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儒家思想是中国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学说，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主流文化。历代封建统治者都尊崇儒教为国家宗教，极力推崇和宏扬，传统民间戏曲起源于民间信仰中的傩舞、傩戏，其发展过程始终处于儒家的文化氛围之中。儒家思想为民间戏曲注入了正统的思想体系和丰富的文化因子；而深入普通民众日常生活的民间戏曲，又成为统治者宣扬和推广儒家思想文化的重要方式和渠道。
关键词：儒家思想；传统戏曲；影响
儒家思想也称为儒教或儒学，由孔子创立，至今二千五百多年。汉代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董仲舒提出“春秋大一统”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强调以儒家思想为国家的哲学根本，杜绝其他思想体系。汉武帝采纳了他的主张。从此儒学成为正统思想，奠定了中国封建社会统治思想的基本格局。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义、礼、智、信”五行思想，此外还有“恕、忠、孝、悌”的社会伦理道德思想。作为我国封建社会意识形态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被历代统治者极力推崇和宏扬，已浸淫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自然包括民间戏曲艺术。
一、儒学对戏曲作者的影响
古时文人士子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社会阶层。和平民百姓相比较他们的文化素质与学识修养等方面确实高出很多，他们的感受与欲望也会和普通百姓有所不同。一是他们目睹了封建社会的种种腐朽与黑暗，他们所经历的生活困厄与沉重的精神压抑致使他们与平民百姓的精神世界有共通之处。二是他们在世俗平民面前又表现出相当明显的精神优越，而且不少人对封建统治者难免有所依附，使得他们的精神格局难以逾越统治者设定的框范。大多数身怀济世之志的贤达之士，由于怀才不遇，所以他们的“治国、平天下”的宏大抱负屡屡付之东流；或是奋力跻身仕途，却遇官场险恶，饱尝仕途坎坷。
在实现人生理想的道路遇阻时，便只好退而求其次，投身于文学事业，从事散文、诗歌、骚赋、小说、戏曲的创作。尤其在元代，由于异族入侵，打压汉族知识分子，使文人士子处于极端困境之中，而且现实的黑暗残酷使他们的心理变得无比郁闷与失落。此时各种民间的伎艺开始进入他们的视野，瓦舍勾栏中的杂剧，留驻了他们的目光与脚步。他们发现自己的才志和情怀可以在这里得到充分的容纳与宣泄，于是遂“以其有用之才，而一寓之乎声歌之末，以舒其怫郁感慨之怀。”（明、胡侍《真珠船》卷三十四《元曲》，《丛书集成》初编），以关汉卿、王实甫、马致远为代表的这些元代文人专业剧作家，他们站在民间百姓的立场上，作品大多都反映下层民众的苦难和悲哀并表达出对公理与正义的吁求。正是在他们的努力推动下，宋金以来的杂剧、院本和诸宫调逐渐演变成元杂剧这一成熟的戏剧形式，创作出了丰富的、永留史册的剧目。进入明清时代，文人学子从事戏曲创作又有了新的变化。明代理学是整个儒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程朱理学取得独尊地位。此时，统治阶层也逐渐重视戏曲的教化功能，以戏曲宣扬封建伦理，以立言而弘扬其理学之道，成为御用文人士大夫的自觉行动。如剧作家丘浚、邵璨等人，本身就是理学名家，并为朝廷中人。丘浚为宣扬理学、维护朝廷统治特作《五伦全备记》，目的就是“使世上为子的看了便孝，为臣的看了便忠……虽事一场假托之言，实万世纲常之理。”（明。丘濬《五伦全备记·副末开场》）。明初时期，由于宫廷政治争斗十分严重，一些王公贵族为远祸避害，苟安求存，他们表现出留心词曲、佞佛信道或诗书乐律。其中尤以朱权、朱有燉为代表人物。朱权为朱元璋第十七子，朱有燉则是朱元璋第五子朱橚的儿子。
