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公平正义持续的环境道德观念
《寂静的春天》不仅仅是对滥用杀虫剂等化学药品的一种征讨，更多的是对人类环境知识短缺与对自然功利傲慢态度的一种深度揭示。在人类无视自然规律背后，是意想不到的灾难正以人类所意识不到的方式悄然袭来，人类笼罩在危险之中却浑然不知。卡逊及其作品激发了美国乃至全世界的环境危机意识。《寂静的春天》已成为环境危机的象征。所谓的环境危机，就是由于人类不合理的实践活动超出生态的自我恢复能力，非规范的污染排放超出环境的自我净化能力，超常规的资源利用超出资源的自我循环路径，导致生态系统结构紊乱，环境有序功能下降，资源利用难以为继，从而影响甚至威胁人类的可持续生存与发展。〔2〕而当代环境危机规模之大、影响之远、危害之深都当之无愧地属于超越国家、民族、意识形态界限的全球性问题。卡逊警示人类正面临迄今为止历史上最危险境遇，准确地判断“一种全新的有毒物质、由氯化烃制成的有机农药正在污染着整个地球。”〔3〕402《寂静的春天》的出版向普通民众播撒了环境意识的种子，延展了生态知识的影响与普及力度，引发了人们对破解环境危机的深层思考。她通过一种与人们生活密切联系的新技术的使用，把生态学概念植入民众头脑中，将环境术语在内涵界定与外延运用上都有所拓展，使之既包括自然环境，也包括人类通过科学与技术创造出来的文化环境。〔4〕178要解决环境问题，单纯凭科技很难根除，这是因为科学与技术充其量只不过是排解难题与达到目的的方法与途径而已，而背后更深层的则是“环境问题提出了基本的伦理学和哲学问题，它有关我们追求的目的。”〔5〕7《寂静的春天》蕴含着传统精神与现代意识相结合的伦理旨趣，代内各种生物与环境和谐共生与代际传承持续是其倡导的基本主张，体现公平正义的环境道德观念。卡逊旨在其观点在政治领域发挥影响从而促使政府出台对杀虫剂禁用或最大限定使用的相关法律法规，依法保障人类及自然界生物的生命安全。杀虫剂等化学物质的使用不仅在代内而且在代际都产生恶劣影响。在代内，公众使用杀虫剂首先应该而且必需获得知情权。公众要对杀虫剂的负面及潜在危险知情，而不仅仅是其对抗所谓的“害虫”的短期功效与有限范围。公众不知情的原因有：一是杀虫剂的生产厂家与相关获利化学集团，由于“利益”问题它们故意隐瞒或者根本没有做过相关调查；二是政府相关部门的不负责任。由于奉行的是经济线性增长理念与单纯以经济效率作为衡定政绩的标尺使得政府醉心于经济增益而对生态环境疏于关注或根本不在其考虑范围之内；三是由于所谓的“权威专家集团”的评裁制度。专家们往往凭借已有经验坐而论道而非实地调研与考查，精通于各自领域内的相关知识而对超出其专业范围的问题茫然不知，断裂的、局部的、范围有限的术业专攻使整体效应往往被忽视乃至遮蔽。在代际，仅从人类这个物种进行考量，人类对于新化学物质的适应从时间而言需要跨越或牺牲几代人的努力，尤其是许多尚未出生的婴儿其在胚胎生长发育阶段便遭受到了来自杀虫剂等化学物质的间接污染，其毒性长期储存于体内且代代相传，使世世代代饱尝毒害之苦而未明灾害成因。况且由于环境严重恶化使人类后代被剥夺或丧失享受美好环境的权利。从其它物种方面进行评价时，我们对当前所谓的“危险物”进行灭绝性毒杀，殊不知许多害虫由于适者生存原理很快就产生了抗药性其周期大大短于人类研制毒药的周期，“虫药大战”的最终胜利者尚未可知，而许多益虫却是这场战争的无辜受害者或致使其濒临长久灭绝的境地，导致生物与物种多样性的锐减，许多生物由于没有天敌过多繁殖导致整体灭绝灾难，这对生物的持续生存与发展也造成了难以弥补的过失。总之，卡逊警示，人类统治与控制自然的日益增长的能力是一柄双刃剑，人类需要一种“谦卑意识”和一种强调“与其它生物共享地球”的伦理。〔6〕98卡逊在其作品中不仅揭示人类的幸福正受到威胁，而且揭示地球上的其它有生命的同伴的福利也受到了威胁，提出用生物方式代替化学方式对昆虫加以控制，并力挺公平正义持续的环境道德理念在日趋理性化与高度技术化的文化设计中以实现人与自然协调与和解理想中的重要作用与不可或缺，故美国生态伦理史学家纳什坦言，卡逊不仅是为自然请命的勇往直前的无畏战士，也是竭其所能旨在促进人与环境间建立新道德关系的伦理先锋。“在促使60年代的美国公众了解生态世界观的基础及其伦理意蕴方面，卡逊可谓独领风骚。”〔6〕100
