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在长时期田野工作的基础上，对广东地区乡村基督宗教教会某些带有普遍意义及具有地区性特征的现象给予了总结和讨论，指出了乡村教会的社会网络和新的社会空间特征；指出了乡村天主教教会所出现的文化刻板印象；本文还特别提出了广东地区乡村基督宗教所存在的“香港模式”现象，并对可能出现的“台湾经验”也做了初步的讨论。
关键词：基督宗教 广东 乡村教会 香港模式 台湾经验
作者：刘昭瑞，1955年生，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教授。
近20年来，笔者持续关注广东客家、潮汕及广府三大民系地区的某些乡村教会(教堂)，纳入考察的乡村教会的标准是：1、1950年代以前有基督宗教传播历史并有一定的文献背景资料的；2、基督宗教化程度高并对周边区域辐射能力强的单元村落(30％以上的村落成员为信徒)或教徒村(全部村民为信徒)；3、1980年代以来在某一单元地区从无到有发展特别迅速的；4、远离或较远离大、中城市的；5、与境外教会保持有较为密切联系的；6、有基本条件(主要是地方政府与教会人士的同意及协助)能保证进入正常调查研究的。上述标准中，除了最后一项为必备的条件外，其他凡符合其中3－4项标准的即在考虑之列。本着以上标准，笔者选择对若干乡村教会持续跟踪观察，最长的已有15年之久，并有一定的文字积累。①本文主要采用质性的描述，试图揭示改革开放30余年来广东乡村社会基督宗教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些带有普遍意义及具有一定特殊性的某些现象。
一、广东基督宗教的历史背景
广东省向来就是基督宗教传播与对内地辐射的重要地区，迄今各地仍然还可以看得到基督宗教各派差会活动的痕迹和某些著名早期传教士的影响。
在现有的宗教政策及开放条件下，由于广东地区毗邻港澳，境外资讯及人员相对进出便利，境外相应的宗教团体携其人员素质优势、教理教义优势、组织优势、资金优势乃至语言优势等，对广东地区的乡村基督宗教已经产生重大影响并使相当地方的乡村教会的面貌得到了根本改变，其影响并逐渐波及内地。广东乡村基督宗教的特点相比较于其他地区来说，其具备下述特点：1、地理位置的优势导致与外来相应机构或人员接触频密。2、广东乡村教会所要面对的宗族的力量与民间传统信仰的力量更为强大。3、经济相对发达与地区内区域性经济发展不平衡对广东乡村基督宗教的影响。4、众多旅居海外侨胞以及他们的宗教信仰对祖居地的影响。由于上述历史背景及其地域性特点，使得广东地区乡村基督宗教既呈现出若干值得关注的现象；即使在基督新教与天主教乡村教会之间，也呈现出较大的差异。
二、社会网络、社会空间与“资源集合体”
在社会属性上，基督教新教的乡村教会是一个具有明显网络特征的社会组织：教堂是这个网络的门户，传道点是次级网络，相互联系的每一个信仰家庭或个人则是该网络的末端。乡村教会给我们的印象是，只要我们能进入网络并能较好地借助它，我们就可以得到帮助，并能够得到相应的生存资源和顺利地到达一些特定的不为人们熟知的社会角落，不管它有多么偏僻和闭塞。共同的信仰，也造就了某一网络和其他网络的交叉和重合，因此，借助于某一乡村教会，我们还可以进入到其他乡村教会中去。
就乡村教会的成员而言，只要你是该网络中的一员，也就具有了一定的“社会资本”。按照社会学家的定义：社会资本产生于个体成员对集体期望的服从，或者视之为实际存在的或潜在的“资源集合体”。乡村基督徒的集体期望由乡村教会加以表达和促之形成，信徒对乡村教会的服从，使他们乐于在精神、物质和时间上做出奉献，乐于做认为对教会发展有利的任何事情。作为该网络的成员，也有对这一“资源集合体”利用的权利和便利。就广东地区而言，乡村教会与城市基督教会不同之处在于：城市基督教会，特别是较大城市基督教会的信徒们，具有较强的游移性，他们之所以走到了一起，依赖完全是信仰之缘，基本上没有相同的社会身份；他们彼此之间没有亲缘关系，甚至也没有地缘关系，离开教堂以后基本上没有联系。而乡村基督徒则不同，除了信仰之缘外，更重要的是由于成员之间相互存在有不同程度的血缘、婚缘等关系，再加上固定的地缘关系，使成员们更多一层社会保障，如彼此互助和关爱、精神宣泄与相互抚慰，并且不仅仅局限在教堂之中。
乡村教会的堂委会成员们在角色转换之前都是农民，现在成为专职的神职人员，其生活完全脱离了供养其家庭已经若干代土地，因此，维持日常生活的经济来源只有依靠教会的可持续性收入，而这恰恰是乡村教会能否得以发展甚至生存下来的关键。
一些具有较悠久传统的乡村教会(特别是天主教教会)，大部分有固定资产，如土地、房产等。1980年以来，有相当部分教会根据相关政策重新取得这些资产的所有权，大部分的情况是将其出租，收取租金以维持教会的运作与神职人员的生活开支。但也有一些新兴的乡村教会没有这一遗产得以继承。它们大多出现于改革开放初期，取得合法身份则更晚一些，这类新兴的乡村教会的日子显然要窘迫得多。特别是近20年来，毕业于神学院的年轻的神职人员逐渐进入乡村教会，他们生计收入的高低常常决定着一个乡村教会的能否稳定发展及是否具有活力。
在笔者观察到的广东地区乡村教会中也有一些例外，如广东省英德市某基督新教乡村教会(下简称DW教会)则是伴随着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已不可能通过买卖拥有较大规模的固定资产，因此，DW堂委会的专职神职人员的收入以及教堂的日常开支则主要依赖于教徒奉献以及诊疗所、幼儿园等的经营性收费。其中相当部分是对境外教徒来访的接待性收入。
DW教会是一个特例，该教会的朱姓长老是教会的核心人物，他对该教会成长的贡献是显而易见的，可以说是他皈依基督教前的商人经历造就了他在今天该地教会的地位，并且使得该教会有取代市(县级市)一级母会的势头。他是一个典型的“强人”式人物，也可以称之为教内的“理性行动者”。他能够很好地利用作为社会组织和社会网络的乡村教会的各种功能，例如，他对机会的敏感把握、对教会活动的热情、对海外教会力量的顺势而为、与政府管理部门人员的斡旋能力等，使得他的商人本质在乡村基督教发展的场合中长袖善舞。农民式的质朴与商人式的智慧在他身上有很好的结合，使他可以比较从容地应付各种局面，即使出现差池，人们也会因为他生而具有的农民的那一面给予理解和宽容。
围绕着乡村教会形成的网络，实际上也是传统农村社会中的一个新的社会空间，给一些人提供了实现个人价值和向上流动的机会，这主要体现在乡村教会的神职人员和管理者身上，而在乡村教会里，神职人员与事务性管理者往往是一身而二任。通过努力，他们在传统乡村社会中这一新的社会空间里得到了尊重和爱戴，他们的传统身份——农民——也因这一社会空间的建立而得以彻底改变，并以此为基础，有可能获得来自传统社会人们的尊重和认可。他们的经济地位也有了相当大的变化，如所住的较为现代的公寓式楼房、家人有接受更好教育的机会、令乡民羡慕的固定的月薪制等。在乡民的眼中，更重要的是他们社会地位的提高，如能够进入到更高级别政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