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社会，管理者除了要真诚，还必须讲真话，很多时候就是因为你最后那句谎言，让前面九十九句真话的努力付之东流。也许是生活在和平年代的缘故，也许是被现代医学科技保护得太久的缘故，我们对“瘟疫”这个概念越来越陌生，甚至以为它已经远离了人类。其实不然，它将永远伴随着人类。1348至1350年，欧洲流行黑死病（腺鼠疫），两三年时间2500多万人死于该病，几乎是当时欧洲人口的一半；l831年，欧洲流行霍乱，90多万人死亡；l917至1919年，流行性感冒在全世界流行，又有2500多万人死于该病。中华大地，物华天宝，大部朝代都有二三百年的稳定期，但全国人口增长缓慢，从明朝中后期到民国年间，人口都在四万万（四亿）上下徘徊。要说当年既没有“计划生育”一说，也没有什么“大规模杀伤武器”，所谓的战争也只是类似于群殴的棍棒打斗，全国总人口为什么就上不去呢？答案只有一个：瘟疫！在人类历史上，瘟疫所带来的灾害，远比战争更甚。瘟疫所到之处，百里无鸡鸣。“非典”就是一种地地道道的、不折不扣的瘟疫，一种人类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新型瘟疫，它唤起了人们对于瘟疫的恐怖记忆。古今中外的很多文艺作品，惯常于颂扬那些杀人无数、功成骨枯的所谓“英雄”。在《风云2003》里，我们想要颂扬的，却是那些直面瘟疫、救死扶伤的有名的、无名的英雄，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属于全人类的英雄。如果要在这个戏里找主旋律，这就是我们选定的主旋律！在讲述重大社会话题过程中，相对于新闻和影视，戏剧可能会迟到，但我们不会缺席。这些年来从各个角度、各个层面讲述“非典”的文章以及文艺作品可谓连篇累牍，但似乎还没有哪部作品正面讲述广东高层在“四停四不停”决策过程中的纠结，以及这个重大决策背后可能面临的社会风险和政治风险，也不知道高层在作出这个决策背后的科学求真精神。我们认为，十年后再来写“非典”，这个遗阙必须补上。
十年后再来写“非典”，我们必须有十年来的沉思，以及十年来的反省。去年四五月间，剧本创作正进入紧张阶段，H7N9禽流感不期而至，华东、华北各地都发现了疫情。H7N9病毒传播力虽然弱于“非典”，但死亡率却远远高于“非典”（至少从当时数据上看是这样的），但与十年前“非典”来袭时的大动荡形成鲜明相比的，是今天社会的从容和淡定，以及对政府和医院机构的信任与支持。这种从容和淡定、信任与支持，可以说是十年前“非典”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它给我们这个社会带来的改变极其深远，无论是信息公开、科学决策，也无论是重大疫情预警机制的建立、基层公共卫生设施的建设等等。“非典”五年后，汶川大地震骤临，这时的中国社会已经变得成熟，世人已经看到了中国的进步。既然把抗“非典”故事写成一个戏，我们更希望《风云2003》是个艺术品。在剧中，第一组人物是关山、于力、万川，他们当年是医科大学的同学。关山一直在搞专业，是国内呼吸疾病研究权威。而于力则走了仕途，当了省卫生厅厅长。万川既想走仕途，又不想放弃专业，最后当了医院院长。在这三个人物中，于力无疑就是代表政府的，而关山则是代表科学家群体的。万川作为院长，是现行制度的执行者，在疫情骤降之际，他的传统思维与关山的科学精神不可避免地产生冲突。有人认为，这个戏是在写人类与大自然（瘟疫）的冲突，其实我们更想讲述的，是传统思维与现代精神的冲突。在这个戏里，现代精神战胜了传统思维。作为传统思维的代表者，万川付出了血的代价，他是需要反省和忏悔的。我们并不否认，关山在戏里的形象是那么的高大，那么的光辉。大家都能看出来，关山的原型来自于钟南山院士。现实中的钟南山就是这么的高大，这么的光辉！他不但在专业领域独领风骚，在社会公共领域也体现了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和担当，在每年的全国、省市“两会”上，都能听到他在为民生而疾呼。我们实在不愿意、也不会在戏里写他的一点点的、那怕是一瞬间的懦怯或犹豫。或许写一写人物内心的另一面，形象就会更加真实，更加有血有肉。但我们不愿意这样做，因为那不是真实的钟南山，或者不是我们所见到的钟南山，也不是我们笔下创作出来的关山。“非典”十周年之际，有媒体采访钟南山，他说的一句话一直让我深思：“灾难来临的时候，我们是天使。等灾难过去了，我们又成了魔鬼。”是谁让医护人员在天使与魔鬼之间瞬间转换的呢？显然，这已经是另一部戏的故事了。另一组人物无疑就是万丰和方兰这对小夫妻了。
