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背景理论：马克思主义对于“两个必然”和“两个决不会”社会发展规律的经典论述
伴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飞速发展，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日益暴露。因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化大生产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这就决定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必将被社会主义公有制所代替。尤其是以生产过剩为主要特征的经济危机的周期性爆发，更加表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无法容纳这种生产力。19世纪40年代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统治地位在西欧各国陆续建立。这一时期的马克思曾坦言，他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因此马克思开始系统研究政治经济学。在1859年1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对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作了经典表述。他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3]“两个必然”和“两个决不会”是马克思主义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性以及这种必然性实现的时间和条件的全面论述，二者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前者是资本主义灭亡和共产主义胜利的客观必然性，是根本的方面；后者是这种必然性实现的前提和条件。二者共同构成了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全面认识。
二、“美国社会主义例外论”观点述要
根据马克思的理论，美国本应是最有希望进入社会主义的国家，但事实却为何相反，美国成为与现实社会主义运动最绝缘的国家。法国学者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早就对美国的独特性做过论述。他将美国与欧洲大陆国家进行比较后，认为“美国人的际遇完全是一个例外”，“今后不会再有一个民主的民族能逢这样的际遇”[6]。他认为，美国的发展不同于世界的普遍发展，美国的建立和发展有其独特的道路，需要以独特的方式来理解美国。德国国民经济学家桑巴特，在分析美国工人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地位后得出“美国不存在社会主义”[7]的结论。综合这些西方学者的观点，“美国社会主义例外论”一般都倾向于认为，美国的“例外”有着深厚的经济、政治和历史文化渊源。首先，美国的“例外”与其深厚的殖民统治传统和奴隶制庄园经济发展有密切的关系。众所周知，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可以说“所有的美国人都是外来移民或他们的后裔”[8]。美国的独立，是13个殖民地通过战争摆脱殖民统治而获得的。直到南北战争结束，美国重新统一以前，它始终作为一个农业国来发展资本主义。这使得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形成自身的特殊性，最初没有大量的雇佣工人，因为有较之更为廉价的劳动力———奴隶的存在。资本家只需花10到20美元便可得到一个终身为其服务的奴隶，而大量受压迫的奴隶根本不具备彻底的革命性。奴隶出生的雇佣工的阶级特点，决定了他们的政治诉求只是获得自由、独立和平等的权利，而不是推翻联邦统治，不是推翻资本主义。美国所特有的殖民特征直接影响着美国工人的经济生活状况：一方面，美国的殖民特征导致了其土地价格非常便宜，这直接导致大批量生产的农产品价格非常低廉；另一方面，科学技术的发展促成工业品的大批量生产，尤其当这些工业品被大量销售时，价格就会更加便宜。而与此相对应的是，美国工人的工资水平却不低，工人为了满足自己日益增长的生活需求，往往会花掉更多的收入。桑巴特通过大量数据资料得出重要结论：“美国工人的现金工资收入大约为德国工人的两到三倍”，“他们在住房、穿着、饮食方面都要比德国工人更好”[9]。因此，美国工人从来没有意识到自己与统治阶级之间存在那种鸿沟，相反却更易安于现状。他们觉得，这种繁荣正是源自于资本主义，因而其目标并不是要将资本主义推翻。其次，美国的“例外”与其两党政治的运行模式，以及美国政党制度对工人党的影响密不可分。自19世纪20年代初期，美国民主化浪潮就开始掀起。之所以称美国为拥有民主政府体制的国家，是因为美国联邦各州都将普选作为其惯例。自1856年后，美国的两大政党共和党和民主党，始终拥有庞大权力，其垄断地位一直得到了延续，相应地，其它一切的第三政党都无法挑战他们的权威。当然，在美国历史上并非从未出现过社会主义政党，但是社会主义政党每在开始孕育形成之时，两大政党就会从他们中间挖走领袖。“在那些坚持推翻现有社会秩序的‘社会民主主义者’面前，总是有许多诱人的官职在晃动。”[10]这样，即使是工人阶级的领袖人物也不会面对官职无动于衷，因为他们必须为了实现某个目标来进行联合。所以，两大传统政党让工人阶级变得更加容易从属于它们，这也就使工人阶级与两大传统政党的良好关系，得到了完好的延续。最后，美国的“例外”与其移民历史和宗教文化同样存在密不可分的关系。自17世纪下半叶，美国的移民运动就显露头角，到19世纪初期，便开始向西部进发。美国西部自由获得土地的制度让大批的移民开始涌向西部，使“农业边疆”西移，许多移民自己成为了自由的农场主。因此“，在美国工人的思想意识里，任何对当今社会秩序的不满都很难扎根”[11]。这不仅促进了美国的经济发展，更提升了美国无产阶级的社会地位，进而在一定程度上也就削弱了美国工人的斗争性，从而减少了社会矛盾的发生。当然，美国没有进入社会主义，另一不可忽视的原因是其宗教文化根源。1620年，来自英国饱受迫害的清教徒来到北美大陆，建立了第一个殖民地。基督教文化使美国人如此矛盾，他们一方面追求平等，另一方面又向往自由，无时无刻不鼓吹个人主义。崇尚个人主义和自由的特征，在他们的信仰里源远流长。这样的移民背景和宗教文化根源，几乎不可能使集体主义、财产公有有其生长的土壤。
