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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与创造性的关系综述(2)


 聚合任务的特点是答案的唯一性或最优化,因此坚持性对这类任务具有关键影响,而消极情绪下个体的坚持性更好,因此,消极情绪比较有利于聚合任务的完成。例如,在SPT顿悟任务(要求被试识别隐藏在复杂视觉噪音中的物体)中,消极情绪比中性情绪更有利于创造性任务的解决。与此类似,李亚丹等人发现在字谜任务中,消极情绪下的正确率高于积极情绪。但是另一方面,由于积极情绪能促进更广泛的联结,也可能对聚合任务具有促进作用,因此积极情绪与消极情绪的效应之间可能不存在显著差异,例如,De Dreu等报告,在GCT顿悟任务(要求被试基于某一物体的图片碎片识别出这个物体)中,激活的积极情绪与消极情绪分别都促进了流畅性,且二者之间差异不显著。 
  Runeo和Chand的两阶段模型有助于我们理解情绪效价对不同类型创造性任务的影响。构思和评估是创造性思维的两个重要过程,发散任务主要只涉及构思,而聚合任务则同时涉及构思和评估。在发散任务中,积极情绪能较好地促进构思过程中联结的形成,因此积极情绪会表现出对消极情绪的优势;但是在聚合任务中,积极情绪虽然对构思过程有促进作用,但也因过早的乐观而限制了评估过程,而消极情绪虽然不利于广泛联结的建立,但却会通过增强行为的坚持性而促进评估过程,所以在聚合任务中,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各有其优势和劣势,因此两者的效应不存在显著差异。 
  (三)实验操作的影响 
  综合已有文献来看,除了上述情绪及创造性变量各自不同维度的影响,研究者在实验过程中所采用的实验操作也会对二者的关系产生影响。如情绪诱发的方式、任务时间的限定、分心任务的设置等。 
  1.情绪诱发方式对情绪与创造性关系的影响 
  在情绪与创造性关系的研究中,常见的情绪诱发方式有想象(如描述某种个人经历或生活事件)、材料诱发(如Velten程序、播放电影短片、观看情绪图片)、情绪处理(如提供成功或失败的反馈)三种。通过不同方式所诱发的情绪在激活水平和具体类型上均有不同,这些差异都可能会影响情绪与创造性之间的关系。 
  首先,通过不同方式所诱发出的情绪在激活水平上可能存在差异。例如,Westermann,Spies,Stahl和Hesse的研究表明,无论是积极情绪还是消极情绪,电影材料所诱发出的情绪激活水平最高,而想象、Velten程序、反馈等方式对于消极情绪的诱发效果优于积极情绪。如前所述,情绪的激活水平会影响二者的关系,因此,诱发方式对于两者关系的间接影响也就可以理解了。此外,Davis的元分析也表明,在使用了中等激活水平情绪诱发程序的研究中,情绪对创造性的影响要比使用了较低或较高激活水平诱发程序的研究中的影响更强。 
  其次,通过不同方式所诱发出的情绪的具体类型是不同的。例如,采用Velten程序或观看电影诱发积极与消极情绪时,前者仅能诱发出快乐、悲伤,后者则能诱发快乐、悲伤、愤怒、恐惧、厌恶、惊奇。Clapham曾通过Velten程序诱发积极或消极的情绪,结果表明两种条件下被试的创造性没有显著差异;但Gasper通过让被试描述最近的生活事件诱发快乐或悲伤的情绪,发现悲伤的被试在流畅性上低于快乐的被试。这种看似冲突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两个研究所采用的情绪诱发方式不同从而导致诱发出的具体情绪不同。 
  2.任务时间限定对情绪与创造性关系的影响 
  有研究发现在非限时的顿悟任务中消极情绪下的创造性高于积极情绪,但也有研究报告在限时顿悟任务中积极情绪的促进作用要高于消极情绪。那么对于任务时间的限定就可能会影响情绪对创造性的效应。Baas,De Dreu,和Nijstad的元分析表明,在限时任务中积极情绪表现出对消极情绪的优势效应,但在非限时任务中却并未发现这一优势效应。这有可能是因为在非限时任务中,消极情绪比积极情绪的效应持续更久,导致两种情绪的促进表现没有差异。 
  此外,Hirt,Levine,McDonald,Melton和Martin认为,假如被试意识到情绪诱发与创造性任务之间的关系,那么情绪对创造性的影响将会被削弱。因此,在情绪诱发和创造性任务之间是否安排分心任务也可能导致实验结果上的差异。 
  二、情绪与创造性关系的理论观点 
  针对上述情绪与创造性领域错综复杂的研究结果,研究者提出了多种理论,尝试对其进行解释和概括,下面对这些理论进行逐一介绍。 
  情绪一致性检索理论(mood—congruentretrieval theory)试图从认知的角度解释积极情绪对创造性的积极效应。该理论认为,积极情绪能激活长时记忆中更多的积极材料,产生更广泛的联结,使个体获得更丰富、更多样化的信息,因此,积极情绪能够促进发散思维和认知灵活性。这一理论是最早被提出的理论,有助于解释一种普遍的认识,即积极情绪能够促进创造性,正如Lyubomirsky,King和Diener、卢家楣,贺雯,刘伟,卢盛华等多项研究所得出的结论,而这些研究中所使用的创造性任务大多是偏重强调认知灵活性的发散任务。 
  享乐权变理论(hedonic contingency theory)则试图从动机的角度解释积极情绪的积极效应。该理论认为,积极情绪下个体会比其他情绪下更加重视某项活动的享乐结果,他们更迫切地需要通过采取某种行动来维持或提高当前的愉悦情绪,因而会投入更多的努力,从而生成更多的创造性反应。Hirt等的研究支持这一理论,他们发现,积极情绪对消极情绪的优势效应仅存在于情绪可改变组而不存在于情绪不可变组,也就是说,只有当被试认为自己的情绪可以被改变时,积极情绪才更有利于创造性,假如被试认为自己的情绪不可改变,那么积极情绪与消极情绪的效应并无不同。在情绪与创造性活动之间,大多数理论基于“情绪影响创造性”的逻辑来进行阐述——情绪会影响认知加工或动机进而对创造性产生影响,但享乐权变理论的特色在于,它的阐述基于“创造性影响情绪”的逻辑而进行——个体之所以从事创造性任务是为了维持或改进自己的情绪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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