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牧文明交融的地域文化交叉
文化是人居环境的基本要义，对聚居的动机、行为有着持久的影响，聚落文化发展既有横向的变异，又有纵向的生长，在横向变异阶段，民居以实用性为主;而在纵向生长阶段，民居则是以适应性为主进行发展。横向和纵向的共同作用促进了民居及景观的演变定型，成为交叉文化的物质表现形式。冀蒙交汇区域受到来自祖籍地民居记忆的变异外力和内蒙古特殊地域生长内力的共同作用，同时也导致物质载体生土民居景观和景观受到多层次的交叉影响。首先表现为生土民居材料、建筑技艺及围合空间等基本元素对表层器物文化交叉的诠释。其次表现为对生产方式、活动组织等等的中层制度文化交叉对外化形式如院落、街巷结构的影响。精神文化属于深层结构，在文化结构中起决定作用，蒙汉相互融合形成的创生文化是影响聚落民居共性景观营造最为活跃的因素。
二、冀蒙交汇区域传统生土民居景观的地域适应性分析
冀蒙交汇区域生土民居作为一种具有明显地域性特征的乡村景观，是当地人与地域自然、社会和文化相融合相适应的产物，反映出顺应地域特征并对当地环境作出积极适应的姿态。具体地表现在对自然环境、社会文化、资源技术和生活生产方式适应等几个方面。
1．生态环境适应性的民居景观营造模式
任何文化景观无不打上环境的烙印，均与所在的自然环境密切相关。正如G．勃罗德彭特《建筑设计与人文科学》所说:“建屋的基本理由是改变大自然所给的气候，方便舒适地进行一些人类活动。所有建筑终须完成此项目的———在人的需要与特定地理气候之间达成协调。”第一，适应气候环境的民居选址。冀蒙交汇区域多低山丘陵区、缓坡丘陵，气候寒冷干燥且风力强劲，村落大都选址在南低北高的向阳坡地上，不但屏挡西北寒风并争取良好的日照，而且南面开阔的农田和牧场也形成良好的视觉空间，形成依山傍水土肥草美的格局。同时由于坡地周围地势平坦，所以远处的低山丘陵阴山成为村落的对景景观。背坡向阳的选址原则为民居建筑景观的建立和发展提供了基础条件，是构成民居景观的自然基质。第二，适应气候环境的空间布局。由于冀蒙交汇区域地广人稀，土地资源相对丰富，总体布局采用疏松行列式布置形式，聚落的主要道路大多沿东西向成带形分布，正房坐北朝南稍偏东，院落、街道的间距较大。这种布局的特点是绝大部分建筑物之间避免相互遮挡，从而有利于争取良好的太阳辐射和采光条件。为了弥补建筑景观群体组合的单调，民居利用天然坡度建成生土民居，高低错落，布局灵活。造成了其村落景观空间自由随意，反倒似有步移景异的效果。聚落的空间布局、整体轮廓有机展开，强化了聚落民居的景观空间肌理。第三，适应气候环境的民居形态。在漫长而严寒的冬季，保温和采暖成为冀蒙交汇地区生土民居最为关键的问题。墙体除了起到维护、分割空间的作用，而且也是防寒保暖的重要环节。墙体材料通常以当地的石材、土墼为主，外侧涂抹夹草泥作为保护层。外墙厚度一般都在600mm以上，内墙达到400mm。民居只在南向开窗，以减少室内热量向外散失。由于本地少雨水，当地民居建筑屋顶多设置为平顶或囤顶，在减少资源的同时有效增强对风的抵抗能力。封闭厚重、质朴苍茫的刚性生土外形与晾晒的农作物或柴草的屋顶柔性景观组合在一起具有别样的审美特征。第四，民居形制与院落组织。建筑形制在应对寒冷气候时，体型系数相同基础上南向面积越大得到的太阳辐射热量越多，因此民居的平面布局在维持一定进深的基础上沿面阔方向增加南向开间数量。形成了现有的这种矩形平面形式，其中每间架进深约在4．8至5．8m、开间2．6至3．2m之间。院落占地面积普遍较大，房屋布置得比较松散，有利于满足冬季对日照辐射的需求。民居平面形状取圆形和近似于正方形，不仅使一定建筑空间下的外围护面积最小，耗热量最小，而且在提高整体抗风能力上也是尚佳的选择。
2．技术资源适应性的民居景观营造模式
建筑的营造技艺和取材的差异是构成民居景观特质的主要手段，任何建筑都是凭借一定的物质材料和建造方法构建而成的。冀蒙交汇区域木材资源匮乏，这不但影响到木材在这一地区民居建筑用料中的比重，更直接导致以生土为代表的建筑材料的广泛采用。土作为造价最为低廉建筑材料和蓄热性能好的材料，加上地处草原的优势，韧性极强植物纤维材料与少量木材一道构建起独具一格的民居材料体系。在民居营建中，稍加修饰的泥土墙和外形使整个建筑群风貌呈现黄土的自然质朴本色，使聚落和自然环境能够成为有机统一体，民居以原生态存在成为了自然生态景观的一部分。发源于中原的土墼营建技术随着汉民传播到冀蒙交汇区域并得到了发展。制墼过程为先将粘土用水拌合成泥，然后放入一定尺寸的生铁打造的做模具中，再用泥刮刀将泥面与坯模抹平成型，最后利用太阳的光热干燥制成。