二、整体主义认知与生态思维方式
《寂静的春天》警示人类，必须从认识论和思维观维度进行彻底反省，自觉提升人与自然和谐的整体主义认知与整体主义和谐的生态思维方式。
1.人与自然和谐的整体主义认知《寂静的春天》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并不仅仅在于指出化学农药危害，而且还在于提出一个更深层次的哲学命题：人与自然关系。是依据人的主观意志随意征服改造，还是以自然之子身份与万物和谐相处。该书引言援引怀特的警句可以窥见卡逊见解。“因为人类太精明于自己的利益了，因此我对人类是悲观的。我们对待自然的办法是打击它，使它屈服。如果我们不是这样的多疑和专横，如果我们能调整好与这颗行星的关系，并深怀感激之心地对待它，我们本可有更好的机会存活下去。”〔1〕引言2视人类利益至上并奉之为衡量一切行为的标准必然导致极端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对待自然的态度也必然是培根所倡导的命令与烤问，但人首先是自然之子，是自然孕育与滋养了人类而不是相反。为了更好地栖息于地球，我们应该而且必须处理好与自然的关系。否则，可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仅仅关注人的利益必将自然视为公用资源库而加以肆意开采与随意利用，这不仅会造成自然面貌的千疮百孔，难以在有限阈值内自我净化，而且也会造成可供人类使用资源与能源的告磬，最终危及人类利益。使人与自然及其关系陷入两难境地。这源于受知识所限人类有可能认识与掌控人与自然的短期、局部、肤浅利益而对其长远、整体、深层利益前瞻不足或判断失误；此外，人与自然的关系也非单纯、贫乏、线性工具关系，而是繁复、丰富、非线性多维关系。因此，“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不能只考虑自然眼下是否对人类有利益，更要重视人与自然之间多面的、丰富的关系。其核心就是人与自然的共生。”〔7〕但源于洪荒原始年月流行于全球的对待自然的态度是征服与控制，并非保护与和谐相处。从某种程度而言,所谓文明史实际是一幅征服与改造自然的历史画卷。在原始“采狩文明”阶段，由于人类的存活要依赖于自然的天然赏赐与科学知识的相对欠缺而对自然产生深深敬意，人与自然界的一切物种以及自然处于原始和谐状态，人作为自然之子整体敬畏自然而不得不顺应自然融于自然之中；随着知识的增长与欲望的增加，人类不再满足于依附自然的天然成果，钻燧取火与打击石器并烤煮食物标志着人类文明的重大进步同时也是向自然挑战的宣言书。“工商文明”始于剥削别人的剩余劳动，劳动成为文明扩大成果与范围的重要手段与基本方法。剥削加重了对自然的盲目掠夺；机器大工业的兴起与资本全球化的运转以及“知识就是力量”、“我思故我在”等理念彪柄从实践与理论方面完成了所谓的“人为自然立法”，从而使人仰仗理性思考与科学技术高于自然其它物种并独立于自然俨然成为了自然主人，文明领域的扩展暗示了天然自然地盘的缩减。但卡逊却对此有另一番别致的解读：由于地球动植物自然形态与生活习性的形成很大程度皆可归之于环境塑造使然，故而地球生命史可称之谓“生物—环境”相互促进史，但就其整体进程而论，地理环境决定论占据主导地位与绝对优势。这种形势的转变发生在人类的出现以及工商文明的兴盛，人类对自然的改造无论是数量、还是程度以及破坏性上都超过以往的总和并使之发生质变。“在人对环境的所有袭击中最令人震惊的是空气、土地、河流以及大海受到了危险的、甚至致命物质的污染。”〔1〕4空气、土地、河流、大海都是人类生存与发展须臾离不开的基本前提与必要条件，如果受到污染与致命威胁，人类也一定不能幸免。为摆脱窘境与扭转困局，人类也积极努力试图通过新科学发现与技术发明来实现其目的与理想，但收效与预期总有一段差距，局部好转整体恶化是这一情形的真实写照。这说明要从根本上剔除与解决此问题绝不是器物层面可达到的，只有实现形上层面即在哲学认识方式上发生根本变革，树立自然有机整体的观念，实现由控制自然向顺应自然观念的转换。当然，这种顺应自然也不是回归到原始的顶礼膜拜、无所作为之状态，而是对改造与征服自然的积极扬弃，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辩证回归。