他们都是“博学善书”的文士，长期接受过儒学的熏陶和教育，最终成为了时代的剧作家。自明中叶到清朝前期，是中国古代戏曲发展的第二次高潮。这一时期的文人剧作家的作品，以一种辉煌的理性力量和忧患意识，将中国传统戏剧的文化品位提升到一个全新的层次。那么，是什么原因促使广大文人把满腔才情投入到了戏曲创作中来的呢？首先就是由于反天理思潮的影响。明代传奇剧的代表作家汤显祖的《牡丹亭》就是与明代后期反天理思潮彼此呼应的，该剧中演奏了一曲响彻云霄的情定胜理的赞歌，肯定和歌颂了爱情战胜天理的伟大力量。同时，明代中叶以来的不少戏剧文本作者对于戏剧有益教化、抒写情怀的作用认识也较为明确，所以，当面临出处仕隐的人生抉择时，就比较自觉地选择了“乐道著书”，亦即在戏剧创作中“安身立命”的道路。著名戏曲家汤显祖就是一位在科举之途中备尝艰辛的儒生，他创作了《临川四梦》等优秀剧作，并且在其影响下，还形成了临川派优秀创作群体。沈璟，二十一岁即中进士。任职兵部主事、礼部员外郎。因为上疏立储以及为王妃诸封，忤递帝旨，而被贬官。旋即致仕乡居。一年改编、创作戏剧十数种，在其影响下，亦形成了作家众多的吴江派。综观明清以来有成就的剧作家，他们几乎都是儒学弟子，饱读圣贤之书，儒家思想根植于心，同时，他们又对民众疾苦和诉求有一定程度把握。在这种状态下创作出来的戏剧，既渗透着儒学的精髓又让民众喜闻乐见，更进一步推动了戏曲在民间发展。
二、儒学对民间戏曲内容的深刻影响
儒家所倡导和宏扬的忠孝节义早已成为封建社会最根本的行为和道德规范。综观古代戏曲，以忠孝节义为主题和题材的剧目比比皆是，在宋元南戏、元杂剧、明清传奇到弋阳腔、乐平腔、饶河戏以及赣剧中，处处可见，信守拈来。
（一）忠君之戏
“忠君之戏”从广义上讲就是指涉及忠君思想的戏剧，这本来应该在“帝王戏”中表现出来，但是在古代戏剧中，以帝王为主要人物的“帝王戏”却很少，更多的是在戏曲中蕴涵有忠君思想的“忠君之戏”。“忠”属于品德和行为准则范畴，是一种对事对人应有的品德和行为准则。儒家对帝王的总体看法是拥护和忠于明君而憎恶昏君暴君。受这种思想影响下的古代戏曲，一方面对在维护国家的安定统一、主权独立，或与民修养生息，发展生产，促进经济繁荣等方面体现出“文治武功”的封建皇帝加以肯定和讴歌；另一方面又生动形象地揭露部分帝王的虚伪阴险、残酷无情、腐朽糜烂的精神实质。帝王的昏庸或圣明直接影响朝廷的风气，昏君必定奸臣当道，忠臣受到打击，如遇明君，定风清气正，贤臣、忠君报国有门，也定能成就事业。这在古代戏曲中也常展现。明代在乐平盛行的弋阳腔特别流行演出帝王将相戏，现剧本留有的就有《和戎记》《千金记》《草庐记》《金貂记》《东窗记》《白袍记》《白兔记》《鹦鹉记》《绨袍记》《赵氏孤儿记》《古城记》《赤松记》《云台记》等等。《千金记》写楚汉相争，韩信的故事；《金貂记》剧情写薛仁贵为皇叔李道宗所忌，被诬下狱，时值苏宝童率兵犯境，薛仁贵复职出征，但为苏宝童邪术所败，遣程咬金救援，又被把持朝政的李道宗所阻。其子薛丁山获知，毅然请行。遂大破敌军，迎父还朝，合门旌奖。剧中对帝王、忠臣、奸臣进行了细仔的刻画和描写。《东窗记》全称《岳飞破虏东窗记》，演岳飞为秦桧所害，秦桧与妻王氏谋于东窗、事将发，桧赴灵隐寺烧香，途遇颠僧济公，为其点明隐情并用掃击之；桧死，入阴司对薄，令传语归告其妻曰：“东窗事发矣。”《草庐记》写刘备自徐庶走后，三顾茅庐，请得诸葛亮为军师。后来，刘备在诸葛亮的忠心辅佐下，进据西川，于成都称帝。这些剧目从多个层面体现了儒家思想中“忠君”意识，也反映出了对明君、昏君和暴君的不同看法。
（二）说孝之戏
在我国“孝”的观念可谓源远流长，商周以前华夏先民就已经有了孝的观念。至春秋晚期，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就在《论语·学而》中专门论述孝道。儒学后人继承并发展了孔孟的孝道学说，特作《孝经》十八章，将“孝”的地位提得更高，孝的内容规定得更为具体。孝表现在事亲、事君、立身这三个方面，涵盖了君、臣、民等所有人。而且“孝”又常常与“忠”并列在一起成为古代民众最讲究、最看重的两大思想观念。含忠孝内容的戏曲，在古代戏剧中占有极重的份量。在古代有一种说法：忠孝难以两全。而当尽忠与爱国主义相联系，爱国又能与尽孝道相统一时，这种孝就是大孝。反映这类题材的戏剧中，以木兰从军、岳飞抗金的戏剧故事最得普通民众喜爱。徐渭杂剧《雌木兰》倾力塑造了一位智勇双全的女中豪杰形象。木兰的代父从军是以强烈的孝心为基础做出的决定，同时，也凝聚着浓厚的爱国情怀。同样，岳飞抗金的戏曲故事也广为传唱。明传奇《精忠记》、弋阳腔《岳飞传》、饶河戏《风波亭》以及赣剧《斩岳飞》，这些声腔、剧种虽然具体写法上不尽相同，但剧情集中表现出岳飞诚挚接受母亲的爱国为民的训教，顺从母意，勇敢投身于杀敌报国、抗击外寇的正义战斗之中，这是儒家思想中崇高的孝道。当然，在古代戏曲中除了表现木兰、岳飞等大孝，还有大量的戏曲不是主题表现孝道，而是在剧情中处处体现和赞美为人之孝，谴责不孝言行。如嘉靖《风月锦囊》收录的嘉靖年间弋阳腔传奇演出本的摘录本，其中《五伦全备》《香囊记》《五伦传紫香囊》《王祥》《周羽寻亲记》等都是宣扬孝道的剧本。
