在”，在马克思主义哲学里是用物质范畴加以概括的。列宁指出:“物质是标志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这种客观实在是人通过感觉感知的，它不依赖于我们的感觉而存在，为我们的感觉所复写、摄影、反映。”瑏瑨我们看到，中国科学社的成员们在宣传科学时，特别强调“事实”作为科学的内涵和特质的重要性。比如王星拱指出:“科学方法是什么呢?换一个名字，就可以叫做实质的逻辑。这实质的逻辑，就是制造知识的正当方法”，科学的方法有五个特征，即“张本之确切”“事实之分析”“事实之选择”“推论之合法”和“试验之证实”瑏瑩。丁文江认为:“所谓科学的方法，不外将世界上的事实分起类来，求出它们的秩序，等到分类秩序弄明白了，再用一句最简单的话来概括这许多事实，这叫做科学的公例。”瑐瑠任鸿隽则强调科学精神有二要素，一是崇实:“吾所谓实者，凡立一说，当根据事实，归纳群象，而不以称诵前言，凭虚构造为能。”“故真具有科学精神者，未有不崇尚事实者也。”二是贵确:“吾所谓确，谓于事物之观察，当容其真象，尽其底细，而不以模棱无畔岸之言为足是也。”瑐瑡在上述论述中，“事实”成为“科学”的同义词。这里的“事实”是经验事实，是可证实的经验事实，是逻辑实证主义视野下的经验事实。科学是事实之学、实验之学、逻辑之学。它所涉及的主体问题主要是秉持科学的方法和态度，尽量将对经验事实的认识提升到科学的水平。据此，我们发现，徐宝璜的新闻阐述正是在上述认知框架内进行的。徐宝璜认为“新闻者，乃多数阅者所注意之最近事实也”。同时，他又指出:“新闻须为事实，此理极明，无须解释，……苟非事实，即非新闻。若登载之，是为假冒。”瑐瑢为什么徐宝璜认为“无需证明”呢?很显然，“科学”等于“事实”，“事实”依托“证实”手段而呈现出“客观”效果———这已成为那个时代的“常识”，而“常识”自然是无须证明的东西。尽管徐宝璜认为“事实”是一个无须证明的概念，但是在他的使用脉络里，我们还是能够大体看出“事实”的含义。首先，“事实”是与“真”联系在一起的，是与对事实的“正确”和“完全”的表现联系在一起的;其次，“事实”是与“意见”分开的，是客观性的操作手法。最后，“事实”是与“诚”与“公”联系在一起的，是与记者的“公人”身份联系在一起的。徐宝璜“事实观”走向的是被称为“新闻本位”的新闻观。而早期马克思主义的宣传者更多地强调的“事实”是客观事实。在1930年—1936年间的唯物辩证法的论争中，他们就用主观和客观辩证统一的思想对论战方作出了批判。比如陈伯达指出:“腐败哲学家以为逻辑是独立于事实之外的，与事实无干，而我们则以为逻辑只是事实的反映，逻辑的发展与事实的发展相一致，没有事实就没有逻辑。”瑐瑣这里的“事实”表面看来是经验事实，但实质上已经多少含有“客观事实”的意思在里面了。
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中，借用中国一句古语“实事求是”，并加以改造，赋予科学的新意:“‘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而要这样做。就须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瑐瑤在整个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反复地阐述、发挥这一思想。唯物辩证法终于获得了中国式科学化、通俗化的解释。这样，我们看到，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眼中的“科学”成为“事实之学”“实践之学”和“唯物辩证之学”。1943年陆定一写作《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一文时，正是运用当时被公认为“常识”的“最科学”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来架构新闻理论。物质与意识的关系，物质等于客观实在，客观实在等于客观事实，在这样的逻辑下，自然出现了文章开头的陈述方式和知识逻辑。黄旦教授认为陆定一定义的中心是“报道”。本文认为，实际上，陆定一新闻定义有两个并置的中心词，即“事实”与“报道”，这两个中心词共同支撑起一种建构论的新闻观。而这种建构论的新闻观正是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的重要科学性之所在。
四、结语:陆定一新闻思想的知识困境及其思考
陆定一新闻思想的论证逻辑中存在一个很大的知识困境:陆定一既然以科学的方法论建构了事实第一、政治第二的规范，为什么在我党后来的新闻实践中，依然出现了“新闻，旧闻，不闻”这样的操作规范(这种操作规范明显是一种把对事实的报道和不报道作为一种政治表态，将事实的政治性看得高于事实本身的做法)，甚至在文革中彻底走向虚假新闻呢?为什么陆定一在去世前都在强调新闻真实性为何如此经不住政治性的冲击呢?前面我们谈到，陆定一的《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一文是在两个层面上展开论述:一是从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哲学层面展开的对什么是新闻的知识论证，二是从新闻操作的层面展开的什么是新闻的论证。这两者交叉在一个点上，这个点就是新闻的定义:“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这其中，按照哲学逻辑，新闻的本源是事实。保证新闻的真实性，应该是认识主体在认识事实的过程中要运用辨证的、联系的、全面的观点，并在报刊的有机运动中为受众提供真实、全面和理性的报道，它不应该落实到对每一则单个新闻报道的操作要求。然而，新闻定义中的“事实”在新闻操作的层面上又承担着单个“事件”的含义，而“报道”被理解为就是“新闻采写”“新闻选择”这样的一种微观层面的活动，而不是一种人类传播行为或活动，这样就可能导致对人类整体传播活动的宏观要求落实到每一个具体的报道中。断裂就这样出现了，从而为政治性压倒事实性打开了方便之门。
顺着这一逻辑，自然地衍生出“用事实说话”这样一句易懂生动的话。“‘用事实说话’不只是中国共产党党报上与旧新闻的不同之处，而且也正是在这一基础上，形成了报纸管理、运作的指导思想和基本模式。”瑐瑥后来这一方面的逻辑缺陷一直没有被指出，党报理论只能在原有的逻辑方向上继续拓展，直接导致八十年代“本质真实”理论话语的出现，这一概念给实践带来更多的困惑甚至消极影响。陆定一的《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一文中两个层面论证逻辑的断裂，从逻辑学的角度看，其实质就是用辩证逻辑替代了形式逻辑。尽管陆定一在微观操作的层面上没有否定“新闻五要素”和记者亲自现场采访这两个技术性手段，但由于对记者的劳动投了不信任票:“我们新闻工作者，必须时刻勉励自己，做人民的公仆，应知我们既不耕田，又不做工，一切由人民供养，如果我们的工作，无益于人民反而毒害人民，那就比蠹虫还要可恶，比二流子还要卑劣”，所以在无形中记者通过科学的方法(形式逻辑的方法)对新闻事实给予保证的能力也就被彻底否定了。再加上对“新闻价值”相关要素的否定，彻底断裂了事实变为新闻事实的独特条件，所以虽然陆定一一再强调辩证法的思维是唯一科学的思维，但辩证法的思维一旦与简单的“马克思主义”分析思维模式和大批判传统结合到一起，那就只能陷入“政治化的辩证法”瑐瑦的困境中。
作者：齐爱军 郑保卫 单位：烟台大学人文学院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