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来源批判与以色列史的重构
威尔豪森试图探讨以色列宗教的历史与发展，尤其是五经中的律法在以色列宗教史中的作用。显然，律法是以色列宗教的基础，但事实上，他认为前被掳时期的圣经作者，表现出对摩西律法传统的无知。因此，威尔豪森提出五经律法可能晚于先知书的大胆假设，他认为五经中不同的律法并非由摩西在西奈所颁布，而是以色列宗教史不同发展阶段的产物。他对经文的睿智洞察与批判阅读，旨在重构古代以色列史。这一重构是在宗教、政治与社会的范围内，通过文学来源去呈现，从而理解以色列历史的形成与发展。对威尔豪森来说，假定作者的意图与观念是至关重要的，这可以反映出文学发展的不同阶段，而每个阶段所呈现的观点是在特定的历史处境中形成的。这种对文本的假设，成为威尔豪森历史批判方法中最为重要的部分。他将文学看成是历史的来源，但是，他又清楚地看到了文本与历史的界限。他认为：《创世记》一章中的创世神话不是真的，但却是实在的，其传统对于我们理解古代民族对现实的认识，本质上具有历史价值。换言之，这些资料不是完全虚构的，而是一个民族在特定的历史处境中对现实的反映。他指出：“每一种想象，都包含有现实的因素”。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这些资料可以说是历史的。
在《以色列史绪论》中，威尔豪森指出了来源批判与历史建构之间的密切关联。威尔豪森对希伯来语的掌握，成为他运用这一方法的基础。因为，“语言风格与词汇，尤其是经文所要表达的意图，都成为他进行来源批判的明确依据。”他认为：一个特定的作者或时代，会拥有一种截然不同的语言风格、特定的术语以及语法特性，它们有别于其他作者所使用的语言，通过比较，就可以得出年代顺序。耶典与神典的语言特征，同较早时期的《阿摩司书》、《以赛亚书》与《米迦书》中的历史叙述相近。它们形成的时代大致相当。通过对文本的批判分析，威尔豪森认为祭司典的语言风格是以“一种不可言喻的玄虚”为标志，分类、列举、重复，不胜繁琐的叙述，表现出“语言的极度贫乏”。由于，祭司典来源的语言风格与其他后被掳时期的作品类似，因此，威尔豪森将这一祭司典来源归于后被掳时期。于威尔豪森而言，来源批判与历史重构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他首先以文学分析为起点，进行假设，其次推断文本形成的先后次序，最后依此呈现历史的重构。他假设：后来的作者可能熟悉先前的作者所记述的，正如祭司典作者了解申命典作者的著述，同时，二者又知悉耶典与神典的作品。
威尔豪森对“律法之地位”的质疑，成为《以色列史绪论》的开场。因为，“在十九世纪，五经研究最为激进的观念，就是将《申命记》归为约西亚时代的作品，而将五经的祭司典或利未传统视为是《申命记》之后形成的产物。”但是，威尔豪森将五经同历史书、先知书进行对比，发现五经与历史书、先知书中描述的以色列宗教史的轮廓并不一致。由此，威尔豪森梳理出五经中的律法传统所对应的三个历史时代：约西亚之前的时代、约西亚宗教改革引发的过渡时期以及被掳之后的时期，它们分别对应于耶典、申命典与祭司典。同时，威尔豪森概述了以上三种律法传统在以色列宗教史中的具体表现。他认为：耶典最初是一卷纯粹的历史书，建构了早期的以色列史。比如，大约公元前1250年，希伯来人来到埃及，而且，其编纂的有关族长与摩西的神秘故事，并不重在个体，而是呈现了一个族群形成的历史，代表着真正以色列的理想原型，然而，西奈在耶典传统的最初形式里，并没有扮演什么角色。《申命记》反映了以色列历史中的宗教改革事件。受《申命记》之影响而形成的申命学派的编修(Deuteronomistic redaction)，体现在历史书《士师记》、《撒母耳记》与《列王纪》中。它们以特定的神义论与意识形态重构了以色列史。祭司典形成于《申命记》之后，完成了对五经的修订，使之成为祭司教导与训谕的产物，也成为后被掳时代犹太教以及以色列民族生存的基础。威尔豪森认为：五经的著述并最终律法的形式固定下来，经历了发展的过程，起初是耶典，伴随着《申命记》的颁布，后来祭司典作为标准的律法要素整合进入五经中，成为明确的“摩西律法”。
在《以色列史绪论》中，威尔豪森试图说明五经中的主要律法，如《出埃及记》12章、25－31章、35－40章、《利未记》以及《民数记》中的律法部分，都属于祭司典，认为它们反映了后被掳时期犹太教的状况，并背离了先前的先知宗教。如此，五经中的祭司典律法是最后形成的，晚于历史叙述与先知训谕。威尔豪森认为：律法的出现，是对先知书的终结，也是古时自由的终结，同时，创制出一种权威。尽管，《申命记》是对先知宗教思想最为清楚的表达，但是，当其训诫成为律法，并将崇拜雅威的宗教仪式限于耶路撒冷的时候，其宗教改革的结果就是宣告先知的死亡。所罗门圣殿的重要性以及祭司的影响得到加强，后被掳时期的犹太群体创建了律法，但是，这一激进的运动偏离了早期以色列宗教，为僧侣政治铺平了道路。他认为：若不是这种“僵硬的形式”，犹太教不会在希腊罗马帝国的混乱中幸存。
三、结语
威尔豪森整合了来源批判与历史重构，关注总体的视角、假设、过程以及事件的相互关联，运用自然主义的概念去勾勒以色列神圣与世俗的历史及其发展，呈现了圣经文本的历史本质及其形成过程中的复杂性与多元性。但是，他理想化早期的以色列生活，忽略口述传统(oral tradi-tion)，过于强调先知与法典在以色列史中的重要性，蔑视宗教结构与仪式制度，对前被掳以色列与后被掳以色列之间进行彻底的划分。在圣经研究领域，倍受挑战。
首先口述传统的问题。威尔豪森对口述传统持否定的态度。形式批判(form criticism)的先驱者古克尔(Hermann Gunkel)，开始关注更小的叙述单元及其在口述传统中的起源。他探讨著述文本背后的细小的神话、传奇与民间传说，井深信每一个独立的单元，在成为五经来源之前，最初都有其自身的生活场景(Sitz im Leben)，探讨了五经文本著述形成之前的历史，从而将威尔豪森的来源推至更宽广的视域。以拉德(Gerhard yon Rad)与诺特(Martin Noth)为代表的传统历史方法(tradition-historial method)，与威尔豪森的来源批判构成张力。这种方法解释个别的传统叙述如何最终结合，并成为一个长篇著述之一部分。拉德在其代表作《六经的形式批判问题》(1938年初版)中，试图解释为何五经采用了特定的形式，即传统的单元为何不是收在一个随意的集子中，而是出现在具有历史次序的文本叙述中。拉德指出“简短的历史信条”(short historical creed，申26：5b－9)是六经的雏型。也是“救赎历史”与扩展耶典来源之历史的基础。他将耶典的形成追溯于所罗门统治时期，早于威尔豪森的推断。诺特在其《五经传统的历史》(1948年初版)中，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方法。他指出五经最初是由五个独立的传统组成，这些传统的结合发生在士师与十二支派时期，著述那时还没有形成。五经的作者是诸传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