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曾经讲：中国有十三篇兵书，“便成立中国的军事哲学”。
这话有道理，中国古代的宗教、哲学、政治、伦理、以及军事思想……都有一贯的原理存乎其间。古代兵学和哲学也是不好分的。从这种原理上，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看似幽深玄远，却是战争中一切显著现象的根本。诚然由于时代的限制，古代的政治军事思想带有这样那样唯心的倾向，但关于战争诸多论述中却也包含着不少素朴的而又丰富深刻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思想。本文从这个角度出发来探析古代军事思想中体现出的古人深邃的哲学思想，且当是“以古人的眼光来看古事吧”。
一、“正本”的哲学思想----战争中正义之师，“民为邦本”的思想
《礼记·大学》：“其本乱,而未治者否矣”。从政治上讲起来，就是“正本”。董仲舒说：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延，正朝延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公羊》元年春正月，《何注》：春秋以元之气，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正之政，正诸侯之即位，以诸侯之即位，正境内之治。在我国古代政治军事思想中首先强调的也是“正本”的哲学思想。
（一）强调“师出以正”
古人主张师正，也就是“师出以正”，“师正得吉”。所谓“师正”就是军队作战目的是正确的，作战的性质是正义的。《周易》：“王用出征，以正邦也。”就是说君主使用军队进行征伐，是为了维护国家的整体利益，维护广大民众的利益，也就是所谓的“正邦”。只有这样的战争才会得到广大民众的拥护和支持。而“政胜”、“德胜”的思想早在《孙子》中就有了，亦所谓“道胜”。古人强调宇宙间的事物，都有天然的规则秩序，人在期间，也莫能自外。所谓“以道御之，无所不可”，用合情合理的手段驾驭战争，让他们能充分发挥作用，这样就能无往而不胜。把“道”，看作决定战争胜负的首要因素。《孙子》认为，决定战争胜负的有五事：“一日道，二日天，三日地，四日将，五日法”；有七计：“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
”它均把“道”放到了“五事”、“七计”的首位。强调：“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为胜败之政。”“义战”、“义兵”和“不义之战”是古人对战争概括性的看法。如《管子》十分强调战争的正义性乃战争取得最终胜利的根本保障。它说：“行义胜之理。”（《幼官》）；“善胜恶，有义胜无义，有天道胜无天道。”（《枢言》）；《管子》同时认为，不合时宜，不合道义的战争，即使侥幸取胜，也未必是福，“不时而胜，不义而得未为福也”。《左传》上也指出：“师直为壮，曲为老”，意即为正义而战的军队士气旺盛，反之便兵无斗志。在《吕氏春秋》里，对这个问题讲得更清楚了。它讲“兵苟义，征伐亦可，救守亦可；兵不义，征伐不可，救守不可”。可见古人对战争的性质已普遍地用了“义”或“不义”这样的词作了区分，这在军事思想方面是有价值的。
（二）“民为邦本”的民本思想
早在春秋时期的齐国政治家管仲提出：“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管子·立政》）；《书经》上说：“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还有诸如：“民者，君之本。”（《谷染传》）；“国以民为本，君以民为本，吏以民为本。”（《贾谊：《新书》）。“为政之道，以顺民心为本，以厚民生为本，以安而不扰为本”。这些就是影响、作用于中国古代政治军事思想的民本思想。中国古代许多进步的政治军事家已充分意识到战争的成功或失败，治统治的稳固或崩溃，不取决于天命鬼神，而在于统治者对待民众的态度和随之而来的民心向背，有时甚至将它与战争的胜负直接加以联系和对应。就是孙子所说的“修道而保法”、“唯民是保”。所谓“政之所幸，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牧民》）“不能治民，而能强其兵者，未之有也。”可见古人认为军队行师打仗最重要的目的是保民安天下。只有保民师才会“正”，才会得到人民的支持、上天的保佑。而只有师正，得到人民的支持和上天的保佑，君主才会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最终实现保民安天下的目的。所有这一切，均打上了古代民本思想的烙印。他们依据“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理念，阐明了民心向背关系战争胜负的普遍规律。《管子·重令》强调：“凡国之重也，必待兵之胜也，而国乃重；凡兵之胜也，必待民之用也，而兵乃胜。”总之，治国安邦，取决于民心的向背；战胜攻取，也取决于民心的向背。“故与众同好靡不成，与众同恶靡不倾。治国安家，得人也；亡国破家，失人也。”