（三）讲节之戏
“忠孝节义”中的“节”在儒学发展历史中也是自成体系，并且不断衍进变化。孔子在《论语》明确提出：“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节成为行“礼”的方式。古代戏剧中的“节”戏象“忠孝”戏一样占据着传统舞台，尤其是在爱情剧，生活伦理剧中体现得更充分。粗略的归纳“节”戏有几种类型：第一种，宣扬好的贞操观念，极力维护夫权统治的戏曲。这类戏曲反对自由婚恋和寡妇改嫁，倡导女性从一而终坚守贞洁，婚姻恪守父母之名，婚后夫权至上。如传奇剧《蝴蝶梦》就是这一题材的剧作典型。第二种宣扬较为进步的爱情观和婚姻节操观，反映民间对封建伦理道德思想斗争的戏曲。如《西厢记》一剧，通过红娘之口，肯定了张生与莺莺这对“怨女旷男”自相结合的合情合理。
《墙头马上》一剧，李千金既已钟情于裴少俊，便效法卓文君故事，毅然与之结为夫妻并大胆私奔。这些戏曲表现的都是对封建礼教的公然背叛，对“节操”的崭新理解和评价。第三种，颂扬坚守民族气节、坚守气节操守的正义气节观，展示民族气节和爱国情操的戏曲。如杂剧《楚大夫屈原投江》展现的是在外敌入侵国家危难之际，屈原积极呼吁内修法度，外御强敌，同卖国奸佞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虽遭放逐，九死而未悔。体现了屈原坚贞的爱国精神。传奇剧《精忠旗》、杂剧《东窗事犯》、饶河戏《斩岳飞》等颂扬民族英雄岳飞的戏曲，全面反映了“忠孝节义”的儒家思想精髓。这些历史上的民族英灵都是儒家思想极力倡导的民族气节和爱国情操的杰出代表。还有一些节戏虽然不是取材于恢宏的历史故事，展现崇高的民族气节，但是也讲述了一些做人的气节和操守。如明代弋阳腔剧目《荆钗》《孤儿》《三元登科记》《姜女寒衣记》《江天暮雪》《节妇金钱记》《双兰花记》《窦滔回文记》等都属于节戏范畴。
（四）重义之戏
同忠、孝、节一样，“义”是儒家倡导的封建伦理道德，起到为统治阶层服务的作用。同时，义又是根植于民间的朴素而又积极的思想情感，是一种天然的传统民间文化。经过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以及封建统治阶层的运用和推动，义有了政治化、伦理化的阐释，便成为了规范整个封建社会人们思想行为的最高伦理道德准则。在古代戏剧中，以“义”标名的剧目很多，如传奇剧《义贞缘》《义侠记》《忠义烈》《义烈记》；如弋阳腔、饶河戏及赣剧中的《桃园结义》《八义记》《忠义缘》《十义记》等，还有许多民间戏曲虽然没有以“义”来命名，但实际是写义的戏剧。同时，在忠戏、孝戏、节戏中，也有很多写义的戏曲情节。《三国演义》中的关羽，历来被视为“忠义”的化身，他知恩必报、义不负心，是儒家、统治阶层、普通百姓都极力推崇的大义之人。
历史上关公戏长期占据着民间戏曲舞台。元杂剧中关公戏成为重要剧目，如《单刀会》《三战吕布》《千里走单骑》《桃园结义》《古城会》等。弋阳腔、饶河戏、赣剧也大量搬演、改编了关公戏。如戏曲《华容道》，讲述了关羽因感念曹操之恩在华容道放走了曹操的故事。关羽知恩必报的“义举”，单纯从儒家的“礼仪”“仁义”思想来看是值得赞颂的义举。但是，关羽这样的行为既贻误了军机大事，也造成了难以弥补的遗憾，实则是愚昧的封建伦理观念。上述两个方面可以看出，儒学对民间戏曲的影响是深刻的，也是全方位的。历代戏剧家、戏曲的创作者无不深受儒学的教育和儒家思想的影响，由他们创作的剧目自然流淌着儒学文化的基因。即使是一些作者在创作的戏曲中，流露出对儒家思想的批判和否定，也会因为统治者的监管，受到极大的控制无法流传。因此，儒家文化和民间戏曲文化作为两种文化形态，它们是相互影响的，但儒家文化占主导地位，民间戏曲文化只是民俗文化的一种重要形式。
参考文献：
[1]乐平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乐平市志[M].方志出版社，2002.
[2]景德镇市戏曲志编纂委员会.景德镇戏曲志[M].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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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苏子裕.弋阳腔发展史稿[M].中国戏剧出版社，2006
作者：徐进 张晓颜 单位：景德镇陶瓷学院 景德镇陶瓷职业技术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