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科技创新与文化发展融合的哲学基础
在哲学发展史上，实践哲学与理论哲学的分分合合，恰可作为文化与科技互动关系的草蛇灰线，似断似续，形断实续，虽然飘忽，确是提纲挈领。按照希腊大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学科划分，理论哲学的旨归在于求知，实践哲学的旨归在于行动。这种区分对西方哲学影响深远。但是，亚里士多德把沉思的理论生活归属为实践生活的一种特殊方式，这一矛盾的形成反映了古希腊哲学的“伦理—认识平行论”特征。在苏格拉底和柏拉图那里，伦理学和认识论、实践哲学与形而上学、实践哲学和理论哲学没有完全分开。亚里士多德对实践哲学与理论哲学作了划分，但是他又认为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互为基础、互相支配，对二者的区分既斩钉截铁又模棱两可。［1］101－133古希腊哲学的“伦理—认识平行论”反映了实践哲学与理论哲学、事实与价值、行动与意义的统一。但，哲学的发展，文化的发展，并未坚持这种统一。近代西方哲学，自然科学只是理论哲学的分支学科，理论哲学变成了一种理论的理论即元认识论;实践活动变成了技术活动，实践哲学变成了一种技术性思维。主体与客体对立，目的和手段分离。实践哲学的德与善被解构，消失了。从知识世界向意义世界超拔，这是现代和当代西方哲学中出现的一个重大转折。人，生活在意义的世界、价值的世界。自然科学知识本是排斥人的情感因素和价值因素的，但人们对科学知识的解释和运用仍然会受到一定价值取向的影响。科学也具有一种文化意义，技术也蕴涵某些精神力量。人们不可避免地回眸探望人类文化的初始记忆，反思寻找生的意义、活的价值。现时当下，文化与科技，文化产业与科技创新，必须融合，必然融合。此文中我们强调的是科技创新对文化发展、提升文化产业核心竞争力的推动作用。
二科技创新与文化发展融合的历史基础
科学技术属于文化，是人类文化系统的组成部分、构成要素。自有人类社会以来，科技的进步就对文化的发展产生极大的影响。科学认识的进步，技术工具的改进，使得音乐、舞蹈、绘画、雕塑、装饰等艺术的原始形态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但是，在远古和中古时期，由于社会历史条件所限，文化无法产业化。对近现代科技史、文化史的考察表明，文化的发展水平与科技的发展水平成正相关。特别是现代意义上的文化产业，其出现、发展、优化，关键因素都在于科技创新!科技与创意，形制与内容，载体与意象，结合得越紧密，融合得越无间，文化的发展越好。第一次科技革命以前，造纸术的发明和印刷术的发明，在人类文化史、科技史上具有里程碑的重大意义。造纸术的发明使得文化内容可以凝结固定、便捷传播;印刷术的发明使得文化内容可以批量复制、突破时空。有了造纸术和印刷术的发明与不断改进，人类可以尽情书写记录、广泛传播文化内容。1450年，德国古登堡发明的铅活字印刷术，使得图书出版业发展起来。接下来我们考察三次科技革命对文化发展的影响。从全球范围看，历史上已经发生过三次大的科技革命，受到三次科技革命的影响，文化相应呈现各具特色的发展阶段。第一次科技革命带来了社会生产领域中机械的广泛应用。造纸业中机械设备的应用，极大地降低了纸张生产的成本、提高了纸张生产的速度。现代排版设备、印刷设备相继问世、不断改进，极大地提高了排版效率、印刷速度，印刷品的质量显著提高。造纸、排版、印刷的技术和设备在第一次科技革命中获得极大完善，这就促进了近现代报刊业、图书出版业的快速发展。而纸媒出版印刷业的大发展必然带来大众教育的普及，民众知识水平、文化素质提高。而教育促进文化的提升必然又继续加大人类对纸媒出版印刷业的需求。相关地，广告业、新闻业等产业也开始萌芽出现。第一次科技革命的蒸汽机动力技术极大地改变了交通运输的面貌，人们借助动力更强大的交通设备可以走得更远了。与此同时，报刊图书、纸媒印刷等文化产品的运输更为广远快捷，文化传播进一步突破了时空限制。可以说，伴随第一次科技革命而来的，有生产方式的大变化，也有文化样貌的大变革———凭借技术的大改进，文化产品的形制、传播如虎添翼，现代意义上的文化产业开始萌芽。第二次科技革命发明了电力并实现电力的安稳传输，电力作为一种更为强大、更为稳定、更为有效的动力，给人类社会带来改头换面的变化。与此同时，电讯技术的发明和改进，使得人类在信息传播领域实现大飞跃。