二、“质”出于“形”----战争不单纯是一种孤立的军事行为，它是政治和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外在表现
古人认为一切万有，是原于一种“动力”的，并提出：“质”出于“形”的哲学思想，“质”不能脱离“形”而存在。用科学的眼光看起来自然不能满足，但对古人认识战争与国家，战争与与国家实力之间的关系却起了很大的作用。
《吴子》初步认识到战争与政治的关系，主张“内修文德，外治武备”，把政治和军事紧密结合起来。《尉缭子》认为，军事和政治的关系，是支干和根基、表和里的关系，提出了“兵者，以武为植，以文为种；武为表，文为里”的重要见解，已含有军事从属于政治、是政治的表现的卓越思想。我国古代兵书亦揭示了军事实力必须以经济实力为基础的原理。国富是兵强之本，国富才能强兵。《孙子》指出：“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孙膑兵法》又前进了一大步，它不仅看到了进行战争必须“有委”(物资储备)，而且强调“富国”是“强兵之急者也”。我国许多古代军事家，例如曹操、朱元璋，都实行过屯田政策和“且战且耕”。像《管子》也强调“甲兵之本，必先于田宅。”足见我国古代军事家、思想家普遍认识到，发展经济是增强军事力量的可靠保障。
三、“慎始”----“慎战”
古人说从无而至有，有形无形，算做一个阶段，先要有形，才能有体。微是无形的意思，著是有形的意思。所以《乾凿度》说：“天气三微而成著，三著而成体。”《荀子·赋篇》说：“物精微而无形。”《老子》：“抟之不得名微。”《孔子》：“微乎微，微至于无形。”是从小到大的，所以要“慎始”。
在古代军思想中对战争的发动也非常重视《孙子》开篇名义，“兵者，国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把战争看作是国家的大事，关系着“存亡继绝”；《管子》也认为战争是实现君主尊贵和国家安定的重要途径，它说：“君之所以尊卑，国之所以安危者，莫要于兵”，“故兵者尊主安国之经也，不可废也”。“贫民伤财莫大于兵，危国忧主莫速于兵”，必须慎重对待战争。《孙子》在对待战争问题时指出：“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强调“主不可以怒而兴军，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因为“怒可复喜，愠可复悦”，而“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所以对待战争必须“明君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全军之道也”。
以上的这些政治军事思想主要是从战略的角度来看，用今人的话说就是主要讨论军事与政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问题。而在中国古代兵家思想中所体现的军事的辩证思维却更显淋漓尽致，内容广泛和精辟了。
四、“易”----“运乎无方”
战争没有固定的模式，灵活用兵，因敌制胜古人认为万有的起源，是一种动力。这种动力，是动而不已的。所以贵“变通”，忌“执一”。《易系辞》：“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孟子》：“子莫执中，执中为近之，执中无权，犹执一也。”