三、美国的所谓“例外”并未违背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预言
社会主义在美国之所以“例外”是其特殊的移民历史、奴隶制庄园经济、两党政治的特殊运行模式以及宗教文化根源等诸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透过其神秘面纱，我们要指出的是，美国并非任何实质意义上的“例外”。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虽然没有像马克思预言的那样进入社会主义，但美国也绝不是超越历史规律的“例外”。美国的发展同样符合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并没有违背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论学说。具体依据分述如下。其一，美国虽然没有步入社会主义，但绝不是没有社会主义的传统。约翰•尼古拉斯就认为，社会主义是美国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美国的今天，“正是社会主义观念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中塑造和巩固了美国”。美国存在社会主义的传统不是抽象而是具体的，如在美国社会主义的“老家”———密尔沃基，二战后大部分时间都处于社会主义者的管理之下，那里的社会主义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信念是他们为生活理想而奋斗的最佳工具”[12]。其二，如果说社会主义在美国是“例外”的，那只是从政党的角度出发；如果就政策而言，绝不能说社会主义在美国是“例外”的。美国的福利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种社会主义倾向。李普赛特在谈论“美国为什么没有社会主义”时指出，社会主义不仅仅指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也指建立广泛的福利制度。纵观美国整个20世纪的发展，可以说也是福利制度不断成熟的100年。尤其是30年代的罗斯福新政时期和60年代约翰逊的伟大社会时期，福利制度更是突飞猛进地发展。而且，回顾美国福利制度取得长足发展的两个时期不难发现，这两个时期都是民主党同时在行政和立法部门占据绝对优势，也正是民主党以绝对优势存在，使得与福利制度的相关立法成为可能。因此，虽然美国的社会主义政党在30年代以后就失势了，但是实际上可以认为民主党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内承担了社会主义政党的使命。其三，正是由于汲取社会主义的营养，美国才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经济危机、社会矛盾频发的困境。马克思所预言的资本主义崩溃之所以尚未发生，除了其现行生产力尚能够为社会形态所容纳，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政治上的民主机制调整了资本家与包括工人在内的普通民众之间的关系，缓和了社会矛盾。资本主义正在不断吸收社会主义的营养，实现制度的创新，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自我调整与修复。换言之，资本主义之所以没有走向崩溃，正是由于其消化吸收了社会主义的精华的缘故。因此，美国作为主宰世界资本主义的超级大国，虽然没有进入社会主义的社会形态，但在其社会的发展中继承了社会主义的某些传统，其经济社会的运作中随处可见社会主义政策的影子。历史的发展是合规律、合目的的，美国的发展也一样。如果说美国资本主义通过吸收社会主义精华的制度改良，却导致了美国的“例外”，那就正好从另一角度印证了马克思所预言的社会发展的规律。资本主义发展创造了比过去一切时代还要多还要大的生产力，但随着周期性经济危机的爆发，这种田园诗般的关系也被打破了。现今的美国社会，乃至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国家，虽然没有通过革命的激进方式进行社会形态的转变，那正是因为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短时期内尚可以容纳生产力发展的缘故。但是，无论是世界性的经济危机，还是如美国国内的政府关门，都昭示着资本主义国家内生产关系亟待变革，政治运行模式亟待调整。毋庸置疑，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都在通过福利制度来调整社会各阶层关系，都在充分吸收社会主义的精华，吸纳社会主义的营养。如果不是以僵化教条的方式定义“社会主义”，美国不仅不是历史发展的“例外”，而且同样是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规律预言的佐证之一。
四、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改良并未消除资本主义固有的基本矛盾
