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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昌信仰的神谕性训诫研究

  劝善书产生于北宋时期,是一种宣传伦理道德、劝诫世人行善去恶并建立道德规范的指导书。文昌信仰是由产生于远古的星宿信仰、晋朝武将张恶子信仰等合流的一种民间信仰。文昌劝善书是以文昌信仰为基础所造做的劝善书,成为明清时期劝善书的主流。本文主要以一些明清时期重要文昌劝善书为例,探讨文昌神谕性的训诫及其对社会的影响。
  关键词:文昌文化 神谕性 劝善书
  作者:谭德贵,1964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宁俊伟,1964年生,山西大学哲学社会学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一、文昌劝善书述略
  
  明清时期文昌信仰的劝善书重要的文献有《文昌帝君阴骘文》注释系列,以及《蕉窗十则》、《文帝孝经》等,主要是针对于士大夫的劝善书,在明清时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一)《文昌帝君阴骘文》注释系列
  《文昌帝君阴骘文》是劝善书的经典著作,关于它的成书时间说法不一,有成于元代、明代说,学术界迄今尚无定论。“阴骘”一词来自《尚书·洪范》:“维天阴骘下民,相协厥居。”后引申为积累阴德。《阴骘文》以“因果报应”和“天人感应”为主要依据,说明广行阴骘,即可得善报。以释道二教的戒条来规范人们的行为,使之符合儒家的伦理道德,由于文昌帝君被认为是主掌科考的神祗,故士人多崇祀之,后其影响扩大到全社会,成为全社会尊奉的大神。
  《文昌帝君阴骘文》注释系列主要有《丹桂籍注案》、《阴骘文图说》、《阴骘文图证》、《阴骘文像注》,兹分述于下:
  1、《丹桂籍注案》
  本书序中称:此书初由明颜正于“政事之暇,取阴骘文句加笺释”,其后,颜正的五世孙颜文瑞根据其见闻加以增补。至清康熙二年(1663),颜正六世孙颜生愉完成此书。在凡例中提到“《文昌帝君阴骘文》与《太上感应经》相表里,《太上感应经》注释已多,独《文昌经》未有注释”,由此可见本书是《文昌帝君阴骘文》的第一个注释本。
  本书共分为四卷,每条经文下有“注”及“案”,注为发挥经意,案则附丽征验。其文中所论以及灵验故事,均为以后的注本所采用。对于以后的《阴骘文》注本起到一个范本的作用。
  2、《阴骘文像注》
  《阴骘文像注》为大兴赵如升所刊刻。自序题刻于康熙己亥元旦,即1719年。作者在序中指明此书“固欲识字义者阅之,回心而向道。尤欲巾帼孺子目昧一丁者,观像问故、由耳闻而警醒也。”由此可见,本书主要是为下层百姓宣讲文昌阴骘文的读本。
  本书分为四卷。编排体例为首先标示经文,其后对该经文进行笺注,有图共186幅。在每卷笺注后皆有附文,卷一附有吕叔简刑戒、省刑箴、省罚箴、一清道人积福歌、太乙真人方便铭等。卷二附有唐王中书刚劝孝篇、许真君警富歌、葛真人劝赈歌等。卷三附有莲池大师放生文、莲池大师戒杀文、钟离仙祖戒淫歌、明曹状元鼐防淫篇、憨道人息讼词等。卷四附有周颠仙劝捐歌,并有多处迪吉录、袁了凡劝解文等,且有多处提到功过格,通俗易懂。
  3、《阴骘文图证》
  是书由钱塘费晓楼绘图,裘元辅书写,本书有图共88幅,为每句一图。图文之后,又有讲解,讲解分为两部分,正文部分所叙基本为《文昌帝君化书》的内容,大抵说理或引证故事。后均有附证,内容多为仙佛或前贤劝善警世之文或应验之事。
  在归安钱振伦所题跋中强调,本书是供学士文人展玩,而“非徒为流俗劝善计也”,特点为图文并茂,尤其因为知名画家费晓楼绘图,所以成为文人士子所乐于珍藏之物。
  4、《阴骘文图说》
  本书首刻于清同治元年(1862),按元、亨、利、贞分为四卷,正文一句一图或数图,每图附一故事。共有图196幅,不再有其它附录。
  此书的特色为贞卷最后附有《奉行阴骘文灵验》,共有八则,其中七则为清代,一则为明代颜章敬刻其六世祖颜廷表所注丹桂籍之事,言帝君索阅,及丰都杨大神索阅之事。在七则清代事例中,所得感应计有:科场佑助,示医疗疾,救人水火,助人发财,延人寿命,起死回生,赐人子嗣。同治后被多次翻印,流传极广,几成为民众积善消灾之时翻印的首选经典。
  
