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属下的“不说话性”
斯皮瓦克在其著名文章《属下能说话吗?》中提出了“属下不能说话”的学术主张。首先她追踪了19世纪英国殖民者围绕是否应该取缔印度“萨缇”习俗(sati)而展开的话语争论的意识形态运行轨迹。在这场关于印度女性习俗的激烈论争中，“自焚的寡妇”不是争论的主体，争论的主体是欧洲殖民者，“甚至不是被真正关注的客体”瑢瑏，争论关注的真正对象是如何安全有效地利用萨缇揭露印度本土文化传统的落后与残暴，以建立西方帝国主义的文化权威。“寡妇殉夫”是男权主义和帝国主义两种意识形态交互驰骋的话语场域。“自焚的寡妇”的主体性完全被边缘化了。自诩“保护者”的西方殖民者用帝国主义与菲勒斯中心主义双重强权话语绑架了印度女性的主体意识和能动性，她们的利益、遭遇、意愿和主体性在这个意识形态战场中缺席。因此，“属下不能说话”。1926年一位印度革命女青年布巴内斯瓦丽•芭杜莉(BhuvaneswariBhaduri)因无法完成一项政治暗杀任务而选择在经期自杀的事件为斯皮瓦克深入阐述“属下不能说话”的学术主张提供了有力的立论依据。瑏瑣斯皮瓦克把芭杜莉的自杀视作一篇充满异质性的“死亡文本”，并从中解读出芭杜莉的反抗意识:她等待月经的行为其实是在“用干涉主义的方式”重新刻写了“萨缇自杀的社会文本”，瑏瑤并用行经的身体消解了印度父权社会构建的关于女性自杀的本质化认知模式。不幸的是，在真相揭晓之前的十年间，芭杜莉的死因仍然被解读为不正常恋情，更不幸的是近50年后，她的意图仍然未得到其身为自由主义女性的亲侄孙女们的正确解读。瑏瑥因此，“属下不能说话”。拉塔•玛尼(LataMani)认为:“斯皮瓦克的《属下能说话吗?》令人失望的地方是她过于迅速地排除了一组关于声音与能动性的复杂问题的可能性。在考察和审问档案材料的多重确定性的语境下，斯皮瓦克坚称‘属下女性不能说话’，并且她理由充分地拒绝试图通过简单地‘让本土人说话’以反击统治话语的想法。”瑏瑦玛尼的观点代表了学界对斯皮瓦克“属下不能说话”的一种类别化解读:无论“属下不能说话”意指属下不具有说话的能力，瑏瑧还是属下没有说话，甚至是历史档案中属下声音的缺失，都是斯皮瓦克在缺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武断地作出的一个有失偏颇的论断。面对误读，斯皮瓦克解释到“属下不能说话”的“说话”意指“一场关于说者与听者之间的交易”。
在这里，“说话”并非囿于其字面意义，而是指涉“由听与说构成的一次完整的言说行为”瑏瑩。“属下不能说话”并非强调属下不具有说话的能力，问题在于他们持续传递的关于自我意识、欲望、反抗的话语符号，却因为“听者”的缺失而导致言说行为的失败，这才是斯皮瓦克“属下不能说话”的真正内涵。对于芭杜莉这类的属下而言，其自我意识仍然只能依赖既存的表述方式进行表达，自我意识与表述方式之间的彻底分离不可避免地造成属下的“声音”不被他人“听见”的窘境。芭杜莉带有月经痕迹的死亡身体“好像一个文学文本，试图传递给读者一条信息”，然而，由于合法的制度背景的缺席，她用行经的身体力图传递的异质性经验终究得不到认识，这是一种“不能被觉察的反抗，一种对未被觉察再生产异质规范性的拒绝”瑐瑠。因此芭杜莉“不能说话”不是强调她“没有说话”，而是“她努力在做一件与众不同的事情可能不会被认识，因为这里没有制度化的合法性。”瑐瑡对于缺乏自我意识而导致的“不能说话”，斯皮瓦克建议用一种非强制性的欲望重组，培养公众领域的直觉力。对于自我意识表述失败而导致的“不能说话”，斯皮瓦克提出用一种策略性的再现方式再现属下的主体意识。斯皮瓦克批评米歇尔•福柯(MichelFoucault)、德鲁兹等后结构主义者在反对西方形而上学真理观的压制性再现的同时，也否定了“再现”在属下反抗之中的重要力量。福柯等人将“属下”定义为具有完整而纯然的自我意识，能够自我决定的历史主体，无疑进一步加重属下的“失语症”，与帝国主义知识暴力形成共谋关系。斯皮瓦克指出属下的“属下性”就在于其不具有自我决定的主体意识，只能被决定。因而，他们不能表述自己，只能被表述。
二、“有声的沉默”:属下的主体意识的文学再现