19世纪中期，伴随着工业革命的完成和资本主义革命的蓬勃发展，资本主义制度在世界范围内得以确立。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阶级到今天的500年间，资本主义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尤其是二战后的半个多世纪以来，资本主义更是面临着从未有过的危机与挑战，西方模式面临着从未有过的困境。近年来，资本主义国家持续低迷的经济形势、此起彼伏的工人罢工示威运动，以及震惊世界的暴力恐怖事件，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当代资本主义已陷入了危机与困境之中。资本主义的困境不仅仅表现为美国的金融危机，更表现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整个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困境。典型如资本主义的印度，贫困可以说成为其一个重要标签，以贫民窟为表征的巨大的贫富差距存在，给世界带来的思考是震撼的：“血汗劳动、童工奴隶、专横的黑社会，这一切不是发生在印度的穷乡僻壤，而是发生在印度的经济、金融和文化中心，发生在‘印度的上海’，发生在光天化日之下。”[4]虽然印度的政治制度有其值得肯定的地方，但印度民主受西方民主话语权的影响而呈现出的散软特点，无疑是许多问题产生的症结所在。再如东欧，1989年底东欧发生剧变之后，政治上的激进转型、经济上激进的“休克疗法”、政党制度的迅速转变以及私有化、市场化，并未从根本上改变东欧的面貌。时至今日，东欧国家的福利资本主义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固有矛盾，但其弊端还是显而易见的。受经济全球化影响，东欧福利资本主义模式的改革方向日趋向美国模式看齐。但它一切的改革与措施都是在维持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条件下进行的，因而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矛盾。因此，西方资本主义模式本身的弊端无法解决，就势必导致资本主义社会更多无法解决的问题出现，欧洲国家的主权债务危机就是最好的证明。当然，我们并不否认，当代资本主义通过包括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改良，出现了许多方面的新变化，但这并不能消灭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首先，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变化。二战后，资本主义所有制发生了新变化，国家资本所有制形式形成并发挥着重要作用，法人资本所有制崛起并成为居于主导地位的资本所有制形式。其次，是劳资关系和分配关系的变化。劳动对资本的隶属由形式上的隶属发展成为实质上的隶属，资本家对工人的控制更严格，剥削方式也更为巧妙和残酷。在分配领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工人阶级反抗力量的壮大，资本家开始采取一系列激励制度和社会福利制度。第三，是社会阶层和阶级结构的变化。资本家的地位和作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高级职业经理人成为大公司经营活动的实际控制者，知识型和服务型劳动者的数量不断增加，劳动方式发生了新变化。第四，是经济调节机制和经济危机形态的变化。资产阶级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不断增加，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形成和扩张。最后，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也发生了变化。国家行政机构的权限不断加强，政治制度出现多元化趋势，法制建设得到重视和加强，改良主义政党在政治舞台上的影响日益扩大。当代资本主义发生的这些变化是一个客观事实，但是，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从根本上说，是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和资本主义经济规律共同作用的结果，它只是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的变化，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根本性质发生改变。资本主义所有制机构的调整并未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统治地位，剥削方式的变化也未触动资本主义剥削统治的根基，资本主义的自我调节和改良更无法消除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包含着现代的一切冲突的萌芽”[5]。在当代，资本积累推动着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不断激化并将最终否定资本主义自身。
五、结语
总而言之，美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所谓“例外”，并没有否定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开放性的理论体系，随着实践的发展应予以与时俱进的诠释。资本主义被取代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美国的所谓“例外”，除了其自身的历史、地理、宗教传统等因素外，不能否认美国同样也在吸取社会主义性质的营养。所以美国的所谓“例外”并不完全“例外”，美国的所谓“例外”无法对历史规律进行超越与否定。相反，正是因为一个多世纪以来对“美国例外论”的不断探讨，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真理性。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新变化和未来趋势必将继续证明马克思“两个必然”和“两个决不会”论断的真理性和普适性，马克思创立的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必将更加深入人心。
作者：孙莉 单位：华东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