留声机、音像唱片业、黑白默片电影、电影业、收音机、广播电台、电视机、电视的无线传播这些伟大的发明创新，都得益于电力和电讯技术。电影、广播、电视作为现代人不可或缺的文化伴侣，生发创制于第二次科技革命，并在第二次科技革命中得到广泛普及。如果说造纸术、印刷术是人类文化中语言和文字的符号表达，那么电影、广播、电视则是人类文化中声音和影像的形制表达，极大地开阔了人类的眼界和心智，丰富了人类的生活和意趣。现代化交通工具的出现和普及，使得文化产品的运输数量更大、速度更快。第二次科技革命，促进了现代文化产业门类的新生和发展。第三次科技革命，人类社会的面貌再次焕然一新。科技创新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决定性要素、主要推动力。高新技术层出不穷，应用转化大大加快，新型文化产品、新型文化业态、文化产业新兴门类不断出现，文化产业与科技因子结合愈发紧密。彩色电视机、宽银幕电影、立体声电影、磁带录像机、盒式录音机、电视卫星、微型计算机、手机、数码录音唱片、随身听、CD媒体格式这些伟大的发明创新，极大地激发了文化传媒产业的发展，不可思议地改变了人类生活。互联网、信息技术、数字技术、网络传输技术的发明、传播、普及，深刻地改变了文化产业的存在形态和人们的文化接受心理。文化产业的发展越来越融合信息技术、数字技术、网络技术等高新技术因子，现代文化产业因之不断向高新技术产业攀爬奔跑。从中国古代科技文化的发展历史来看，科技与文化也是密不可分、互为支撑的。秦汉、三国、两晋和南北朝，古代科技文化体系初步建立和发展。主要内容是农学、医学、算术、天文学。隋唐文化，规制恢宏大度，创造力活泛激越，这是中国古典文化的全盛时代。唐代经济文化的休养发展，为宋元时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辉煌打下坚实基础。中国具有世界意义的古代四大发明有三个出现在宋代———火药、指南针、印刷术。在古代科学门类化整为零分别研究的基础上，还对各门实用科学进行化零为整的综合研究。在科技发展取得辉煌成就的同时，宋代的哲学和文学也展大家气派———浓淡相宜，成熟挟敛，体系醇熟，执中望远。明清两代，世界巨变，中国历史即将进入第二次大变革时代。中国科技文化的发展呈现了新的样貌。明清开始对古代传统科学技术体系中的一些领域进行综合总结，这是中国传统科学技术文化发展已近尾声的表现。此尾声衔接彼端始。这个端始就是西方耶稣会传教士给中国带来的西方文化———主要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科技成就。这是中国近代科学技术文化发展序幕初露的表现。此后，西方近代科学和铁路、冶金、机械制造等主要技术陆续传入中国。中国科技发展逐渐融贯到世界科技发展的大历史当中，浩浩汤汤，无可阻挡。中国文化的样貌也因之流变，辗转曲折。
三科技创新与文化发展融合的现实基础
党的十七大报告、十七届六中全会，都着重强调科技创新对文化发展的重要推动作用，坚定文化科技创新融合理念，深入实施科技带动文化创新、增强文化产业核心竞争力战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文化产业与科技创新融合发展，努力构建文化科技支撑体系、文化科技创新体系、文化科技管理体系，实施了一系列有力举措。2010年开始实施的国家文化科技提升计划、2009年开始实施的文化部科技创新项目、2004年文化部设立的“创新奖”、2009年开始实施的国家文化创新工程，突破了行业局限，拓展了融合途径，创新了融合形态。从中央到地方，从机关到基层，对文化产业的创新发展都在凝心聚力、群策群力。辽宁省地方性行政法规《辽宁省文化产业振兴规划纲要》、《辽宁省文化厅“十二五”文化改革发展规划》都对文化发展与科技创新的互动寄予厚望并提出要求。2013年11月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紧紧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战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进文化体制机制创新，加快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和文化生产经营机制，建立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现代文化市场体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繁荣。