“控制自然”这个词是一个妄自尊大的想象产物，是当生物学和哲学还处于低级幼稚阶段时的产物，当时人们设想中的“控制自然”就是要大自然为人们的方便有利而存在。〔1〕263当自然以其内在方式运行与发生功效时，人类由于认识失误和知识欠缺，在利用已有科学知识与傲慢偏见态度对付自然物种之时，意想不到的对己不利效果竟接踵而至，自己释放的“潘多拉魔盒”达到不能控制地步，这不得不归咎于人类对自然认知方式的偏离甚至错位，卡逊的以生态链为纽带的人与其它物种和环境的整体主义认知方式为人类在处理与判断人与自然关系时提供一种文明理性的科学认知与切实可行的现实路径。
2.整体主义和谐的生态思维方式《寂静的春天》无论是单篇的内容阐释，还是章节之间谋篇布局，都呈现作者的“整体主义生态思维观”。这也是全书逻辑展开的特色之一。卡逊以“杀虫剂”为切入点，全方位展示化学药品对水、土壤、大气、植被、动物、人的恶劣影响，得出了在以自然生物链中的爆发递增谱系中，“往往解决了一个明显的小问题，而随之产生了另一个疑难的大问题”〔1〕42，由此得出“在自然界没有任何孤立存在的东西”〔1〕44之结论。她亲切地称水、土壤与植物组成的联合体为“地球的绿色斗篷”，并警示包括人类在内所有生命都是占据生物圈“生命之网”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绿色植物与大地之间、植物际间、而且植物与动物间、动物际间、动植物与人间都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联系是普遍的、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当人类因进行人工改造而对天色风景惨重破坏时，卡逊震恸至及。自然风景的浑然天成是各种力量合力作用产物，无论是从时间之维考虑其历史价值，还是从空间之维言说其内在价值都值得倍加珍视，可自然杰作“展现在我们面前就如同一本打开的书，我们可以从中读到为什么大地是现在这个样子，为什么我们应该保持它的完整性。然而现在，书本打开在那儿，却没有人去读。”〔1〕54因为若不是置身于自然之中而情感与之相融的情境下，对其态度只能是熟视无睹或漠然视之，即使想解读自然但却不按其自有规律思维实践，其结果只能是使之以异化面貌出现或根本解读不懂。在野草与土壤之关系问题上，卡逊的见解为两者相互依赖、唇齿相依、互惠互利。野生植物既需依赖土壤而生存，土壤为其生长提供源源不断的物质与能量补给，同时野生植物也能涵养水源、使土壤免于暴风雨侵袭而沙化、盐碱化乃至过度流失，况且大部分野生植物死亡后其残骸以某种物质形式归于土壤也能补充提高土壤肥力。在溯追环境污染而致的各种病症表现与杀虫剂之内在连锁关系时，卡逊以生态学专业知识反问权威专业人士与多数以文化属性与社会存在特质自居而不愿承认其首先是自然之子和其它物种一样具有生物存在的人“现在这一污染已彻底地遍布于我们整个世界，难道人类能够逃脱污染吗？”〔1〕163对人体内部生态学世界的细致描绘也展示了联系的普遍性。卡逊的洞见是：一些初看起来往往是互不相干的病源与后果之间，经过细致探索与缜密分析，却总能得出因果勾连。因为病源经常隐匿在离身体初损很远的部位。人体系统中一个微小要素甚至在分子层面上的异常或改变都将影响到整个系统的组织与功能的正常运行与发挥。人体系统结构与功能是如此的神秘精妙以至于疾病因果之间的联系也不是轻易而举就能洞悉，这种表现往往时空脱节、假象连连，唯有深入其内在机理，体查其相互关联，并置身于其外的宏阔思维方式才有可能穿透层层迷雾，揭开现象一窥本质。故而“为了发现发病与死亡的原因，要将许多看来似乎孤立的、相互无关的事实耐心地联系在一起，这些事实是通过在广阔的、相互无关的许多领域中进行非常大量的研究工作而取得的。”〔1〕164总之，卡逊的整体主义生态思维观意在告诫人类，“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应当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出发点和最后归宿，成为一切行为、政策和发展模式的最终判断标准。”〔8〕唯其如此，生态系统的有序完整与健康运行才有保障，人类的长久生存与持续发展才有希望。
三、生物技术优先与绿色发展道路
