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先秦与秦汉时期，《乐记》这部以系统、完整论述著称的儒家艺术理论著作，成为这段时期乃至整个中国艺术理论史上的一朵奇葩。特别在中国音乐美学界，对它的研究已经持续了百年之久，研究成果之丰硕是有目共睹的。从研究的范围来看，主要集中在：《乐记》版本、成书年代和作者的研究；《乐记》哲学思想基础的研究；《乐记》音乐美学思想的研究，其中包括音乐本源的研究、音乐与情感关系的研究、“乐”的内容与形式的研究、音乐与社会的关系的研究以及“音心对映”之争。为了进一步加深对《乐记》的理解，本文尝试从哲学角度对其所体现的音乐观点加以分析，以对《乐记》中“乐”的功用进行哲学上的阐释。
一、“乐”的政治哲学功用
自先秦以来，相当一部分统治者们都非常重视音乐的教化作用。音乐能够引发人们不同的思想情感，甚至会形成不同的民情和民风。因此，统治者们认为，只有调和了百姓的思想，才能使其服从自己的统治，这样社会也就会变得安定而团结。在《乐记》的论述中，我们发现“乐”与治国安邦之道紧密的结合在一起。为什么“乐”会有着这样的功用呢？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乐”能够对人“心”产生影响。《乐记乐言》写道：“志微、噍杀之音作，而民思忧；啴谐、慢易、繁文、简节之音作，而民康乐；粗厉、猛起、奋末、广贲之音作，而民刚毅；廉直、劲正、庄诚之音作，而民肃敬；宽裕、肉好、顺成、和动之音作，而民慈爱；流辟、邪散、狄成、涤滥之音作，而民淫乱。1”很显然，不同的音调能够使人产生不同的情感状态、如果社会中充斥着靡靡之音，人们会因此变得心智烦乱、道德败坏，从而不利于政治稳定和社会和谐。
第二，“乐”能够反映一定的社会状况。《乐记》中写道：“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2”也就是说“治世之音”、“乱世之音”、“亡国之音”，是在不同政治状况下所产生的“音”。太平时代的音乐安详欢乐，反映社会和谐、政治稳定；乱世之音幽怨愤怒，反映社会混乱、政治动荡；亡国之音悲哀而忧郁，反映人民的生活艰难困苦。因此“声音之道，与政通矣。”那么，“审乐”便能“知政”了。从上文的分析来看，音乐不仅能真实而深刻地反映世俗情感、人事善恶、政治状况，通过音乐可以辨别政治的得失，领悟治国的道理。
第三，“乐”能够教化人民。《乐记乐本》中写道：“夫物之感人无穷，而人之好恶无节，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于是有悖逆诈伪之心，有淫泆作乱之事，是故强者胁弱，众者暴寡，知者诈愚，勇者苦怯，疾病不养，老幼孤独不得其所。此大乱之道也。是故先王之制礼乐，人为之节。3”也就是说，由于人“心”容易受到外界事物的干扰，加上音乐不仅能够对人“心”产生影响，还能反映当时社会的状况。因此，为了避免人“心”受到不好事物的诱惑而不利于治国安邦，古代君王便制“礼乐”以求得对人民的规范，从而达到安定民心的目的。
正是由于以上三点，“乐”才以治国之法为名成为政治统治的工具。于是统治者们制定“礼乐”，一方面是借“乐”以观察社会状况、民风正邪和政治得失；另一方面用音乐来引导人们修养身心、调整行为，使其内心平和、心境宽广，促进社会的安定团结、和谐兴旺。
二、“乐”的伦理哲学功用
儒家哲学常被认为是“入世”的哲学，强调社会中的人际关系和人事，并且带有明显的道德伦理色彩，而这一点恰恰体现在“仁”、“礼”之中。在《乐记》的论述之中，“乐”也被赋予了这样的内涵，我认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之中。
第一，“礼”、“乐”并举、“乐”主内，“礼”主外。