这为促进科技创新与文化发展融合提供了广阔的现实背景。科技创新能够触动文化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需要科技创新，科技创新与文化体制改革是促进文化发展的双翼。文化体制改革为文化发展纾翼，科技创新为文化发展御风。文化体制改革作为2014年“五位一体”全方位改革的重要内容，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在2014年2月28日审议通过《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实施方案》，新一轮文化体制改革的大幕已经拉开。［3］长期以来，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发展，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总觉掣肘，不得奋飞，究其根本就在于对文化的功能、分类定位不清、认知不清，从而导致体制不明、实践不力。文化体制改革的深入实施，是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透彻发展的坚固基石、源头活水!文化体制改革走过新时期36年，特别是新世纪以来的14年，由“从动改革”到“主动改革”。新世纪以来的文化体制改革，可以从五个方面来观察思考:1．公益性文化事业领域;2．垄断性文化商品领域;3．政治性文化产品领域;4．经营性文化产业领域;5．国家文化管理体制改革。这五个领域的品类剥离、功能划分是文化体制改革的重点，也是难点。这需要对文化功能真正深刻透彻的认识，也需要对现实问题非常勇敢踏实的把握。［4］1－17国家文化管理体制改革。长期以来，政治化、行政权力化的评价机制，市场化、关系化的评价权力，使学术尊严和学术评价面目全非、雪上加霜。文化体制改革还应该加强社会机构和专家学者对文化管理的常态参与、制度参与、规范参与。文化行政管理体制亟需简政放权，转变职能，管其应所管，放其应所放。文化部已取消或下放行政许可审批项目9项，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已取消或下放29项行政管理职责。国务院2014年还将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200项以上。垄断性文化商品和政治性文化产品领域。这部分国有文化事业单位、大型文化产业集团，内部既包括政治类文化事业单位，又包括经营类文化企业单位，亦事业亦企业，纠结冲突。须要对其进行品类职能与领导体制的切分。公益性文化事业领域与经营性文化产业领域。最有效地利用公共财政，建设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统筹地区、城乡，科学论证公共文化需求、基本文化权利排序。进一步解决文化性事业单位身份、职能定位问题。同时注意监管文化系统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警惕流失贬值。经营性文化产业未来有两大发展趋势，一是文化企业的改制升级和完善发展;二是文化企业的长线发展和立体发展。当前文化产业的市场化改革诉求强烈，进一步发展空间很大。探其所来，知其所往。探析科技创新与文化发展融合的源流路径，对于深入实施文化和科技相互促进战略有深刻意义。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科技也是现代文化产业发展第一推动力。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在20世纪90年代初提出“软实力”概念，与“硬实力”对应。这一理论随即在世界上得到广泛反响与引用。约瑟夫·奈认为，硬实力是一国的军事力量、经济实力，软实力则是文化、政治价值观、外交政策。约瑟夫·奈提出的“文化软实力”这一概念无疑具有极强的文化霸权主义色彩和后殖民主义意味，也是美国在全球推行其意识形态、价值理念的理论宣讲。如此，文化全球竞争必然带来文化安全的严重问题。因此，科技创新推动文化发展，具有保护文化安全的重要意义。
作者：陈思 潘澍 单位：东北大学 科技与社会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