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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摩尼教”研究的两条路向

  历史上的摩尼教在传教语言上的灵活性造成了摩尼教文献的多语种性,进而注定了,摩尼教研究的国际性。令人欣喜的是,华人学者在这个国际性的领域中已经做出了足以成一家之言、占一席之地的贡献。在笔者看来,汉语的摩尼教研究大致可以被分别纳入两条路向:一类是探析摩尼教的概念、教义与伦理,一类是沿着中西交通史与民族史的道路考索摩尼教在东亚的传播与发展。在最近几年中,汉语摩尼教研究在这两条路向上俱有可喜表现:在教义研究的路向上,在马小鹤先生于2008年出版《摩尼教与古代西域史研究》一书之后,芮传明先生的《东方摩尼教研究》又于次年付梓;在中西交通与民族史的路向上,在林悟殊先生6年前的《中古三夷教辩证》之后,王小甫、李树辉、桂林、杨富学、王媛媛等诸位先生都有令人注目的新文章。下文仅以芮传明《东方摩尼教研究》与王小甫《回鹘改宗摩尼教新探》(在下文中分别简称《东方》与《改宗》)为探讨之契机,以略陈陋见为限。
  
  一、“东方摩尼教”的概念
  
  在上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国学者对摩尼教的研究即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耿世民先生对回鹘文摩尼教文献的研究与林悟殊先生的《摩尼教及其东渐》就是其中的标志性成果。约近十年来,芮传明先生在摩尼教研究方面也发表了一系列有价值的研究论文,而200g年出版的《东方》一书不仅总结了他在前一阶段十余年中的相关研究,还代表了他本人的“修正之想”,应能被视为集中反映作者成熟观点的代表之作。全书篇幅达30余万字,除《自序》外共分为《导言:创教史与研究史》、《上编:神、魔名号考释》、《中编:基本教义研究》、《下编:文化交流探讨》等4编16章,另有附录《摩尼教汉语典籍校注》(包括《摩尼教残经》、《摩尼光佛教法仪略》与《下部赞》这三大汉语摩尼教原始史料)及《主要参考文献略语表》。通书读来,除《导言》部分的3章之外,其余的各章几乎全部达到了深入的研究论文的程度。
  摩尼教的一手史料与研究著作具有突出的多语种性,这当然为中国的研究者们构筑了巨大的障碍。难得的是,《东方》不仅深入地利用了中文的摩尼教史料并比照相关佛教文献进行阐发,还广泛地借助了丰富的中亚、西亚与西方文献展开分析,即使是在面l临科普特文、叙利亚文、阿拉伯文、帕提亚文、中古波斯文、粟特文、突厥文等语种的材料时,仍能尽量借助现代西方语言的译本来进行介绍。可以预期,继林之《东渐》与马之《西域》后,《东方》一书将会成为汉语摩尼教研究中的又一部必读参考书。可以说,作者在《自序》中所谓的“不无微小贡献”,只是过谦之辞。
  在简练的《自序》中,作者如此为该书之书名解题:其一,就地理概念而言,“本书研究的主题更多的是与前赴东方的摩尼教有关”;其二,作者认为,就教义而言,“东传的摩尼教和西传的摩尼教确实有着一定的区别”,“西传摩尼教的基督教色彩更为明显,而东传摩尼教的佛教因素更为突出”;其三,本书还相当关注“摩尼教在东方的演变以及与东方文化的相互影响问题”,因为“这也是东传摩尼教的特色之一”。鉴于芮著所谓的“与东方文化的相互影响”主要体现于摩尼教与佛教的互动,上述的第二、三两点考虑实际上也可以归为一条:东传摩尼教体现了相当程度的佛教因素,因此有必要提出“东方摩尼教”这一概念。