  (二)《蕉窗十则注解》
  《蕉窗十则》,托名文昌帝君所撰,撰成年代不详,现收录于《藏外道书》中清代闵鼎玉所注《蕉窗十则注解》,成书于康熙五十二年(1713)。据此可推断,本经当出于明末清初之前。在光绪庚子年(1900)五月由仪征有福读书堂重刊。
  《蕉窗十则》经文短小,仅400余字,分为上、下两部分。上部五则:一戒淫行,二戒意恶,三戒口过,四戒旷功,五戒废字。下部五则:六要敦人伦,七要净心地,八要立人品,九要慎交游,十要广教化。主要针对士子最易于犯、最难周全之处所作。沈树本作《蕉窗十则》序中称闵鼎玉注解《蕉窗十则》的原因为“虑十则之精义或未共晓,因于每句详加注解。务令信奉者如对明镜,如行玉山。有不觉其淑竦然而知所惩,油然而知其所劝也。”
  《蕉窗十则注解》中,采用古人注文广引前贤故事,期刊网http://www.400qikan.com旁征博引,尤重于朱子之学说和因果报应之说教。是书大量采用前贤名人语录来进行说理印证,其中以引朱熹之语录为最多,贯穿宋明理学理论。并引《金刚经》等佛教之语,强调“遇上等人说性理,遇下等人说因果”的教化方式。应是针对士大夫阶层的警世书。
  
  (三)《文帝孝经》
  《文帝孝经》,托名文昌帝君所作,撰成年代不详,据明大学士邱浚仲在序中称l比经作于宋代,并有明弘治五年(1492)的刻本。
  经文分为六章,分别为:育子章第一,体亲章第二,辨孝章第三,守身章第四,教孝章第五,孝感章第六。每章之后均有偈,除第五章外,均有神咒。该经核心思想是通过把孝道与神鬼奖惩联系起来,并提供了规范的孝道规则,为儒家伦理纲常与道教鬼神信仰相结合的产物。
  此经在当时社会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邱浚仲在序中高度赞扬此经是“集众孝之大成,而创千古之子则也”,称自己自幼每日诵持此经,后梦帝君告诫若能广布经文并劝世人,当使他位极人臣。于是刻经五千余卷,果得天选高擢。邱浚仲的学生、内翰林侍读学士王鏊在《文帝孝经》跋中称其老师“性不喜谈佛老,独谓曾子十八章之与帝君大旨相发明,信服圣训,如此诚以其大有功于儒教耳”,可见他认为此经与儒家《孝经》教化的功能是相同的。
  
  二、文昌信仰劝善书的诫谕方法
  
  文昌劝善书中关于劝善的内容涉及到生活中的各个方面,他所宣扬的中心思想就是劝诫全社会的民众都来进行积善成仙、利己利人、和谐社会的活动,为了能够使劝善的内容深入人心,并且为广大的信众坚定不移的履行,文昌劝善书运用了神圣教化法、赏善罚恶法来进行诫谕,现分述如下:
  
  (一)神圣教化法
  1、神谕劝诫法
  在中国传统的文化中,神谕的劝诫历来都被认为是神圣和至高无上的。文昌神在初期为护国神的形象,后在明清时转化为专司科举的大神,同时还兼有诸多神职的一位神祗。文昌信仰劝善书中,认为神灵是人伦的主宰者、裁判者,神的意志是不可以违背的,并且,神是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的,时刻在监察着人的一举一动,记录着人的善恶行为,如果人有恶念恶行时,“司过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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