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是文革的重灾区，“左”的影响严重。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由于河北省委主要领导的抵触，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方针、政策在燕赵之地难以贯彻，拨乱反正、落实政策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进展缓慢，唯独进京上访人数居全国首位。中央亟需一位贤吏加强河北工作，扭转严峻局面，尽快实现工作重点的转移。
在卫生部长任上大刀阔斧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的老红军江一真，就这样被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胡耀邦点将，并获党中央副主席叶剑英、李先念等元老支持，1979年4月担任河北省委第二书记和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坚定平反“伊玛尼党”案、力揭杨凤鸣案
河北省委班子成员，不少是文革旧人，十年中他们在台上整了一批人，之后仍是他们当权。让江一真赴河北平反这些冤假错案，落实政策，拨乱反正，最终完成全省工作着重点的转移，难度之大自不待言。更为棘手的还在于江一真不是以中央工作组组长身份下去，而是下到省里当第二把手，如此这般，该怎样在泾渭分明的两派中“帮助”问题缠身的第一把手解决问题？退一步说，即使真以工作组组长身份当“钦差大臣”，河北的事情也要费尽周折，就在1979年2月，宋任穷主持召开中央调查组关于河北丘县问题的汇报会，在“反革命事件”还是“冤假错案”这个定性问题上就遇到了严重分歧！
中央3月30日批准的《河北省汇报会议纪要》提出，“省委领导对过去抵制‘四人帮’这一面看得多，对他们给自己造成的内伤认识不足，带头肃清其流毒和影响做得不够”。要肃清“流毒和影响”，在河北还是一项相当艰难且长期的任务。江一真到河北主持省委日常工作后，并不局限于听汇报，看成捆成摞、写有“江一真同志亲启”的告状信，还自己安排日程，下基层，广泛接触干部群众，了解真相。建国后14个特大冤案之一，一个所谓的“伊玛尼党”案，就这样浮上水面。
开国之初镇反时，公安部轻信检举，把在革命战争中作出了重大牺牲的丁氏家族当成“混进共产党和人民军队”、妄图建立“回教国”的“伊玛尼党”、“反革命集团”。伊玛尼（IMAN）系阿拉伯语，意为崇奉伊斯兰教的人。丁家老大丁溪野被从朝鲜前线“调回”，予以秘密逮捕，丁溪野三弟丁铁石（当年曾任著名的回民教导总队政治部主任，系马本斋的入党介绍人）、四弟丁坚（当年曾任回民教导总队宣传干事）也被审查或拘留，与案件有关的300余人纷纷“落网”。文革中，丁氏大家庭遭受残酷迫害。粉碎“四人帮”后，河北沧州地区公安局对8年前已被迫害致死的丁溪野，仍“补充”宣布“判处有期徒刑19年”，并利用这份荒谬绝伦的“判决书”，向所有受到“伊玛尼党”案株连的申诉者进行威胁和恫吓。
江一真和刚调河北分管政法的省委书记王铮研究案情，认定这是一起特大冤案，应予平反昭雪，通过此案为河北的平反冤假错案打开一个缺口，，但以沧州地委副书记张庆祥（张系当年参与酿造这起冤案的沧州地委“四清”工作总团长）为代表的一帮人，就是顶牛，甚至在胡耀邦对此案作了迅速予以复查平反的批示后仍阻碍平反。江一真坚决主张立即撤掉张庆祥之职，今后如有人继续阻挠落实党的政策和平反冤假错案，也一律照此办理。
1979年6月9日，沧州地委作出《关于为丁溪野同志的冤案平反昭雪的决定》。因冤案株连而被判处各种徒刑的受害者，陆续走出沧州地区各监狱的铁门。12月3日，新华社《内部参考》刊发了新华社著名记者戴煌的报道《祸及许多省市数百人的大冤案，“伊玛尼党”案情真相大白得到平反昭雪》。至此，前后延续了28年的“伊玛尼党”大冤案得以彻底平反。
江一真赴冀工作时，叶剑英曾谈及：河北的情况这些年弄得很乱，积下大量冤假错案，当务之急是要平反这些案子并落实好政策。叶剑英还专门谈了保定杨凤鸣的情况。在此前后，王震让秘书唐玉也向江一真介绍了杨凤鸣的有关情况。江一真到任后，有人相告，杨凤鸣是文革中保定最有名的造反派头头，其案很复杂，牵涉面广，碰了没好处。江一真却不信邪，专门前往保定调研。
文革中，保定武斗不停，动乱不止，各派势力都能通天。河北论文代发http://www.400qikan.com省委派去解决问题的人，非但没制止武斗，反遭围攻。随后，这个地区又连续发生多起抢劫枪支弹药和粮食等恶性事件，震惊全国，成为远近闻名的“老大难”。江一真了解到，保定地市及多数县的领导班子及干部群众，几乎都分成两派，两派斗争的焦点恰恰在于和省委第一书记刘子厚的关系上，一派拥护，一派反对，反对派占上风。省委第一书记无法在保定成立省革委会，只好拉了一批干部、几车东西“迁都”石家庄。反对派中素有“二杨一吕”之称的杨连甲、杨志昌、吕毅等人，对省委特别是第一书记的意见很大，认为第一书记把保定看成了“敌占区”。这些“造反派”的头头，煽惑群众要坚决打倒省委第一书记，不打倒就不大联合、不停止武斗。在此情况下，省委的指示在保定基本不灵，各项工作几乎处于瘫痪状态，社会秩序和人心纷乱。省委无计可施，想着借助著名劳模、中立派杨凤鸣的力量，来稳定大乱不止的保定。在刘子厚亲自劝说下，杨凤鸣答应暂代保定地委第一书记之职，并试图以一碗水端平的态度，力争把各派联合起来，以稳定保定局面。
粉碎“四人帮”后，杨凤鸣成为“四人帮”的跟班，被限制了自由。1977年9月20日，邓小平在杨妻赵小仙辗转送交的申诉信上批示：“请秦基伟同志（按：中央委派解决保定问题的工作组长）交刘子厚同志酌处。”没想，河北接此批示后，对杨凤鸣管制更严了，还组织了一个庞大的工作组到其老家雄县调查和发动群众深入揭批。1978年7月26日，叶剑英在杨凤鸣的申诉信上批示：“这封信在我处压了几天，今天一气把它看完了。暴露了党的领导干部确有不少恶劣作风，发现党的中下层领导班子中确有不少优秀干部。可惜好干部长期得不到澄清，估计不仅河北一省，值得十分重视。建议请耀邦同志调查清楚，严肃处理，用以教育干部，整顿党风。不知当否。”华国锋、邓小平、李先念等中央领导人先后在此件上作了圈阅。
8月6日，胡耀邦致函河北省委主要领导，把中央领导作了重要批示、主要反映刘子厚问题的杨凤鸣来信，派中组部工作人员随带前往河北，协助研究如何办理此事。中组部工作人员到保定、雄县调查的结果是，杨凤鸣与“四人帮”没关系。随后，新华社记者又受命带着相关问题，赴河北调查了半个月，得出结论云：杨凤鸣对“四人帮”有抵制，基本上是好同志、好干部，但有一般性错误，主要就是学大寨搞大队核算。胡耀邦听取中组部调查组汇报后，认为过去对杨凤鸣整得过分了，其问题既已弄清，可以到外地区当个副书记。但杨凤鸣被省委领导请回石家庄后，仍坐冷板凳，工作没着落，问题被高高挂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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