古代哲学思想中“易”的思想，即事物是不断变化发展的思想在各兵家思想中也得到充分体现。我国古代兵书贯穿着因形用权，因情击敌，胜不可一的灵活用兵思想。《管子》认为，战争形势、敌我态势是变化多端、神秘莫测的，战争指导者要做到变化无方、灵活自如，切不可墨守成规则。它说：“运乎无方之事，应变无失之谓当。”（《宙合》）“无方，胜之机”（《幼官》）。“无方”即用兵打仗没有固定的模式，善于用兵者要做到“无设无形”。《孙子》指出：“占胜不复，而应形无穷”。他还以水因地形的制约改变其流动的方向，比喻作战指挥没有固定不变的模式，重要的是要根据敌情及其变化制定取胜的方法和夺取胜利。“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势，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吴子》主张“料敌用兵”“用情击敌”，强调“因形用权”。亦即在不同的战场情况下，应灵活地采用不同的作战方法。《孙膑兵法》指出，不可用一种态势下的取胜方法赢得各种态势下的胜利，即“以一形之胜胜万形不可”，它强调，“胜不可一也”。宋代名将岳飞也指出：
“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都强调灵活用兵，因敌制胜的重要性。
五、“有无相生”----“避实击虚”的辩证思维
老子哲学中最基本的一个问题就是关于“有”与“无”的关系。
《道德经》中有“有无相生”，之说，是老子哲学用以说明天地万物所以然、所以生、所以成的基本范畴。认为任何一个事物都是“无”与“有”的统一，相反而相成。《韩非子·主道》也说：“虚则知实之情，静则知动者正”。
古代兵家中也十分强调“虚实”，“有无”在军事中的运用。所谓“善者为兵也，使敌若据虚，若搏影，无设无形焉，无不可以成也；无形无象焉，无不可以化也，此之谓道矣”（《七法》）。虚实含义甚广，大致指兵力的弱强、寡众，兵势的钝锐、瑕坚，部署的次点、要点，意图和行动的假、真等。强调“知彼知己”的运用，在了解敌人兵力、部署、计谋等情况下，有意识地在军事活动和战争中造成表面现象与实际的内容背离，假象与真象难分，核心是“避实击虚”。善于用兵作战者，要以我之备攻敌之不备，做到虚虚实实、避实击虚。“释实而攻虚，释坚而攻脆，释难而攻易”（《霸言》）。
六、“阴阳”----战争中敌我、奇正、虚实、攻守、进退、围阙、迂直、主客、勇怯、长短、吉凶、利害、众寡、强弱、逸劳、胜败等对立双方的相互依存和相互转化
原始的“阴阳”观念是古人根据日光的向背和季节、气候等自然现象的变化规律得出的一种直观的哲学观念。
把阴阳看作是自然界两种基本的、互相对立和此消彼长的物质力量，把阴阴阳交替看作是宇宙变化的根本规律和普遍法则。
所谓“万物负阴而抱阳”是指万事万物内部都存在着矛盾的双方，都是在阴阳消长中变化的。所谓“冲气以为和”，则是指矛盾双方既对立又统一，由此推动了万事万物的变化和发展。在我国古代兵书中亦有诸多对军事范畴的辩证关系的深刻论述。
即以奇正为例，《孙子》说：“三军之众，可使必受敌而无败者，奇正是也。”这是从总的用兵讲，掌握奇正可立于无败之地。又说“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故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意即从兵力使用、战法讲，以正兵当敌，以奇兵取胜，出奇制胜的战法变化无穷。又说：“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要言之，常法为正，变法为奇。奇正运用，基础在正，高明在奇。王皙《孙子》注中说：“奇正者，用兵之钤键(锁匙关键)，制胜之枢机”。此深得奇正之要。《李卫公问对》指出：“善用兵者，无不正，无不奇，使敌莫测。”强调，要指挥作战，就要懂得“奇正相变之术。明代的《续武经总要》指出：“奇亦为正之正，正亦不奇之奇。”奇正还可以相互转化。再约略说及其他诸成对范畴。古代兵书，以联系的观点指明了应全面地看待对立双方的相互关系。例如，《孙膑兵法》指出：“善战者，见乱之所长，则知其所短；见敌之不足，则知其所有余。”《虎钤经》强调，要吉中见凶，凶中见吉；易中见险，险中见易；利中见害，害中见利。《李卫公问对》提出，“攻是守之机”，“守是攻之策，”反对“攻不知守，守不知攻”的片面指导。兵学理论的基本范畴，如“奇正”、“虚实”、“宽严”、“主客”、“攻守”、“形势”、“速拙”、“迂直”等等，无不以相互依存、互为关系的形式而存在。这正如老子哲学中的“美丑、难易、大小、长短、高下、前后、损益、刚柔、强弱、祸福、荣辱、智愚、巧拙、有无、生死、胜败、静躁、轻重”一样，彼此都是对立统一和普遍联系的。
中国古代的军事思想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一束奇葩，为我们留下了丰富和珍贵的军事理论遗产，学习和继承这份思想遗产，从中汲取我国古代军事斗争的宝贵经验的同时，更能领会和掌握蕴含其中的启迪今人智慧的深邃哲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