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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期肾癌治疗生物学论文

1组织分子标志物

研究者对肾癌组织标本中的肾癌相关的分子蛋白的研究显示,血管生成相关的配体和受体如VEGF、VEGFR和血小板衍生生长因子受体(PDG-FR),和缺氧相关的分子蛋白以及PI3K/AKT途径的分子成员可能与TKI治疗的预后相关。GARCI-A-DONAS等[9]应用免疫组化研究67例舒尼替尼治疗的晚期肾透明细胞癌患者的组织标本中的蛋白表达情况,结果显示HIF2α和PDGFR-B高表达的患者对于舒尼替尼具有更好的客观反应率;VEGFR-3高表达较低表达患者的中位PFS延长7.7个月。同样是舒尼替尼治疗的晚期肾癌患者,TERAKAWA等[10]研究显示VEGFR-2高表达是患者延长无进展生存期(progressionfreesurial,PFS)的独立的有利因素。缺氧信号传导途径的主要成分HIF-1α高表达的患者PFS相对较短,而HIF-2α高表达的患者PFS和OS却相对较长[11]。CHOUEIRI等[12]对碳酸酐酶IX(carbonicanhydrase,CAIX)在肾癌组织中表达的研究显示,CAIX表达较高的患者可能对TKI治疗的反应率和预后更差,但是并未被其他研究所证实。PI3K/AKT途径与肾癌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MURIEL等[11]认为磷酸化酶和张力蛋白同源物(proteinphosphataseandtensionhomolog,PTEN)的过度表达可能是延长患者PFS的保护因子。另外AKT的磷酸化状态也与肾癌TKI治疗的预后相关。AKT在肾癌组织中高表达的患者生存预后相对较好,但是磷酸化的AKT高表达生存预后更差[13]。

2循环分子标志物

鉴于TKI的药理机制,研究者对血浆中可溶性配体(包括VEGF家族和胎盘生长因子placentalgrowthfactor,PlGF)、可溶性受体(sVEGFR-1、sVEGFR-2和sVEGFR-3)的水平进行了检测。研究显示,血浆中这些配体和受体的基线水平和用药后浓度的变化可以作为评估TKI治疗的潜在的生物标志物。RINI等[14]首次报道了基线sVEGFR-3和VEGF-C的水平可能是舒尼替尼治疗晚期肾癌的预后因素,以及可以预测客观反应率。患者血浆中VEGF-A和PlGF水平在舒尼替尼治疗28d后比基线值增加2.8(0.4~13.6)倍和3.9(0.8~20.4)倍,而sVEGFR-3水平下降平均37.6%。PORTA等[15]研究了85例患者舒尼替尼治疗和基线血清VEGF-A水平之间的关联。在这项研究中,VEGF-A基线水平较高的患者PFS期较短(OR:2.14,95%CI:1.324~3.459)。报告称,VEGF-A升高的患者中位PFS为4.7个月(95%CI:2.8~8.3),无VEGF-A升高的患者中位PFS的为11.2个月(95%CI:6.5~15)。DEPRIMO等[16]报道了肿瘤对药物客观反映良好的患者与疾病稳定或疾病恶化患者对比,血浆VEGF、sVEGFR-2和sVEGFR-3的水平显著变化(P<0.05)。此外,舒尼替尼和其活性代谢产物SU12662的总药物谷值浓度与平均sVEGFR-2和sVEGFR-3的基线血浆水平呈正相关[16]。索拉非尼治疗肾细胞癌的三期临床试验(treatmentapproa-chesinrenalcancerglobalevaluationtrial,TAR-GET)对血浆蛋白VEGF、sVEGFR-2、CAIX、金属蛋白酶-1组织抑制剂(tissueinhibitorofmetalloprotei-nase-1,TIMP-1))进行了分析。在这个研究中,索拉非尼治疗后也观察到类似于舒尼替尼相对应的VEGF和sVEGFR-2的变化,升高的血浆TIMP-1是一个独立的不良预后因素[17]。这些血管生成相关蛋白的变化倍数可能是TKI治疗晚期肾癌潜在的分子标志物。

3循环内皮细胞

在血管形成过程中,除了可溶性蛋白,还有骨髓来源的循环内皮前体细胞(circulatingendothelialprogenitors,CEP)和循环内皮细胞(circulatingendo-thelialcell,CEC)的数量也会增加。GRUENWALD等[18]报道称,PFS高于中位值的患者,CEC值在第28天时较基线值显著增加[(111±61)CEC/mLvs.(40±41)CEC/mL,P=0.0109];而PFS低于中位数的患者CEC上升不明显平均值[(69±61)CEC/mLvs.(53±45)CEC/mL,P=0.1848]。FARACE等[19]报道,在TKI治疗的患者中,CEC基线值与PFS或总生存期(overallsurvival,OS)无关,但循环内皮祖细胞的基线值与PFS(P=0.01)和OS(P=0.006)相关。另外,在治疗第1天与第14天循环内皮祖细胞的变化与PFS(P=0.03)有关。CEP和CEC在肿瘤血管生成中也扮演着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并且可能是血管生成抑制剂治疗合适的预测预后的生物标志物。

4单核苷酸多态性

研究显示单核苷酸多态性(singlenucleotidepolymorphism,SNP)可以作为预后的潜在生物标志物,尤其是在涉及到TKI药效学或药代动力学相关的基因和促血管生成途径的基因。在帕唑帕尼治疗肾细胞癌的III期临床试验,XU等[20]报道称,IL8、HIF1α的三个SNPs,HIF1α、NR1I2(nuclearrecep-torsubfamily1,groupI,member2)和VEGFA的5个SNPs分别与PFS和有效率相关,并认为药效学因素可以预测帕唑帕尼单药治疗肾癌患者的反应。GARCIA-DONAS等[9]报告称,VEGFR-3的2个SNPs(rs307826、rs307821)与反应率和生存率相关。另外,还有多个SNPs与预后相关,如VEGF-A的rs833061、rs2010963位点多态性[20-21]。4个VEG-FR-1位点多态性与反应率和生存率相关[22]。与TKI药代动力学相关的多个基因如ABCB1(ATP-bindingcassette,sub-familyB,member1)、CYP3A5(cytochromeP450,family3,subfamilyA,poly-peptide5)的多个SNPs与PFS有关[23-24]。

5小结

晚期肾癌已经彻底从免疫治疗时代过渡到分子靶向药物治疗时代。但是患者对以TKI为代表的分子靶向药物治疗存在较大的个体差异,我们尚无法较准确地预测患者的临床获益和生存期。当前对肾癌相对特异性的生物标记物的研究让临床工作者看到了曙光。进一步的研究应在众多的潜在的生物标志物中筛选出更加特异的标志物,以增加预测的准确性,更好地应用于临床。

作者:郑克文 李汉忠 李永强 单位: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北京协和医院泌尿外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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