《寂静的春天》警示人类，必须从技术观和发展观维度进行彻底反省，自觉提升生物技术优先的全新技术理念与经济环境共赢的绿色发展道路。
1.生物控制优先的全新技术理念在人工化学控制技术与生物控制技术方面，卡逊钟情于后者。生物控制技术实施的前提与基础需对地质进化史、生物种群存在史、人类生活史进行必要考察与深入研习。通过地质进化史的回顾可以知晓特定环境的过去存在形态、目前所处状态与将来可能发展动态；通过生物种群存在史的考察旨在对其生活习性、兴衰条件、独特价值进行全面深入的了解；通过人类生活史的梳理目的在于从整体全局进行反思与考量，规避极端人类中心主义倾向，与其它生物尽可能地共享地球。虽然人类运用其掌握的科学知识与发挥其自身的聪明才智在实验室内人工制造出诸多对付依其喜恶划分的“有害”动植物的技术方法，但其效果需要在反复的“虫技大战”中才能确定，多数功效往往超出人们的预料，故而卡逊推崇英国生态学家查理•爱登的睿智前瞻：“我们需要关于动物繁殖和它们与其周围环境关系的基本知识，这样做将可以促使建立稳定的平衡，并且封锁住虫灾爆发的力量和新的入侵。”〔1〕10人工化学控制方法的局限或不足也为寻找生物控制方法提供了强有力的论证。首先，任何生物都占据着一定的生态位〔9〕，在生态位上重要衡定指标是食物数量、气候变化、天气情况、天敌存在以及与之进行生存竞争的生物。依此而论，化学控制方法可能针对个别物种和特殊个体成效显著，但却对整个生物群落的影响未必能如发明者或使用者所愿。其次，在生态学上真正控制昆虫繁衍生殖的关键条件是“环境防御”。其伴随生命存在始终，某些物种的环境防御一旦减弱或消失，其繁衍便会以令人意想不到的速度和数量攀升，故而人类应以此为突破口对物种种群进行研究与控制。再次，化学控制方法所耗费用也正在逐年递增，由于生物适应环境与药效能力增强，发明者只能根据现有情境进行研究而无法做出前瞻性预判，大量储存药品更是无稽之谈。若人类还倾情于技术理性与化学制造而一意孤行，其过程与结局正如卡逊确信布朗博士的描述：“人类正行驶在‘一个单行道’上，没有人知道这条街有多长；如果在我们到达这一死胡同的终点前还没有控制住带病昆虫的话，我们的处境确实就很悬了。”〔1〕238最后，由于昆虫适者生存以及抗药性的增强，人类在用化学药物控制昆虫的循环中实际是在上演加缪笔下西绪弗斯向山顶推石的徒劳荒谬闹剧。鉴于此，人类只有顺应自然生物之理在物种相生相克的动态平衡研究中下功夫，而不是花费不必要的精力放于自啻高明实际得不偿失的化学暴力控制上来，在自然面前要谦卑谨慎，对待任何生命都需心怀敬畏。科学研究与技术发明者更需有一种高度理智作风与高尚道德情怀，决策制定与执行者需要有一种前瞻全局视域与长远整体旨趣。在此，卡逊援引布里吉博士的话语可以与人类共勉：“生命是一个超越了我们理解能力的奇迹，甚至在我们不得不与它进行斗争的时候，我们仍需尊重它……依赖杀虫剂这样的武器来消灭昆虫足以证明我们知识缺乏，能力不足，不能控制自然变化过程，因此使用暴力也无济于事。在这里，科学上需要的是谦虚谨慎，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引以自满。”〔1〕242-243虽然化学控制与生物控制是人类对付生物物种的两种方法与途径，但两者最终目的与效果却大相庭径。化学控制方法旨在彰显人类力量的强大和工具理性的威力，是人类控制自然、做大自然主人意识的产物，其实质在于按照人类或少数统治者的意愿来自行决定生物的存亡与安排世界图景与秩序。生物控制旨在全面而非片面理解整全的人的性质，不是把人类置于自然之上或之外而是将其融于自然之中，是人类与其它物种与生命共同分享地球、与自然和谐相处理念的产物，是基于了解自然、尊重生命基础上的因势利导，其实质在于揭示人既是自然之子，源于自然，同时又与其它物种不同，具有社会属性与文化意蕴，能够自觉遵循并顺应自然而不是出于本能或自为。生物控制方法的终极目标是建立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人与自然协调发展演进的新型发展观。生物控制方法较之于化学控制方法有其自身固有的无可比拟的优越性。首先，生物控制方法是建基在对物种种群全面了解与准确把握之上，利用生物学原理从各个环节着手操作，可以起到毕其功于一役之功效。其次，生物控制方法旨在寻求与物种种群相对应的自然存在物，不会破坏自然的动态生态平衡，也不会对其它物种乃至人类产生相关毒副作用。最后，生物控制方法廉价便宜，可以永久做为经验使后代深受其惠，而不必为频繁更换而惧资金空耗之忧烦。