有的专家曾经问，为什么不在戏里正面描写医护人员的牺牲，而把笔墨放在了记者万丰罹难的情节上？这里我主要有两点考虑：一是戏曲贵在曲，方兰奔赴抗“非典”第一线，而牺牲的却是她的丈夫万丰，这样写才能“曲”；二是我仍旧没有忘却那个在抗“非典”期间劳累而死的青年干部，当年抗“非典”是全民的、全人类的抗“非典”，不仅仅是医护人员在单独战斗。方兰这个人物也是有原型的。当年写下《护士长日记》的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护士长张积慧也到剧场观看了首演，她笔下的“单程票”不知感动了多少人，而当看到剧中“单程票”那场戏时，她泪流满面。场景、故事可能有所不同，但感情总是相似的，相通的。十年前《护士长日记》的“单程票”感动了国人，十年后舞台上的“单程票”感动了现实原型，一个戏能够做到这点，足矣！首演结束时，领导、嘉宾和医护人员代表上台与演员握手谢幕，一个老同志含着热泪，紧紧地握着主演丁凡（饰演关山）的手说：“感谢感谢！感谢你们！”首演结束的那天晚上，省文化厅方健宏厅长收到一条短信，发信者是一个医院的退休院长，这条短信说：“我代表全省56万医护工作者感谢你们，你们演了一台好戏！”在这里说这些小花絮，可能有自我贴金的嫌疑，但却是观众尤其是医护系统观众观剧后的真实反应。也许，他们“被魔鬼”太久了，以至于忘却了自己原本是个天使。这个戏唤醒了人们对“非典”的记忆，同时也在呼唤全社会要尊重、关爱、支持医疗机构和医护人员。或许医疗系统还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少数医护人员还存在这样或那样的违规行为。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医疗机构是人类最后的庇护所，医护人员是人体最后的修理工，他们的毁灭，必将导致人类自身的毁灭。导演熊源伟先生在导演阐述中提到，要“把意识形态的诉求，表现为艺术形式的追求”，他把本剧的基调定为“温暖的英雄主义”。创作剧本时，我们阅读了大量的资料，包括当时的报刊、书籍，也包括十周年时的回顾文章。在张积慧的《护士长日记》里，编者收录了几封读者来信，其中人一封是上海市虹口区原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写来的，在信里他说：“我原来一直误解着广东人似乎比较懦弱，可现在你让我看到一个强大的广东正屹立在祖国的南方”广东人比较精明能干、比较会挣钱，广东人普通话说不好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但与懦弱却完全不沾边！试问中国近现代以来的重大历史变革，从推行变法维新的康梁，到结束封建制度的孙文，再到今天的改革开放，哪件与广东和广东人无关？1931年“9•18”事变之际，张学良30万东北军几乎不放一枪弃守整个东北。
1932年1月28日，当时驻扎在上海的第十九路军在没有得到中央政府有效支援的情况下，甚至在没有接到最高统帅开战命令的情况下，愤然打响了对日第一战，这就是著名的“1•28”淞沪抗战。别人不知道第十九路军是老牌粤军部队（总指挥蒋光鼐是东莞人，军长蔡廷锴是罗定人）倒也罢了，如果连上海老干部都不知道这些，还认为广东人比较懦弱，这就让我辈粤人感到有点郁闷了。我所理解的“温暖的英雄主义”，应该不同于那种“风肃肃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古典英雄主义，也不同于那种“人在阵地在”、“向我开炮”的革命英雄主义。它是一种坚韧，一种关怀，一种温暖，甚至是一种柔情，它是剧中关山对那两个想“请假”护士说出的：“别怕！无论什么时候，关叔叔都会和你们在一起。”写到这里，我还想向全省医护人员说声“对不起”，请原谅我在戏里设置了“逃兵”这个情节。因为从手头掌握的资料来看，以及在我的记忆里，“非典”期间广东医护人员没有“逃跑”的记录。既然如此，为什么还在戏里设计了朱芸、小吴护士想“请假”的情节呢？我认为在面对直接可见的死亡时，人是会感到恐惧的，会有自我保护意识的。剧中的这个情节，就是把这种恐惧和自我保护意识进一步外化，用以衬托特定环境下的那种坚强和勇敢，这当然也包括朱芸和小吴后来的坚强和勇敢。“非典”肆虐期间，台湾某医院有120多名医护人员辞职，占全院医护人员的7.7%，另一家医院154名医护人员因疑似感染“非典”被隔离，解除隔离后有21人递交了辞呈。内地一些医院也有医护人员以“请假”、“病休”借口不来上班，但这些情况广东都没有（至少是我没发现）。省中医院二沙分院护士长叶欣感染病毒因公殉职后，她生前所在医院一百多名医护人员向院部递交申请书，要求到最危险的第一线。当时的院领导拿着这份申请书，关起门来在办公室大哭了一场。我想，这就是我们想要讲述的“温暖的英雄主义”。这个戏到底是个宣传品，还是个艺术品，对于编剧来说，已经不重要了，一切任由读者、观众去评判。剧本交给了舞台，等于一个孩子长大离开了父母，以后的路只能让他自己去走，作为父母，除了祝福，还是祝福！
作者：李新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