  作为一种融入了多种宗教之因素的综合性宗教,说佛教对摩尼教有一定影响,这并非新论。但是,《东方》对二教互动关系的探讨是相当深入的。通书读来,探讨佛教对摩尼教之影响的文旬,俯拾皆是,以下仅举其要:“摩尼”(Mani)这一名号有可能借自佛教的“珍珠”,“故不能排除摩尼在创教时已受佛教之直接或间接影响的可能性”;摩尼教在东渐之后进一步“佛教化”,通过对“五妙身”、“五大”等基本概念的考察就可以看出,汉文摩尼教文献使用了大量佛教术语,可以说“东方的摩尼教融入了相当多的佛教因素”。尤有说服力的是,《东方》以“树”符号为线索,通过对科普特文文献(主要是《克弗来亚》(Kephalaia)与《赞美诗》)、汉文的《摩尼教残经》和《下部赞》的比较研究显示了摩尼教在东渐中的逐渐演变,说明东传摩尼教越来越“佛教化”,甚至“与其原始教义拉开了一定的距离”,就连其固有的二元对抗性也“逐步淡化”了。
  置于西方摩尼教观的整个演变过程之中来看,芮著对“东方摩尼教”这一概念的强调与坚持就更加难能可贵了。据笔者所及,西方人理解摩尼教的基本方式大致可以被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罗马帝国晚期经历整个中世纪直至19世纪,摩尼教基本上被视为基督教的一种“异端”;第二阶段,摩尼教被视为一种深受波斯二元论宗教传统影响的综合性宗教;第三阶段,从上世纪70年代至今,由于在埃及出土的希腊文《科隆摩尼古卷》(Codex Manichaicus Coloniensis/Cologne Mani-Codex)等重要史料的发表,犹太一基督教传统对摩尼教的重大影响重新受到瞩目。按照知名的摩尼教研究者范·奥尔特的观点,《科隆摩尼古卷》足以证明:青年时代的摩尼是在犹太一基督教的环境(即浸礼教派Elchasaitcs)中长大的;原初的摩尼教教义主要是在犹太一基督教文化的影响下形成的,该教中近似于基督教的因素并不是在其西传罗马后才逐渐形成的;摩尼的激进二元论也应当被理解为对犹太一基督教传统的严格一神论的抗议。刘南强先生的锐利论断则更加远离常见陈说:虽然摩尼无疑是一位综合家,但其宗教背景是“以犹太一基督教为主的”(“predominantly Judaeo-Chris-fian”);过去普遍以为摩尼是融合三大宗教之因素而创立世界宗教的观点,应当被“彻底放弃”(“decisively a-bandoned”);琐罗亚斯德教与佛教的因素是在传播过程中得来的,不是根本性的。
  依笔者拙见,其实上述观点是可以在摩尼教的教义体系中得到支持的。众所周知,摩尼教的基本教义体系是一个以“二宗三际”为中心的神话体系。在这个庞大繁复的神话体系中,“满天神佛”的名号、地位、职责及其相互关系一直都是令人目眩的。不过,为了便于理解,我们不妨将摩尼教的神佛系统划分为两部分。其一是宇宙神话部分,主要指明尊/伟大之父的三次“召唤”,即在第一次召唤中依次产生的善母/生命之母、先意/初人及五明子(清净气、妙风、明力、妙水、妙火),在第二次召唤中依次产生的乐明/光明之友、造相/大般、净风/活灵以及五天使与呼应二神,在第三次召唤中依次产生的日光佛/第三使、电光佛/十二光明处女。在此需要特别注意两点:第一,秉承诺斯替派的一贯原则,明尊/伟大之父并不是物质世界的直接创造者,而净风/活灵才是十天八地、日月星辰的“造物主”;第二,这里的先意/初人并不是历史上的人类始祖。第二部分则是历史神话,主要内容是暗魔造出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光明分子被禁锢在人的肉体之中而迷失了本性,光明夷数/耶稣遂被派来执行拯救亚当的使命,而夷数又唤出一切使者之父即惠(慧)明使/大诺斯来拯救人类,使义人的灵魂通过卢舍那/光耀柱、二明船(日月)进入新乐园;到世界末日,光明夷数将会第二次降临,以平等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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