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社会教育的施教机构
新桂系主政广西时期，广西边疆地区社会教育的开展，主要有一般式社会教育和学校式社会教育两大类型。
(一)一般式社会教育
一般式社会教育主要是通过专业的社会教育机构如民众教育馆、图书馆、体育场、电化教育服务处等对民众进行教育。
1．民众教育馆。民众教育馆曾是社会教育的中心机关，其下一般设有图书部、事务部、健康部、讲演部等，通过开展讲演会、展览会、运动会、播音、电影等活动，以形象生动的方式将文化知识、思想道德、民族危机意识传授给广大人民群众，以期起到良好的教育作用。根据1932年6月广西省政府所公布的《各县市普设民众教育馆大纲》，1934年以前，广西边疆地区各县须设置民众教育馆1所。1932年，广西边疆地区18县中，仅同正县设有民众教育馆1所，教职员工6人［8］。1933年，广西边疆地区18县中，新增加龙州、明江、崇善、雷平、万承、龙茗等6县设立民众教育馆，新增教职员工17人［9］。
2．图书馆。图书馆是开展社会教育的重要场所之一。广西边疆地区图书馆分为县立图书馆、乡(镇)中心学校民众图书馆、村(街)国民学校书报阅览室等三级，此外，尚有中等学校图书馆及其附设民众阅览室。1931年，广西边疆地区18县共设有图书馆2所、职员2人，民众阅报处59处、职员43人;1932年，有图书馆5所、职员5人，民众阅报处80处、职员49人;1933年，有图书馆5所、职员6人，民众阅报处73处、职员54人;1934年，有图书馆3所、职员4人，民众阅报处156处、职员20人;1935年，有图书馆8所、职员6人，民众阅报处204处、职员36人。至于各级学校附设之图书馆、阅览室，亦随着广西普及国民基础教育的发展而发展。根据广西普及国民基础学校教育法案之规定:“村(街)国民学校以每一村(街)设立一所为原则，如居民密集相距不过三里者，可联合数村(街)设立之;居民散处三里以外或山川阻隔不便集中施教者，可酌设分校。中心学校亦以每一乡镇设立一所为原则，如因财力及其他特殊关系，可由数乡(镇)联合设立之。”［10］至1943年，广西边疆地区中仅直接与越南接壤之凭祥、龙津、明江、宁明、思乐、镇边、靖西、雷平、上金等9县，即设有国民学校945所、中心国民学校112所、中等学校9所［11］。据此，该9县各学校即设有民众图书馆121所、民众阅报处945处。对于学校所附设之民众图书馆、阅报处，广西省政府有计划地拨款购置图书资料或免费发给图书资料以充之［12］。各中心学校在收到这些图书之后，将图书分为两份，一份收存于图书馆，一份巡回至各村(街)国民学校。各国民学校民众图书馆工作人员在图书运到后，立即向民众广泛宣传，鼓励民众前来阅读，并对民众阅读图书进行指导。抗战时期，各民众图书馆工作人员还及时将战事消息编写成战报向民众进行宣传，编辑各种应付战争的知识册子分发给民众以提高民众的应对能力［13］。
3．体育场。对于体育之于社会教育的作用，新桂系有相当的认识。早在1932年制定的《广西教育改进方案全稿》中，新桂系即明确提出要“积极提供民众体育”，1937年抗战军兴后，新桂系“更感觉有普遍提倡国民体育之需要”［14］。体育场是全民健身的公共场所，广西边疆地区各县对此公共场所的建设亦有一定的注意。1931年，广西边疆地区计有上思、崇善、同正、雷平、镇结、靖西、镇边等7县设有县立体育场;1935年，公共体育场馆则增加到12个①。至1939年，广西边疆地区各县多设立了体育场。这些体育场馆，部分有专职人员，部分无专职人员。因人才的缺乏，各体育场馆往往在当地中等学校体育教师中聘任兼职人员以开展工作。为弥补体育场所及体育器材之不足，在新桂系的规定之下，广西边疆地区各地各级学校体育场所及体育器材，也“开放与民众共同使用”［15］。
4．通俗讲演所和民众问字处。通俗讲演所和民众问字处属于流动式的社会教育机构。通俗讲演所是以讲演为形式，“以启发国民、改良社会为宗旨”［16］，讲演内容有鼓励爱国、劝勉守法、增进道德、灌输常识、启发美感、劝导卫生，等等。1931年，广西边疆地区各地共设有通俗讲演所16个，1932年为23个，1933年为15个，1934年为9个②。民众问字处一般设在城乡人员聚集的墟市旁、道路口、村口等地方，免费专门为识字不多或不识字的人解决认字的困难，有时还为平民代笔起草应用文稿等。这种社会教育形式具有明显的“流动性”［17］。1931年，广西边疆地区各地共设有民众问字处12处，1932年增加到51处，1934年更增加到207处③。