斯皮瓦克对卡尔•马克思(KarlMarx)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LouisBonaparte’seighteenBrumaire，1851)一文中使用的“再现”一词进行了辨析。她指出，英语词“再现”(representation)在德语中有两层词义:一是作为代言的再现，如在政治领域;一是作为表现的再现，如在哲学、审美领域。在政治实践中，属下的“不说话性”直接决定了知识分子为属下代言的一种理想化的假象。“对于‘真正的’属下阶层来说，其身份就是它的差异性，能够认识和表述自身而无法再现的属下主体是没有的”瑢瑐，因此，知识分子只能“表现”属下。斯皮瓦克在批判西方真理观对属下压制性再现的同时，也肯定了知识分子对属下策略性再现的政治伦理选择。属下拒绝用主流语言进行言说，在日常生活中，其用主流话语系统之外的“眼神”、“行动”或“故意的沉默”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意愿和反抗，这些冲破西方真理观压制性再现的异质性经验可以通过文学叙事的方式得以策略性地再现。詹姆斯•斯科特(JamesScott)把属下主体性的碎片称作“隐蔽话语”(hiddentranscript)，它们以自发的、随机的、破碎的形式形成反抗策略和技艺的运行场所，以避免与公共话语发生正面冲突。瑐瑣关于“沉默即反抗”的文学叙事发生在南非白人作家约翰•马克斯韦尔•库切(JohnMaxwellCoetzee)的小说《福》(Foe，1986)里。这部改编自丹尼尔•笛福的(DanielDefoe)《鲁滨逊漂流记》(TheAdventuresofＲobinsonCrusoe，1719)的小说，将黑奴星期五((Friday))描绘为一个被人割舌，无法言说的边缘人。《福》的女主角英国人苏珊•巴顿(SusanBarton)将星期五从孤岛上带回英国后，希望英国作家“福先生”(Mr．Foe)能够将她与鲁滨逊•克罗索(Ｒob-insonCrusoe)、星期五在孤岛上共同生活的经历写成一部小说。因星期五的“沉默”，导致她丧失了许多重要的文章素材，小说的完整性和丰富程度大打折扣。于是，她尝试了许多从“哑言”的星期五那里得到有效信息的方法。如她通过画图的方式试图解开星期五“没有舌头”之谜。然而，无论苏珊怎样解释引导，星期五仍旧无动于衷。后来，她发现星期五偷偷在石板上画画:“一排排的眼睛下面都长着脚，成了会走路的眼睛。”瑐瑤苏珊伸手拿石板，遭到了星期五的极力阻挠，他拼命地抓住石板不放，并以极快的速度把“石板擦得一干二净”瑐瑥。
苏珊和福先生让星期五沉默发出声音的尝试以彻底失败而告终。但从另一个角度讲，星期五的“沉默”确实发出了声音———对苏珊把他当做“知识的对象”的反感，对“本土信息提供者”身份的抗拒，对主流社会文化渗入的抵制，以及对本土文化纯洁性的坚决保护。纵观斯皮瓦克的学术著述，属下的“沉默”大致包括三种类型:第一种由于主体性的匮乏，属下依附并顺从于主流文化意识而导致的“沉默”;第二种“沉默”是由于属下不能用自己的主体语言进行言说，只能依靠主流社会的表达体系所进行的自我表述因遭到霸权文化的覆盖、消音、挪用而造成的“言说的失败”。“说者”的在场和“听者”的缺席是导致以上两种“无效的言说”的根本原因。对于“说者”来说，这是一场被迫的、无法选择的被动的“沉默”，对于缺席的“听者”而言，此类“沉默”是对属下进行话语操控的积极结果，是维护其霸权统治的必要手段。第三种“沉默”产生于“听者”的“在场”和“说者”的“缺席”。“说者”的“沉默”是一次有计划、有目的、自主的选择，它是抵抗主流文化的反抗话语与保护边缘文化的能动行为;对于“听者”而言，属下的“故意沉默”致使他无法成功地从“知识对象”那里获取目标信息。在对抗霸权文化的暴力入侵而衍生的沉默话语是属下自由地表达意愿的声音场所，属下的主体意识与能动性在此类文学叙事中得到了有效再现。总之，斯皮瓦克虽然长期立足于阐释属下的失语困境，但她从未一笔抹煞“属下能够说话”的可能性，也没有放弃探寻走出“属下不能说话”的文化困境的有效途径。所以，属下的“沉默”并不是一块一成不变的僵化铁板，属下表达自我意识与能动性的“主体性声音”的客观存在与有效显现，使本文的逻辑框架呈现出一种“延异语言艺术论文”的状态，这也是对斯皮瓦克解构主义精神的尊崇。
作者：杨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