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民治政治思想是恽代英政治思想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恽代英政治思想主要包括民治政治的主体、民治政治的形式与实质、实行民治政治的障碍和实现民治政治的路径等四个方面的内容。恽代英的民治政治思想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和实践观，具有现实性和针对性、时代性和前瞻性，对当代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及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恽代英；中国共产党；民治政治；民主
辛亥革命结束后，军阀混战、群雄争长，中国社会进入剧烈的动荡期。与此同时，社会上出现了主张复古、实业救国、兴办新村、党派执政等各种救国的声音。作为中国共产党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和早期青年运动的领导人，恽代英对这些不切实际的言论逐一进行了批判，指出救国的良方在于真正的民治政治，“我——亦还有许多我的朋友——都相信实在中国不是没有救治的办法。要救治，只有求真正民治政治的实现”[1]（P35）。民治政治，是相对于君主政治或精英政治而言的，顾名思义，是要尊重民众的主体地位，唤起并组织民众参加革命，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最终实现民主治国的目标。这既是当时救治国家之良方，又是治理国家的目标，反映了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救国的探索和思考，具有明显的进步意义。
一、广大民众是民治政治的主体
阶级属性决定了各个阶级在救国运动中的角色和作用。恽代英根据不同阶级的社会属性和利益诉求，多次指出只有广大民众才能真正救治中国，实现民治政治的主体力量即为民众。恽代英首先批评了“士大夫救国论”。针对醒狮派重视士商阶级而忽视农工平民力量的现象，他分析了士大夫在救国中的态度，“他们的生活并不十分痛苦，而且时时有机会‘出卖’救国事业以自求荣利，所以他们没有为自己利益而奋斗的民众站在背后，结果总不能担任革命的责任”[2]（P121），并列举了康有为、梁启超等士大夫救国失败的事实，批评了醒狮派所谓的“士大夫救国论”。其次，恽代英分析了中国社会中的各个阶级，指出中国革命的基本势力是工农群众。他认为“智识阶级”很容易被诱惑或收买，商人阶级惟利是视，俸给阶级没有革命的力量，绅士阶级与军阀官僚相勾结，他们都是“不可依靠的”，“我们革命的基本势力，应当是什么呢？我们所应当倚赖的，必须是真正的生产者——农人，工人”[3]（P256）。最后，恽代英明确指出民治政治的主体是广大民众。他重视群众的作用，要求广大民众要正确认识自身的地位和力量。他指出：“皇帝时代的主人翁，就是皇帝，所以他的教育，要养成为皇帝做事，知道忠君爱国的道理；民国时代与此大不相同，主人翁就是民众。”[3]（P466-467）因此，广大民众是实现民治政治的力量源泉，“最大最可靠的，只有国民的力量”，“只要大家唤得起这种大力量，便一切问题都解决了”[1]（P66-67）。弄清楚各个阶级在救国中的态度，准确定位救国的主体力量，是实行民治政治的首要环节，其为开展民治政治运动做了必要的准备。
二、民治政治的形式与实质
民治政治的实质是民主，即人民当家作主，但它必须通过一定的形式得以体现。1926年9月，恽代英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编辑政治讲义《政治学概论》，专门分章节探讨了国家政体、人民参政方式和权利，集中论述了民治政治的表现形式。
1.主张中国政体应从党治过渡到民治政治
恽代英认为，现有的国家政体大体可分两大类：专制政体和立宪政体。专制政体主要有君主专制、寡头专制和贵族专制等模式，立宪政体一般有君主立宪、民主立宪和苏维埃立宪三种模式。他详细论述了各种政体的特点，最后得出结论：“立宪亦犹如专制，在有阶级时代，政治总是一阶级压迫别阶级之方法，决无全民政治可言。”[4]（P186）换句话说，专制政体和立宪政体都不能实现“全民政治”的目标。那么，中国应采用何种形式政体？恽代英主张全民政治即民治政治。但他同时又认为全民政治是宪政时期的政体形式，现阶段并不具备实现全民政治的条件，只能实行党治，以党的力量实行军政、训政，最后进入宪政时期，最终实现民治政治的目标。
2.主张采用直接民权制和苏维埃制相结合的参政方式
恽代英比较了国会制、直接民权制和苏维埃制三种参政方式的利弊，指出国会制下人民虽有选举权利，但在选举以后由议员代表议政，人民将处于无权地位；直接民权制的人民除选举权外还有创制、复决、罢免权；苏维埃制以生产者的职业团体为选举单位，人民有选举、提案或请求复议权，有直接民权之妙用。所以，他主张采用直接民权制和苏维埃制相结合的参政方式，其表现形式为国民会议和国民大会。在革命时代主要是采用国民会议，国民会议由农会、工会、商会、学生会、教育会、大学、政党、现代实业团体、军队代表等九种人民团体组成，可以联合各阶级形成革命的合力。革命成功后进入宪政时代，采用国民大会的参政方式。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恽代英当时已预见到国民会议中可能会出现资产阶级右倾和军队代表立场动摇等情况，要求“国民会议开幕以后，左派自然必须努力奋斗，方可防止右倾之弊”[4]（P189）。这体现了他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前瞻性的政治眼光。