5．电化教育。作为新式的教育手段，电影、电台等电化教育受到了新桂系的高度重视。1937年，广西省政府颁布《广西省实施电影教育暂行办法》，将全省划为4个电影巡回放映区，广西边疆地区归第三、第四区负责。各巡回放映区设教育电影巡回队一队，“分别办理各该区巡回讲映事宜”［18］。各放映队每学期至少须到所辖区内各县放映一次，“每次讲映五日，每日日夜两场，每场以二小时为限度”，各县在此规定之外，如认为有必要，在征得放映人员同意之下，可“延长讲映一日至二日”［19］。此外，为推行电化教育，广西省政府还根据教育部的要求，从1937年开始，要求各地国民基础学校普遍装设收音机，以开展社会教育活动［20］。通过电化教育方式进行广泛的社会教育，灌输民众自卫知识、科学知识，启发人民的民族意识和增强全民抗战情绪，寓教育于娱乐中，民众无形中受到了教育，收效明显。如桂南战事紧张之际，为加强对民众的教育，新桂系曾派巡回放映队到广西边疆地区放映两个多月，“事后调查民众所得印象颇为深刻，民族意识提高不少”［21］。
(二)学校式社会教育
学校式社会教育主要是以各级学校为施教机构。最初仅指盲哑学校及各类实习学校，1933年8月李任仁去教育厅长之职后，新桂系在新任教育厅长雷沛鸿的推动下，改变社会教育策略，主张“学校要与社会合一，教育要与生活合流”［22］，停办省县立民众教育馆，将社会教育的任务加诸各级学校。
1．推行机构。新桂系时期，广西边疆地区学校办理社会教育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32年至1937年，以学生自治会为办理机构，由学校教导处或生活指导部指导办理;第二阶段从1938年至1939年，各学校师生合组师生服务团，以校长为团长，教师为指导员，学生为团员，各就所能分队工作;第三阶段从1940年开始，各中等学校成立社会教育推行委员会，主持规划社会教育工作。
2．施教内容。新桂系时期，广西边疆地区学校式社会教育的施教内容有四个主要方面。政治方面，主要是参加村街民大会、辅导人民行使四权、宣传新桂系各级政府的政令、推动地方所谓自治、抗战宣传以及各种调查等。经济方面，主要是协助农民耕种灌溉、宣传扩大冬耕、改良耕作、协助新桂系所推行的乡村公共造产、调查农村经济实况等。军事方面，大致有募集金钱实物、慰劳出征军人及其家属、组训民众、调查兵役实况等。文化方面，则有“社会服务，书报阅览，提供正当娱乐、公演话剧、举办音乐会歌咏队，美术展览、补习班、成人班、妇女班、壁报、讲演、家庭访问，指导卫生，提供体育等”［23］。这些施教内容在不同时期各有重点，在抗战军兴之前，主要以建设广西为主题;在抗战时期，主要以宣传抗战为主题;抗战胜利之后，主要以重建广西为主题。
3．施教情况。新桂系主政广西时期，广西边疆地区学校式社会教育发展较快，表3是广西边疆地区18县学校式社会教育概况，从中大致可见其发展端倪。1934年10月公布的《广西普及国民基础教育六年计划大纲》将“国民基础教育分为儿童教育及成人教育”［24］两部分，且国民基础学校校长兼乡(镇)村(街)长、民团后备队长，实行三位一体，所以，国民基础教育就其实施内容而言，“是包括儿童教育，成人教育，社会教育等方面的实施”［25］。据此，从1935年开始，广西边疆地区学校式社会教育学生数应包括国民基础学校成人班及补习学校学生数。从表3可以清楚地看到广西边疆地区学校式社会教育的办学机构逐年增多，尤其是在1935年以后，参与社会教育的学校数呈现井喷现象，受到教育的人数也明显增多。1939年冬至1940年冬，日寇侵占桂南，广西边疆地区沦陷，包括学校式社会教育在内的社会教育各方面“深受战时之影响”［26］。收复之后，广西边疆地区学校式社会教育事业有所恢复，至1943年，广西边疆地区仅极边之凭祥、龙津、明江、宁明、思乐、镇边、靖西、雷平、上金等9县，即设有国民学校945所、中心国民学校112所、中等学校9所［27］。
二、社会教育的施教效果
通过全方位实施社会教育，20世纪三四十年代广西边疆地区民众的文化素养和政策领悟能力均得到较明显的提高，社会风气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民众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有了明显提升。
(一)民众文化水平明显提高
清末民初，广西边疆地区“地处边陲，文化落后”［28］，城镇中民众绝大多数是文盲，不习近代科技，“乡村百分之九十九以上是文盲，能够认识几个汉字的人非常少”［29］。在新桂系的主政之下，广西边疆地区经过多种形式的社会教育，民众的文化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这可从表4窥见一斑。从表4可以清楚看出，1942年广西边疆地区各县民众受教育人群占总人口比例低者如绥渌已接近清末广西全省的平均水平，高者如凭祥已超过20世纪30年代初广西全省平均水平［30］。这样的成绩不足以与发达地区相比，但对于文化比较落后的边疆民族地区而言，其进步不可谓不大。尽管这些成绩的取得不能全归之于社会教育的发展，但社会教育的推进无疑具有不可讳认的作用。
