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花开千树———人格塑造差别迥异
人格塑造在很多时候实际上就为整个故事的框架和描述方式限定了空间与色彩。中西方的文学作品中，关于不同的角色的人格进行了丰富多彩、千姿百态的描述。积极人格中的自信、独立、果断、勇敢等层出不穷，而消极方面的自私、懦弱、自卑、阴狠等惟妙惟肖。从浮游于表面的现象去观察，双方的人格描述非常相似，都是人生百态的分析和白描，不过是因为地理区域、文化景物的差异，导致故事中人格的塑造大同小异罢了。但是抛开这些浮华的外表、外显的线条，中西方文学作品汇中所包含的深层次差异，实际上非常鲜明。在剥离外在具象层面的故事情节后，故事角色的人格塑造取向表现出显著差异，而这种差异也可以通过抽丝剥茧的方式，逐步勾勒出来。从某种意义上讲，独立性人格与依存性人格的塑造或者追求，是中西方人格塑造的典型不同之处。由于农耕文化、游牧文化或者其他文化背景产生的差异，导致个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显著不同。传统的中国文化中，个体是依附于集体而存在的，这种长达几千年的文化渗透与影响，导致人格的独立性逐步被削弱。而大一统背景下的高度皇权集中制度，也使得个体对于自我的认识趋于模糊。人格独立性的渐变，逐步成为中西方文学中一个有待讨论的问题。在诸如《简·爱》《老人与海》等浩繁如海的西方文学作品中，主人公的人格独立性是比较完整的，为了证明自己的人生价值，从自我的角度面对世界、思考人生，强者不仅仅属于强壮的男人，还属于纤弱的女性和年迈的老人，独立的人格是强大的，它不因为性别、年龄、种族而有所改变。这是西方文学作品中的独立人格取向证明，并且从整个历史纵向坐标来看，这种独立性还具有一种逐步强化的痕迹。随着以“人性解放、生而平等”为主题的启蒙运动等多种形式的社会发展浪潮接踵而来，这条主线愈发明显。而反观中国文学作品中的独立人格则反其道而行之。在代表性作品《水浒传》《红楼梦》等经典名著中，人物角色尤其是主要人物的人格独立性不断减弱的征兆显而易见。女性的独立人格中西方关注存在侧重。对于女性人格的描述和关注程度，中西方文学之间的差异也是不许回避的。时至今日，西方文学作品中女性的独立人格不仅仅是在作家的笔下得以树立起来，并且越来越鲜明而强大，更为突出的表现则是女性自己已经掌握了写作的主动权。在大量女性作家的推动下，女性在文学作品中的“第二性征”或者“男性笔下的女性角色”地位正在改变，从女性自己的体验和感悟中，女性用自己的“画笔渲染出属于自己的色彩和线条”。而相对于此，中国的文学作品中，女性的独立人格并没有得到足够的发展，文学作品中女性独立人格整体上仍处于从属的地位，尤其是古代文学作品中，女性的地位和话语权是极其微弱的，在男权具有绝对优势的前提下，女性在文学作品是一种附属品，是一个弱势的存在，以至于出现了诸如西汉刘向的《烈女传》、东汉班超的《女诫》、晋代的《女史箴》、唐代宋若莘的《女论语》、明代的《闺范》、清代的《教女遗规》等一系列的约束女性的作品，古代社会对妇女行为进行规范的文章可谓不胜枚举，时至今日，我国女性作家独立意识萌发迅猛，涌现了一批具有强烈独立意识的代表作家，只是从整体上达到与西方女性作家同样独立的标准，还有待时日。
二柳分异种———天人关系体悟有别
人与自然的关系，长久以来都为中西方作家所关注，成为其作品中长久不衰的追问主题。人定胜天与天人合一，寄情山水与改造自然等一系列命题，在中西方的作家笔下无数次地被证明和推到。以五柳先生为代表的中国作家，对于桃花源的向往千年未绝，魂牵梦绕的是“归去来兮，武陵深处是吾乡”，谢灵运、王维及之后的群英，将天人合一，无为自然的追求，演绎得淋漓尽致。湖畔诗人华兹华斯则引领着柯勒律治、骚塞等，从另一个维度，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了梳理和探求。门前的垂柳、湖畔的枝条，对于陶渊明和华兹华斯，观其行迹原本无所差别，究其意蕴却各有所钟，双峰并立的《归去来兮辞》与《我好似一朵流云独自漫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这种区分。中国的文学，尤其是传统文学，对于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描述，其主脉则是追求天人合一。具体表现为几个方面：首先，情感方面，代表文化主流的文人，始终希望能够长期地亲近自然，这种倾向在其“得意”与“失意”之间同样存在。失意时，则选择“归去来兮”，亲近自然以遁世，不为五斗米折腰；得意时则希望摆脱案牍劳形，游玩于山水，最终与林泉之间清心、修身、养性。可以说，对于自然的向往和依恋，自始至终，没有离开过中国文人的梦境。其次，在价值追求方面，文人的作品之中，一直在向世人宣讲这样一个主张———韬光养晦，细水长流。而无数的文学作品中，如《过故人庄》、《山居秋暝》，这种主张得以重复的被证明。在中国的文学作品中，道法自然也许是人与自然关系的最好注脚。