2.经济环境共赢的绿色发展道路倡导自然内在平衡的生态主义诉求、对自然的整体主义认知以及生态思维其最终落脚点都在于人类的绿色发展道路之上。由于受传统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与工商文明资本逻辑理性影响，长期以来人类视社会内部各因素尤其是经济数量的增长为发展本质与终极评判标准，并将这种发展道路视为舒适、平坦的高速公路。为此，卡逊深度警示人类，“在这条路的终点却有灾难等待着。这条路的另一个叉路———一条‘很少有人走过的’叉路———为我们提供了最后唯一的机会让我们保住我们的地球。”〔1〕244由于这种单向线性发展观是以掠夺自然、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增长，造成全球性环境危机不仅使资源枯竭，而且环境污染严重使人类生存发展难以为继，最终结果对人类与自然而言都是灾难性的不归之路。而另一条很少有人走过的路则是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共赢的绿色发展道路，促使绿色发展成果“既要惠及全体社会成员的自由和全面发展，又要有利于资源环境系统的动态协调平衡。而后者往往在人们的审视视野之外。”〔10〕由于长期受制于“二元论”思维方法的影响，在环保伊始，人们曾纠结与徊徘于“要环境保护还是经济发展”两难境地，认为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是截然对立的两极两者不可通约。《寂静的春天》传达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并行不悖的时代要求。道理在于，无环境保护的单纯经济发展其结局最终会因其基础与前提的不可持续而自掘坟墓；无经济发展的单纯环境保护因现实动力不足而流于形式。唯有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共赢的可持续发展之路，人类才有可能与其它物种以及自然生态协调演进、共生共荣。可持续发展战略旨在促进人类之间以及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和谐。〔11〕80其重要理念支撑为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是全球经济赖以运行的基础，贯穿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共同的主题是需要在决策中将经济和生态考虑结合起来。〔11〕77这种考量不仅体现在其自然维度意义上，也突出体现在生态伦理层面上的价值重估，遵循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伦理实践更是目前人类所应倡导的道德义务。〔12〕正如“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13〕142一样，生产工具的改进与革新是一个社会进步的向度与标尺，而技术是生产工具的内在尺度与固有因素。任何时代的存在都需要有一种占主导地位的技术进行支撑，现存社会的发展竞争也凸显以科技与人才为主的综合国力的竞争上来。以“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共赢”为主要特征的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社会的主要技术是绿色科技。绿色科技与可持续发展观的关系为“有之未必然，无之必不可”。人们将运用绿色科技来推行绿色生产，发展绿色贸易，建立绿色市场，提高生活质量。〔14〕这与卡逊在《寂静的春天》中另外道路的走向需要生物科技支撑的深刻见地不谋而合。
作者：夏承伯 包庆德 单位：内蒙古大学 内蒙古科技大学包头医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