2．社会风气明显好转，犯罪现象明显减少。通过社会教育的开展，民众的文化水平有所提高，科学文化知识普及的面越来越大，原先盛行的鬼神观念在广西边疆地区的影响面逐步缩小，穿耳、束胸、早婚、不落夫家、不讲卫生等陋俗现象也有所减少，社会风气明显好转。万承县本有不落夫家之婚俗，然而至1935年时，“则同化汉族矣”［31］。1946年的《龙津县志》在记载巫觋治病等陋习时，大多以“此风渐息”、“此风渐革”［32］等语表达，由此可见鬼神观念对边疆地区民众的影响力已大不如前。此外，社会教育运动的开展，动用了社会上各类文化人员，如政府官员、学校师生等深入民众中进行苦口婆心的教育，引导民众摒弃各种不良嗜好，向着积极进取的方向发展;引导民众认识弃恶从善的意义，自觉遵守法令、法规，积极维护社会秩序，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广西边疆地区的犯罪现象有了明显的减少。从清末至20世纪30年代之前，广西边疆地区匪患严重，连外国人都敢侵犯，曾给法国驻龙州领事方苏雅留下了极深的印象［33］。新桂系主政广西之后，通过包括社会教育运动在内的各种措施的推行，有效地改善了当地的社会治安。1933年5月至1934年2月，著名旅行家田曙岚历时8个多月，在广西省进行了徒步旅行，包括广西边疆地区在内的广西各地社会治安之良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34］。
3．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得到进一步增强。1937年全面抗日战争开始后，在新桂系的动员下，广西边疆地区民众踊跃参加对日作战。尤其是在1939年和1944年日军两次入侵广西边疆地区期间，广西边疆地区民众更是积极抗战，保家卫国。1941年，龙津县有人口63587人，而“抗属数目增至一千五百四十三户”［35］;从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至抗战结束，雷平县共征列兵2788名、输担兵1239名，合计征兵4027名，其中为国捐躯者84人［36］。由龙津、雷平等县民众之积极应征入伍可见边疆地区民众之积极参军参战。为抵制日军入侵，边疆地区民众积极响应政府号召，彻底实行“空室清野”;绝大多数基层干部不做汉奸，如龙津县基层干部310人、凭祥县基层干部92人，“附敌者竟无一人”，充分体现了“不做顺民，不与敌军合作的一种民族精神”;对于入侵日军，民众能够自发抗敌，如上金县的民众，均能不时以武装袭击敌人，“有为敌军数十人带路者，竟将敌人引至我军埋伏之处，而全数被歼”;积极响应政府征工征夫，“每县总在几千以上，都能够如额征足”［37］。
广大妇女也积极投身于抗战之中，比如上思县的妇女，不仅组织成洗补队、慰劳队、锄奸队，还组织成运输队和自卫队参加对日作战，运输队以乡为单位，“每乡大约有200多名身体强壮之妇女，她们都轮流的替军队或政府运输军粮或其他军需品，运输的路程在30里以外100里以内”［38］。边疆地区原为土司地，在土司时代，其民国家观念不强，抗战时期民众之积极投身抗日救国运动之中，充分说明该地区民众民族观念和国家观念的加强，也证明新桂系在广西边疆地区所推行的社会教育取得了一定的效果。综上所述，透过广西边疆地区社会教育发展可以明显地看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新桂系在广西所推行的社会教育尽管还存在着诸多不足，如以“图书馆体育场而论”，至1946年时“仍然有大多数是有名无实的”［39］，但社会教育的行政系统是比较完整的，经费有一定程度的保障，施教机构多样化，施教的内容中尽管文化教育尤其是识字占据了一定的比重，而服务于广西建设与抗战的内容则占据了较重的比例。社会教育作为推动广西政治文明、开启社会进步之门的钥匙之功能已经充分显现，民众的文化程度不仅有了明显的提高，受封建迷信思想的影响越来越小，而且对于法制的认识也有明显的改善，更为重要的是，民族观念和国家认同思想影响面越来越大，客观上收到启迪民智、改良社会、开通风气的良好效果，促进了民国时期广西社会的文明与进步。
作者：张惠鲜 王晓军 单位：广西民族师范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