3.主张尊重和保障民权
恽代英反对当时所谓的“国权论”，而主张“民权论”。“国权论”注重国家的实际利益，认为国家有独立之人格，为国家利益可以牺牲大多数人民的利益。他尖锐地指出“国权论”的实质，“所谓国权论只是帮助袁世凯与北洋军阀建设强有力的政府，压迫剥削民众的实际利益而已”[4]（P191）。“民权论”则否认人民利益以外所谓的国家利益，更注重大多数人民的实际利益。恽代英主张“民权论”，并着重论述了“新三民主义”中的民权主义与普通民权的三点不同：前者的民权为一切民众所共有，后者为资产阶级少数人专有；前者要求剥夺反革命者的民权，后者强调“天职人权”，人人应有平等自由之权利；前者主张人民在受教育和工作等机会上的平等（即立足点平等），后者主张一切人的生活和社会待遇平等（即平头的平等）。鉴于此，恽代英指出应当注重民众所共有的权利，即民众应当有政治和经济上的基本权利，如参政权、自由权、生存权、工作权、罢工权等。尊重和保障民权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前提和基础，也是民主治国的起点，恽代英对民权的系统论述揭露了国权论的虚伪，有利于促进广大民众民主意识的觉醒，为实现民治政治奠定了基础。
三、实行民治政治的障碍
广大民众是国家的主人翁，是民治政治的主体，是民主革命的主要力量。但由于受历史条件的限制，当时开展民治运动、实行民治政治却面临着诸多障碍。恽代英根据当时中国社会的状况，深刻地剖析了各方面的障碍。从民众方面来说，一方面，民众受教育程度低，觉悟、团结程度不够，不了解当时中国情形及世界情形；另一方面，民众组织性纪律性差，各阶级的革命性不一致。从革命党人方面来说，其在宣传动员民众工作中存在着严重问题，如：不注意接近群众，不注意为民众的利益而奋斗，不注意统一革命势力等。从社会环境上说，社会上反动势力采取各种手段阻止民治运动：对民众进行武力压迫、以利益诱惑收买民众、提倡和平，欺骗民众、防止革命宣传、分裂革命势力等。因此，民众自身、革命党人和社会环境等各方面的不利因素交织在一起，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民众民主意识的觉醒，破坏了民众的团结统一，削弱了民众中蕴含的巨大力量。这些因素构成了当时条件下实行民治政治的多重障碍。四、实现民治政治的路径民治政治是民主政治建设的价值追求，是国家治理的目标取向。恽代英在中国共产党初期的革命实践中，注重从实际出发，着力扫除实行民治政治的障碍，积极探索实现民治政治的路径。
1.主张开展民治教育
民国时代，民众是国家的主人翁，理应成为治理国家的主人。然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广大民众的民治意识却极其淡薄，正如恽代英所说：“许多人民——甚至于所称为最有知识的人——都还不知怎样过民治生活。”[1]（P37）因此，开展民治的教育就显得尤为重要。如何开展民治的教育？恽代英提出了两个方面的主张：要开展自主自治的教育和教育学生要成为为民众服务的人。从教育的内容上讲，开展自主自治教育，就是要教育学生独立思想，独立行动，树立主人翁观念，练习团体生活。从教育的社会功能上讲，要教育学生为民众服务。要使学生尊敬民众，而不应轻视民众；要使学生深入社会了解民众，掌握农民、工人的实际状况；要使学生目光远大，愿意为民众的利益而努力。显然，恽代英是从时代变迁的角度，从民治政治的目标出发，对教育任务和人才培养提出了新要求，目的是要培养并唤起人民的民主意识，最终实现向民治政治的回归。
2.号召开展民治运动
一是唤起民众对自身权利的觉醒。“我们要唤起人民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恽代英自幼怀揣救国的伟大理想和抱负，舍己为群。1919年7月，他在《复复初》的书信中写道：“有生一日，必为人类做一日事，且必要收一日之效”。[5]（P67）他不仅要求自己为民众利益而努力，而且主张民众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恽代英首先指出民众要转变错误观念，打破中国人所谓的“安分”之说，不应只受凌辱剥削，要有自己应有的利益。其次，他指出民众的利益体现在应享有的各项权利中：青年人应享有受教育权，国民应有工作权，妇女应有参与职业与公民生活的权利，公民应有监督选政、稽核预算等权利。最后，他要求革命党人要为人民谋利益。1922年9月，恽代英在《民治运动》中提出：“我们是要谋全体人民利益的政治，不是要谋任何优等阶级利益的政治。”[1]（P42）恽代英主张民众要认识到自己的实际利益并为之奋斗，对唤起民众的主人翁意识、开展民治运动具有重要意义。二是号召民众联合。“我们要唤起人民为奋斗而联合。”恽代英认为，民众联合的意义极为重大，它是民众唯一的最大效力的武器。然而，他同时指出，民众联合不是所谓的合群，在联合中要特别注意讲究方法和原则：一是联合要有纪律，要牺牲个人的意见以服从团体。二是在联合中，民众在服从领袖的同时还要监督领袖，督率政府。三是要利用各种时机，团结起来，形成作战的联合。四是要关注政治，引导作战的联合获得政权。“只有向政治上战斗，以求人民获得政权，用人民的力量建设，拥护而监督一种为人民而谋利益的政府，才真能有一种成功”[1]（P42）。三是要动员、组织和领导群众。恽代英首先强调群众的重要性，“群众是我们革命的基础，革命运动的成败，完全要看群众运动的基础如何”[4]（P492）。因此，他根据多年从事革命的经验，深入总结了如何号召和动员群众：要了解并利用群众普遍急切的要求；要有简单明了、使群众易于接受的口号；要有党的一致动员；要顺应群众高涨的热情。动员群众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要组织和领导群众。恽代英指出在组织群众时应特别注意几点：在各种团体中要有党团的组织；要同各派分子共同合作；要利用各种机会公开训练群众；要注意及时揭露反动派破坏的阴谋。