“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4”。“乐”可以和同人们的情感，“礼”是为了建立人们之间的等级差别。协调能够使人们亲近，差异能够使人们互相尊敬，这便是《乐记》对“礼”“乐”进行的一个分工。正是由于礼与乐二者作用不同，所以，在政治伦理上就产生了不同的影响:“故乐也者，动于内者也；礼也者，动于外者也。乐极和，礼极顺，内和而外顺，则民瞻其颜色而弗与争也，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焉。故德辉动于内，而民莫不承听，理发诸外，而民莫不承顺。5”这也就是说，音乐是由人内心发出，偏重于治心；礼由外貌表现出来，偏重于从外在行为上规范人。音乐由内心发出所以能够使人平静，礼在外貌表现所以就有一定的规矩和形式，这就印证了“合情饰貌”这一说法，形成“乐”主内，“礼”主外的情形，使得音乐内化于人、礼外化于人，使得人不仅从内心自觉自愿遵礼而行，而且使礼的秩序与规范也得到认同。因此礼乐配合，才能使人们内则无怨，外则不争，使社会呈现一种所谓内和外顺的礼乐之治的升平景象。
第二，“礼乐”以配天地。中国古代一直追求天、地、人之间的关系，力求达到这三者之间的平衡与统一。为了追求这种统一，人就必须效法高高在上的天，并且中国古代的社会行为与人类活动始终运用这种方法，并统一在“天人合一”的框架之内。在《乐记》中，“乐”与“礼”也并没有局限于仅仅“主内”“主外”的状况，它提出“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礼”“乐”相结合便能够将人与自然统一起来，遵循“礼”“乐”就是遵循自然规律，从而使得心灵、社会都处在和谐、井然有序的状态。但是对于制作礼乐来说“过制则乱，过作则暴”，即不按天地自然规律而制作的礼乐，必然给人类社会带来暴乱。另外，“礼”“乐”与“地”“天”的对应，也反映出天地之理的不可改变性，永恒性和客观性，那么由此制定的音乐所反映的道理也是具有这些属性的。又及，《乐礼》指出“地气上齐，天气下降，阴阳相摩，天地相荡；鼓之以雷霆，奋之以风雨，动之以四时，选煖之以日月，而百化兴焉。6”这些都是自然界的现象，若“乐”能够体现这些自然之理，“如此，则乐者，天地之和也。”由此看来，“乐”的“和”正是以天地的和谐以及天地的定位为基础，在阴阳刚柔的对立统一中追求和谐与变化，以便天地相荡、风雨日月交替、万物生长，最终形成自然界的普遍和谐运动，那么，音乐的和谐便包含于宇宙的和谐之中了，这正体现出“礼”、“乐”所反映出天地之间动静交合，万物生生化化的状况，由此得出，礼乐已经上升到了一个极高的层次，即与天地相融、礼、乐、地、天四位一体。它能够彰显天地之情、神明之德，体现万物生长之道，能够领“父子君臣之节”，这便是礼乐所必须体现的意义。
由上文可以得出，“乐”是与社会紧密相联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乐”的伦理哲学功用也是以治国为基本目的。
三、“乐”的修身哲学功用
中国传统文化非常注重个体道德的修养，而儒家的“修身”哲学正是从这一点出发，通过运用“礼乐”，使人内外兼修，达到“仁”、“德”的目的。
第一、儒家修身思想与伦理思想一样，同样是围绕“仁”与“礼”来展开的。对于这一点，在上文之中已经对“礼”与“乐”进行了详尽的分析，而我们也不难看出“礼”对人的行为进行调节，使人修养成器，使人完备，正如孔子所说的“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人们的一切行为都要度于礼，立于礼，约之以礼，节之以礼，齐之以礼，“乐”却肩负着治心的重任。《乐记乐论》中写道：“仁近于乐”即是“仁”与“乐”有着相似的性质，这种性质即是“敦和”。《乐记》中认为“乐”是用以配天的，天的和谐即为乐的和谐，那么“仁”也包含着和谐的性质，孔子曾说：“修身以道，修道以仁。”而“乐”恰好符合这样要求，通过“乐”的修身，使“仁”的德行修养变成一种内在的、自觉的道德规范，其直接的目的也是为了协调人与天之间的关系，形成人与天的和谐统一。