土墼尺寸多为384mm×256mm×70mm，是建造生土民居的基本模数。在民居的建造过程中，为了防潮防水防冻，地基挖到冻层(1．2m)，以毛石加上草泥建造。民居采用木构框架与土墼墙体结合的做法，土墼墙的砌筑方式多为顺砖与丁砖交替式，木构框架的梁檩椽结构一般建在立柱或承重墙上，置檩木再挂椽子，椽子以上铺取自草原地区特有的红柳条，再覆以厚重的夹草泥，厚度约150mm，外表面全部用100mm厚草泥浆抹平。此外，利用当地草甸湿地的生土体，将其削切成大小适中的夹杂草根的块状体，主要用作围墙的砌筑。土墼墙体、草皮院墙、石材根基通过不同的砌筑方式，增加生土的空间语言表达，强调出丰富肌理组合的效果。
3．农牧经济共同体适应性的民居景观营造模式
居民的生活方式是使民居景观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关键，是给人以场所感染力的根本原因。建筑学家路易斯•康认为营造秩序空间配置是由自己的生活开始的，是一种行动的秩序、空间的秩序和多样的秩序。本地生活秩序兼具饲养牲畜和耕种农作物，配套的生土杂屋、畜棚设置和菜园布置在庭院内，形成一种庭院经济。这些空间构成没有固定的格局和定式，可以随时根据具体的生产方式进行重新划分。侧重农耕则仓储、种植辅助面积所占比例较大，侧重畜牧则饲养需求尺度大一些。而且在原型基础上加建的情况有效地避免了景观要素的单调和呆板，创造出多义性、随意性的空间景观格局。块状草皮围隔出低矮囫囵小院有助于彼此亲近消除隔阂，形成了特殊的社会交往功能，使民族迁徙型聚落互助合作、和谐融洽的人居行为在场所中得以实现。农牧生产是聚落空间的功能核心，由此产生的农牧组织模式对村落空间结构的形成有重要的影响。通常情况下，农田的空间框架划分的横平竖直规则格网和草场模糊性多路径自由网格共同存在向村落内部空间线性延续的力量，对村落聚景观形成产生重要影响。空间纹理的自由和规则在这种村庄空间模式中得到很好融合，结果使街道空间景观结构组织同时具备统一性和突变异质性，形成了充实饱满、丰富多样的有机统一的景观意象。
4．生土民居对蒙文化与汉文化的适应性
由于文化的跨区域传播，作为民族文化的载体的民居景观不得不适应迁入地的环境而发生一定的整合，逐渐形成了与该地域自然环境相契合的文化，造成了独特的固有风格和显著特征。首先，物质文化的渐次适应。塞外移民与蒙古土著族群在长期杂居共处的动态交往中，首先是物质文化的相互接纳和认同融合，内容变化上表现出一种渐次性。如蒙古族不是由移动蒙古包直接住进平顶屋的，而是经过了若干中间形态。先由移动的蒙古包到固定的蒙古包再到圆形屋，然后才是近似于汉族的平顶屋。而汉族工匠首先是将认为最喜欢的、吉祥的、便利的或与自己习惯最为接近的内容糅合进来，结合融合蒙古族厚重、粗犷的民族特征，日久天长最终形成了兼采双方优长的复合型文化形态。其次，制度文化的转化适应。汉地移民远离传统意义上的中原地区，原先的家族瓦解、宗族关系断裂，不仅没有完全延续有利于宗法思想维护的汉式合院模式，而且民居外形也不再像以前讲究和刻板，变得更加贴近自然。在陌生环境下，中国乡土社会中的族长统治的在移民入地转化为能者居之。一种既由能者牵头，统一集资并建造的民居建造模式成熟起来，以一种特有的文化表达向自然的力量宣示人类的集体抵抗意识，是对人类自我价值的充分肯定。再次，精神文化的融合适应。蒙汉民众利用乡土资源，与土地融为一体，创造了传统建筑中的土性文化。就其建造本质来讲，强调突显出因地制宜，力求与自然相融合的理性环境意识和返璞归真的居住文化。这里反映的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审美情趣，也表达出在恶劣地理环境中的生存激情，表现了包括蒙汉两族在内的中华先民对理想人居环境的共同向往和追求，从而获得超自然的精神启迪。
三、结语
综上所述，虽然冀蒙交汇区域生土民居景观的自然属性处于低层次，但是它的产生和发展都是根植于当地特定的多元交叉性地域环境，使用地方材料、适应生产生活习惯及符合地方文化传统等等，以有机协调的姿态从人与自然融合的角度展示了生土建筑的特有优势，是真正的“没有建筑师的建筑”。在全球化的今天，作为中华民居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笔者尽量做到深入地梳理与分析，在学习研究生土民居景观原有适应性经验的基础上，为实现聚落民居保护改建和复兴再生奠定理论基础。
作者：胡青宇 吕跃东 陈新亮 单位：河北北方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