3.组建革命政党
随着社会实践的积累，恽代英对政党的认识发生了转变：从起初的排斥逐渐走向认同。他最初排斥政党的作用，试图通过建立社团来作为改造社会的基础。1917年10月，他创建了武汉最早的进步团体“互助社”。1920年10月，他加入少年中国学会，积极参与和组织学会活动。但是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恽代英通过学习逐渐认识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独立开展建党活动。1921年7月，恽代英等召集进步青年在湖北黄冈召开会议，成立了共产主义性质的革命团体共存社，并于1921年底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对政党有了新的认识：第一，政党是于国家有益的政治团体，必须组建政党。“要是好人不组织政党，中国将永远在私党之手，永远不能得到政治优良，民族独立的地位”[2]（P67）。第二，政党便利了革命行动的一致，“一盘散沙的民众，要他们怎样恒久的做全国一致的行动，无论是哪一国的人民都是做不到的。但是若在这些民众中间有了能号召指挥他们的党，便容易全国一致的行动”[3]（P587）。第三，政党具有先进性，必须由最有活动能力的人组成。第四，主义和纪律是政党的两个基本要素。政党必须有反映压迫群众利益和要求的绝对统一的主义，才能形成号召广大群众的力量。同时，要有严整的纪律，否则，就不能使党员服从党，不能担负革命的使命。第五，主张党员要充分了解党的主义和拥护党的政治主张，党要有力量掌握政治主权。在此基础上，恽代英开始了组建和领导革命政党的活动。从以上的论述中我们看到，恽代英探索的实现民治政治之路有严密的逻辑关系。主张民治的教育，促进民众主人翁意识的觉醒，是实现民治政治的前提条件和逻辑起点。动员民众、组织民众，开展民治运动，是实现民治政治的关键环节。革命政党，是领导民治运动、实现民治政治的核心力量。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恽代英能提出较为系统的实现民治政治的主张，实属不易，反映了他对当时民治政治的深刻认识和对开展民治运动的深入思考。
四、评价与启示
从严格意义上讲，恽代英的民治政治思想存在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他对于民治政治的探讨，是以改良中国的现实政治为出发点，从总体上说没有突破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政治的范围。但是，恽代英的民治政治思想仍突出了社会主义民治政治的特点，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和实践观，反映了时代的要求和历史发展的趋势，具有时代性和前瞻性，对我们今天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具有启示意义。
1.恽代英民治政治思想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
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鲍威尔唯心主义历史观的批判，科学阐明了人民群众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1844年9月他们在《神圣家族》中指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6]（P287）1847年上半年在批判蒲鲁东从永恒不变的的人类理性出发探讨各个时代经济现象的错误时，他们提出：人既是历史的“剧中人”又是“剧作者”，“难道探讨这一切问题不就是研究每个世纪中人们的现实的、世俗的历史，不就是把这些人既当成他们本身的历史剧的剧作者又当成剧中人物吗？”[7]（P227）恽代英在当时鱼龙混杂的社会思潮中，接触和认识了马克思主义，最终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成为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用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来分析群众的作用。1922年6月，他在《为少年中国学会同人进一解》中指出：“群众集合起来的力量，是全世界没有可以对敌的。我们专靠自己纯粹的血与汗，是不能成功的，想利用别的靠不住的势力，是有弊病靠不住的。我们必须利用群众集合的力量。”[1]（P30）群众是革命的基础，“没有群众，我们便造不起很浓厚的革命空气；没有群众，我们便不能胜过敌人的一切压迫”[4]（P492-493）。所以，只有把广大群众作为历史活动的实践主体和价值主体，革命才能取得成功。
