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韩非继承了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慎到的“势”的思想资源而加以综合发展，建立属于自己的一整套思想体系，适应了富国强兵统一天下并建立新的中央集权专制主义制度的需要，为秦统一六国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韩非完全站在专制君主的立场上设计役民驭臣之术，将君主与臣民、法治与人治对立起来，这种极端专制主义又潜伏着走向反面的危险。
关键词：韩非；综合法、术、势；极端专制主义
韩非是战国后期集“法”“术”“势”思想为一体的大法家。韩非出生于弱小的韩国，从小师从于荀子，但其思想却与荀子不同。他不善言辞，但学术成果十分丰富。《汉书﹒艺文志》著录：“《韩子》五十五篇”，而现存的《韩非子》也是五十五篇。从内容上看，两者除个别篇互有出入外，全书的思想是一贯的。
一、韩非的政治思想
作为战国法家学派的主要代表，韩非的政治思想是其学说的主要组成部分，也是《韩非子》一书的最主要的内容。他不但继承了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慎到的“势”的思想资源，而且加以综合发展，建立属于自己的一整套思想体系，并终于成为秦王朝的治国思想。可以说，韩非的思想顺应了时代的发展潮流与趋势，适应了富国强兵统一天下并建立新的中央集权专制主义制度的需要，为秦统一六国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当时的秦王嬴政、后来中国的第一个皇帝秦始皇见到他的著作时，竟然发出“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①的感叹，而他的理论主张也首先在秦国付诸实践。他的政治思想最主要的内容有：
(一)从“人性论”到“君利中心论”
韩非认为人性好利，这也是他的老师荀子的主张，但他的“好利”论却与荀子的“性恶”论不完全一样。荀子认为人性是好利多欲的，这就是“性恶”，而且他强调先天的“利”“欲”必须而且可以通过后天的努力而加以改造。韩非子同样也承认人是好利多欲的,但他强调这是人的本能，是人生存的需要，应该得到尊重，无所谓“恶”。人就是自私的，人与人交往的实质就是利益之间的交往，无需改造也改造不了。
(二)综合法﹑术﹑势的帝王之术
韩非认为，帝王要做到君主之利至上，必然要有一套可以治理天下百姓，又可以统制驾御臣子的方法。他考察了前人的经验，综合了商鞅的“法”、慎到的“术”、申不害的“势”的思想资源，终于提出了“法”“术”“势”相结合的综合统治方案。他明确宣布“法”“术”“势”都是帝王手上的工具，“人主之大物，非法则术也”(《难三》)，“势者，胜众之资也。”(《八经》)“势重者，人主之爪牙也”(《人主》)，三者缺一不可。简单说就是：帝王要充分运用“势”这一至高无上的统治地位，以“术”驾驭群臣，以“法”制服百姓，这样才能运天下于股掌之上。下面分别加以分述：1.对于法，韩非认为：“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也……”(《难三》)他认为法在治理国家中占据着关键的地位。“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有度》)“使吾法之无赦，犹入涧之必死也，则人莫之敢犯也。”(《内储说》)。因此他认为“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五蠹》)为了更能巩固其“法”的思想，达到“以法治国”的地步，他进行了更进一步的论述：“夫圣人之治国也，不恃人之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为非也。恃人之为吾善也，境内不什数；用人不得为非，一国可使齐。为治者用众而舍寡、故不务德而务法。”(《显学》)可见，韩非把治理天下的所能凭借的手段全部放在严刑峻法上面，认为一应道德教化的手段都是多余的。这显然就过于极端了，秦朝用之以治国，结果二世而亡。2.对于“势”，韩非曰：“国者，君之势也，势力者，君之马也，夫有才而无势，虽贤不能治不肖，势者，胜众之资也。”“夫尧舜生而在上位，重有十桀纣不能乱者，则势治也；桀纣生而在上位，虽有十尧舜不能治者，则势乱也。”在韩非看来，所谓“势”就是君主承袭下来的统治地位，它是一种无价之宝，是使臣民无条件服从的“胜众之资，”但“势”可以承之于祖宗，却不能保证它永远不受挑战，而是需要君主精心经营才能维持甚至发展。而精心经营的内容不是施恩惠于民而得到民众的拥护，而是善于运用操纵“法”和“术”来制服臣民。这也是韩非思想与儒墨道诸家大不相同的地方。“势”的强调，使韩非子的思想更具有完整性。
二、韩非政治思想评价
列宁说得好：“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评价韩非的政治思想，同样要坚持这个原则。由此观之，韩非的政治思想既有突出的贡献，也有明显的不足，对后代的影响也相当复杂。
(一)值得肯定的方面
韩非生当中国从奴隶制向封建制、从分裂向统一过渡的大变革时代，他的政治思想顺应了这一时代潮流，使秦王政得到一套十分完整的统治理论和行之有效的帝王之术，特别是其“法”“术”“势”三者综合运用的理论对于巩固秦王政的政治统治与中央集权起到了非常明显的作用，使商鞅变法以来秦国积累起来的统治方略和国家实力得到进一步的加强，有力地加速了秦王朝打败六国、统一中国的进程。(在韩非的论述中，君主虽然是个例外，但他还是非常强调“明主”也一定要遵守法律。)在社会管理上还是具有普遍意义的。
(二)需要批判的方面
其一，韩非强调君主集权，但把它强调到君主权力不受任何制约，(遵守法取决于君主的自觉)这就绝对化了，势必走向反面。权力不受制约必然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会走向腐败，这是权力现象的铁律。君主因为掌握最高权力，其可能造成的危害也最为严重。其二，为了维护君主的绝对权力，韩非主张君主可以不择手段，而且替君主设计了一整套驭臣之术。由于他把君臣关系看成虎狼关系或买卖关系，所以驭臣之术除了讲求考课监察之外，更多的是讲阴谋诡计，如装聋作哑，故作糊涂；倒言反事，引人上钩；设置暗探，侦查私密；势大危主者，设法暗杀，等等，令人毛骨悚然！②这在历史上起了很坏的作用。其三，他迷信法、术、势的作用，认为君主凭借权势、律法、术数就可解决任何问题，对儒家的施仁政、用徳教采取完全排斥的态度；认为有了法，中等之主甚至桀纣只要“抱法处势”也可以治天下，真是大谬不然！因为“徒法不可以自行”，没有一支有操守的执法群体，法是不可能得到贯彻落实的。所以，法治与人治是缺一不可的(这里的“人治”指的其实是执法者的主观能动性)，故邓小平也说“要通过改革，处理好法治和人治的关系，处理好党和政府的关系。”③单纯的人治与法治都是片面的。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只有人治而忽视法治，社会就没有权威性的秩序，国家将导致混乱；只有法治而忽视人治，除了“徒法不可以自行”外，在专制时代由于立法者是君主，律法往往非常严苛刻薄，迫使人民不得不起而反抗。贾谊《过秦论》总结秦二世而亡的原因归结为“仁义不施，攻守之势异也。”正是指出了这方面的缺陷。
作者：庄树宗 单位：泉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