亲近自然而不营造自然，这是中西方文学作品中关于天人关系的一个不同，在西方文学作品中描述的自然景物以及生活环境，其笔墨大部分集中于原生态的自然，包括城堡、森林、湖泊等，对于人工改造的自然景观则不感兴趣，这一点与中方极为热衷描述“园林”景物的风格，有着截然不同的差异。西方的文学作品中，则将自然作为个人征程的后盾，有目标和机会时，自然是被放在第二位的，这与文化背景相关联。自我的发展是利用自然，征服自然，所以在西方的文学作品中，包括《鲁滨逊漂流记》、《假如给我三天光明》、《热爱生命》等，都在告诉读者一个道理———人定胜天。这是关于天人关系的第二种不同理解。从某种角度分析，中西方文学作品中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论证，其本质的区别在于人与自然的从属关系上，西方强调自我中心，自然从属于“我”，所以都是将自然“拿来”为我所用；而中国则主张自然第一，“我”归属于自然，将自然借鉴过来，为自己营造心灵的归属，而非凌驾于自然之上。
三仁智相别———道德追求源流殊途
道德之于中西方的文学作品而言，其概念与含义相别甚远，其中关于“孝道”的理解与认识，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之一。中国文学作品中以“仁、义、礼、智、信”人伦五常等美德为代表的传统文化道德追求，西方的文学作品中所推崇的“忠诚、礼貌、诚信、善良”等代表着其道德主流取向。然而“孝道”作为中国文学作品中视为“天经地义”的宣扬主题，在西方文学作品中却鲜有耳闻。针对于家庭伦理中的“孝道”或者“孝悌”准则，中西方的文学作品表达中，可谓是“源非同出，流向殊途”。中国传统的道德标准很大程度上源于儒家等思想流派所提倡的宗法制度内的道德，强调的是以忠孝为基础的人伦道德关系。这其中的“孝道”从某种意义上是一切道德的起点。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家庭是个体各种社会关系的起点，亲子关系则家庭关系的起点，所以在此逻辑前提下，孝道作为道德的组成部分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几乎所有主流体裁的文学作品都一再将孝道作为故事的主线之一，用以表现人物的性格或者道德水平，并以此作为重要的矛盾爆发点，使得故事的张力更为饱满，故事的情节更为真实。更为极致的孝道主题作品《二十四孝》，将这种道德追求和逻辑推向巅峰，甚至出现过于偏激的倾向。对于孝道的宣传和颂扬，在西方文学作品中则几乎寻找不到，即使有类似主题或故事，也可谓是凤毛麟角，鲜有所见。西方文学作品中的道德立足于“个人”世界的，而中国的文学作品则侧重与家庭，二者的差别也许正是源于前面所论述过的“中西方对于独立人格以及人与社会关系的认识是完全不同的”这样一个命题，子女并不从属于父母，彼此间的责任和义务有社会规定，而非家庭主导。西方的文学作品中所宣传的道德取向，更多集中于“宗教社会”和“民主社会”两个阶段的范畴，在前一个阶段，更多的是倾向于宣扬基督教文明框架的顺从与奉献，而后一个阶段则是西方文学作品中道德追求发展的高峰期。以文艺复兴、思想启蒙为代表的时代，文学将道德宣传作为自己的义务而努力的宣讲，而这一时期的道德更多地从理性的角度去分析其内在的价值和逻辑。与中国传统的礼仪道德以感性为基础，有着鲜明的不同。
四临崖观潮———情感表达张弛各异
情感表达方式在中西方文学作品中的差异也是显而易见的，西方文学中情感表达犹如波涛汹涌的海潮，汪洋肆意，不受拘束，完全按照心中的感受，自然流淌。比如经典名著《简·爱》（JaneEyre）中的主人公，虽然是一个并非惊艳而优雅的贵族少女，但是对于罗切斯特的爱情她却毫无保留地加以表达，即使遇到心爱的人已经结婚这样悲痛尴尬的境遇，她还是发出了“我要遵从上帝颁发世人认可的法律，我要坚守住我在清醒时而不是像现在这样疯狂时所接受的原则”的呼唤！中方情感表达好似岿然不动之火山，内心热烈奔腾，外观却静默不语，甚至让人无法察觉在。在某种角度做个比喻的话，中国文学作品，尤其是传统文学作品中的情感表达方式，由于豆蔻年华、待字闺中的少女，含蓄而内敛；而西方文学作品中的表达方式则犹如自信张扬、活力奔放的牛仔，直率而热烈。中国文学作品中，喜欢通过“写意”的笔法将人物的内心进行刻画，这种表述需要读者具有较强的直觉和观察能力，从碎片化的只言片语中，收集人物情感发展的线索，比如经典作品《红楼梦》中的宝黛之恋，如果没有敏感的观察力和细腻的情感，对于二人之间的如火的恋情是无法感受的，甚至有凉淡如水的感觉。而西方文学作品中，人物的情感则较多采用素描的手法，线条清晰而明朗，二者之间的情感描述差异，有若绿叶红花清晰可现，可谓泾渭分明。
五结语
中西方文学作品中的不同之处实在是纷繁众多，从现象到本质的讨论是一个庞杂而深邃的活动。从情感道德的价值取向角度进行剖析和论述，不失为一种研究的途径或取向。在今后的相关研究中，对于比较的时空、对象、体裁等进行具体而细致的界定，应当是需要研究者关注的课题，并需要坚持长久探究。
作者：王蔚 单位：沈阳工业大学外语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