2.恽代英民治政治思想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实践观
“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6]（P12）恽代英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指出：“我们不要空口说努力说奋斗，不要只知道向奸猾豪强的人请愿。不要只知道作说帖式的文章。必须有整队的人民，因这样的激奋，有预备的掩护上来，才能有杀敌致果的效力。”[1]（P40-41）他提倡广大青年和群众直接参与革命实践。在他的组织倡导下，武汉的互助社、健学会、诚社等进步团体的先进青年联合起来，创建利群书社，创办利群织布厂、浚新小学。这成为宣传革命思想、传播马克思主义、组织群众的有效形式[8]。恽代英特别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在党内较早地关注农民问题，他号召革命青年到农村去宣传革命思想，让群众掌握理论，“我们现在要向田间去，要向农民社会里去，要使一般农民觉醒；农民哪一天觉醒，改造的事业便是哪一天成功”[3]（P333）。这些都体现了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改造世界的优秀品格。
3.恽代英民治政治思想具有现实性与针对性
众所周知，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在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下，大多数民众受到沉重的剥削和压迫，政治、经济上的基本权利和正当利益是无法得到保障的。针对民众所处的现实状况，恽代英主张要唤起民众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他指出：“讲爱国家爱社会的人是很多的，然而一大半都是讲的空话。人总是特别注意自己的利益的。你们的利益是要靠你们自己的力量奋斗的。”[4]（P152）针对当时社会上一盘散沙、力量涣散的民众，恽代英特别指出，要组建革命政党统一领导民众和组织民众，才能形成革命的强大力量。针对民众运动的盲目性，恽代英提倡青年深入民众，为民众提供革命理论指导，走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从以上论述中，我们看到，恽代英提出关于唤起民众、组织民众和走与工农群众相结合道路等政治主张，都是立足于现实，从民众的实际需要而出发的，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和针对性。
4.恽代英民治政治思想具有时代性与前瞻性
恽代英的民治政治思想具有很强的时代性和前瞻性，借鉴了同时代世界政治文明成果，在中国共产党政治思想史上处于理论前沿。恽代英民治政治思想中关于民权主义的阐释，要求人民享有各项民主权利和当家作主，最终实现全民政治，其核心是民主，它顺应了时代发展的潮流，具有鲜明的时代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9]（P512）俞可平认为，民主化和法治化是衡量一个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两条重要标准[10]。据此标准，恽代英提出的要谋全体人民利益的政治、建设平等互治社会、唤起人民的力量监督政府等“真正民治政治”的观点，与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民主、法治、监督等若干要素具有一致性，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最终目标——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具有重合性，在一定意义上体现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思想。因此，恽代英的民治政治思想对于我们今天进一步发展和健全民主治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及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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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李良明，恽铭庆.恽代英对中国共产党理论的历史贡献——纪念恽代英同志诞辰120周年[N].人民日报，2015-08-04.
[9]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10]俞可平.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J].前线，2014，（1）.
作者：李敬煊 李思学 单位：华中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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