第二、注重“德”的培养。这种道德修养需要通过一定的方法来实现，《乐记》就认为“乐”对实现道德修养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在《乐记乐象》指出：“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比类以成其行。奸声乱色不留聪明；淫乐慝礼不接心术；惰慢邪辟之气不设于身体。使耳目、鼻口、心知、百体皆由顺正以行其义，然后发以声音，而文以琴瑟，动以干戚，饰以羽旄，从以箫管，奋至德之光，动四气之和，以著万物之理。7”也就是说君子避免让这种奸邪的声音感染到自己，使自己的身心都能够合乎道德的准则，然后再演奏音乐，这样的话音乐就可以发扬“至德”的光辉，从这一点来看，君子以追求“德”为人生最终目标，而合乎伦理道德的音乐能够体现出“德”，那么通过“乐”来使自己的身心达到德行兼备。因此，《乐记乐化》指出“君子曰：礼乐不可斯须去身。致乐以治心，则易直子谅之心油然生矣。易直子谅之心生则乐，乐则安，安则久，久则天，天则神。天则不言而信，神则不怒而威。致乐以治心者也。8”由上文可以看出，“乐”在修身方面所要达到的目的——以“乐”的道理来规范人心，在潜移默化中以情感人，在心悦诚服中以德化人，从思想和精神上来改造人。
四、“乐”追求的境界
通过上文的分析，笔者认为《乐记》中“乐”不仅仅体现了以上哲学功用，更重要的是，“乐”必须追求“德”与“仁”的境界。
第一、“乐”奋“至德”之光。在上文中已经提及了“乐”与“德”的关系，至此本文将进行进一步的说明。《乐记》认为自古以来，“乐”便与“德”相连的，《乐记乐施》所记载的这一段话：“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夔始制乐，以赏诸侯。故天子之为乐也，以赏诸侯之有德者也。9”便是很好的证明，并且通过音乐还能够反映出君王德行的好坏。在《乐记》中，种种论述都表明“德”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它不仅认为“乐者，所以象德也”，还认为“乐者，德之华也”。在它的各个篇章中，多次强调音乐要表现德行、表彰德行，要发扬“至德”的光辉，遵循“德成而上，艺成而下”的法则，要与礼形成统一的意志，形成一定的社会道德规范。由此，对于“乐”来说，其必须是“德”的体现。只有真正的拥有“德”，音乐才能充分发挥其作用，使得天地之常理到人的本性都充满着“德”性的光辉，这样的乐才是通达于天、地、人之间的。
第二、“乐”是“仁”的体现。以孔子为代表儒家思想是在“仁”的基础上建立的，上文已经提出“仁”与“乐”有着相似的性质，不仅如此，“乐”还是“仁”的体现。孔子曾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于乐何？”（《论语八佾》）由此来看“仁”不仅是“礼”的内在根据，而且是《乐记》中所论述的“礼乐”的内在核心。礼乐不仅使社会规范的外在性与道德主体的内在性相接轨，使人自身的内外道德统一，达到“克己”的目的，而且它将人类社会秩序与天地秩序对应，使人类社会遵循“天地之道”，从而达到社会与天地的和谐统一——“天仁合一”10。
因此，“乐”只有达到“德”与“仁”的境界，才能够真正成为连接天地、社会和人这三者的桥梁。
结语
从上文的分析来看，笔者认为，与其说《乐记》是一部完整的中国古代音乐美学著作，不如说是一部中国古代的音乐哲学著作。在中国古代美学史上，美学与哲学是密不可分的。“中国哲学始终不倦地在探求着如何达到一种高度完善的道德境界，而这种道德境界，当它感性现实地表现出来，成为直观和情感体验对象的时候，在中国哲学看来也就是一种审美的境界11”，而对于《乐记》来说，一方面用“仁”来对“乐”进行规定，另一方面用“乐”来实现“仁”，而这正是儒家思想所认为的“乐之美”在于“仁”的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