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不韦的《吕氏春秋》是一部主旨鲜明、政治主张明晰的历史文献。吕氏在复习了上至三皇五帝，下逮春秋战国晚期各个阶段的历史经验教训乃至诸子之论，甚至引用生命科学知识作为事实依据的基础上，论证其治国治事的政治主张和治国理念。此处站在生命科学立场上，仅仅以其所引用战国末期以前作为论证其治国、治事、理政、安身立命等政治主张的有关生命科学知识论据予以梳理，从中窥视其对后来生命科学发展的影响并予以述评。《吕氏春秋》是杂家学术流派的开山之作，在“兼收并蓄，博采众长”的治学理念指导下，以儒家思想为主体，将经过改造和发展的道家理论作为基础，全面吸纳法、墨、名、兵、农，以及阴阳五行诸家观点中有用的部分，构建其独有的治国理念和政治立场［1］。该书虽然不是医药学著作，但却传载了此前丰富的生命科学知识，吕氏以政治家的立场和视角，审视和运用人们易于理解的医药学知识阐扬其政治主张和治国方略，用治医之理以明治国之道。此处仅从医药学的立场，还原其中有关生命科学的知识，一方面有助于评估此前医药学所取得的成就，另一方面也能审视《黄帝内经》构建生命科学知识体系之前的社会背景、文化背景，尤其是前期的医药学成就背景。
1《吕氏春秋》的杂家理念对生命科学理论构建的影响
海纳百川是生命科学的本性，具有所有学科精髓集合的学科特征。以吕氏为代表的杂家治学理念正符合这一特性。这也是《黄帝内经》在构建生命科学知识体系时采纳杂家治学理念的缘由。先秦时期是中国古代哲学的萌芽阶段，大约在西周早期出现的《易经》和《尚书•洪范》等文献中，分别提出了原始的阴阳五行观念，反映了先民们开始运用理性思维方式来把握物质世界。其中的《易经》尝试运用阴阳对立统一关系，概括自然界万事万物以及人类社会的种种现象，这些思想在春秋末期问世的《易传》中得到了充分的阐发与体现。《尚书•洪范》用木、火、土、金、水五种物质元素的特性，运用取象类比思维方法来说明天、地、人等宇宙万物的特性及其相互联系。战国末期，中国古代哲学进入了建立体系、创立学派的学术大争鸣、大发展重要时代。当时正值社会的大动荡和大变革，是新兴的地主阶级要求以封建制度取代奴隶制度的时期。在这一非常时期中，随着人们认识的不断深化、随着春秋时期官学垄断地位的被打破、被禁锢，各种学术思想都得到释放，于是“诸子百家之学”的兴起和争鸣便应运而生。“诸子百家之学”的兴起主要涉及的历史文化背景有三个方面：就社会背景而言，是当时社会大转型，即从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社会的大转型时期；就思想背景而言，当时是从诸侯分封割据制向封建大一统的政治思想大转型时期；就文化背景而论，由于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自然科学的进步、社会结构的改变、文化知识垄断地位被打破，而相对普及统治者“礼贤下士”风气的盛行等等，都为“诸子百家之学”的兴起提供了十分有利的背景和必要的条件［2］。先秦诸子虽然号称“百家”，实际仅有十多个学术流派。吕氏已经初步划分了先秦诸子不同学术流派各自不同学术立场（《不二》），西汉司马谈则明确地概括出阴阳、儒、墨、名、法、道六家（《论六家之要旨》），刘歆在此基础上增加了农、纵横、杂、小说为十家（《七略》），后来人们以兵家易小说家亦为十家。在这十家学术流派之中，对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儒、墨、道、法四大学派。《黄帝内经》在其理论构建过程中，除了受到精气、阴阳、五行哲学思想十分深刻的影响之外“，诸子百家”中其他流派的学术思想很自然地浸润并渗透于其中，用以解释相关的生命现象，解决相关的医学问题，表述其医学立场。此处仅就“诸子百家之学”的主要学术思想对《内经》理论的影响予以提要性陈述，既体现《内经》理论形成的文化背景，也在于说明“《黄帝内经》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结晶”的观点［2］。杂家是战国后期出现的试图折中、杂揉诸子思想的学术流派，具有“兼儒墨，合名法”特点，其代表作就是秦之《吕氏春秋》和西汉早期、先于《内经》成书的《淮南子》。今人在详论杂家代表作《吕氏春秋》时说：“此书于孔子、曾子、庄子、墨子之言，伊尹、刘子之书无不采辑，不主一家，故内容庞杂。但已亡佚之先秦古籍如阴阳家、农家……之说，可由此考见一斑。”［3］任何一个学术流派的形成都有其相应的文化背景和时代需求，仅就创立杂家学术流派的《吕氏春秋》而言，为了适应秦国统一天下的政治需要，必须兼采先秦诸子各家之长，以兼收并蓄的学术立场，确立以儒家思想为主导，以经过改造的道家理论为基础，兼采各家对其有用的成分融合而成的独特政治思想，顺应了当时秦国即将统一天下的时代潮流。《吕氏春秋》（以下所引该书内容只标注三级标题）在《易经》“天道虚，地道实”的思想引领下，提出“君虚臣实”“民本德治”的政治主张，这也是以孟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组成部分。《黄帝内经》在构建脏腑关系（《素问•灵兰秘典论》），运气学说中君火（热气）、相火（暑气）以及客主加临之“君位臣则顺，臣位君则逆。逆则其病近，其害速；顺则其病远，其害微”（《素问•六微旨大论》），以及方剂组成之“君臣佐使”原则（《素问•至真要大论》）等理论时就秉承了这一君臣等级理念。关于宇宙本源的认识，是战国时期各家学派争论的焦点，《吕氏春秋》继承并发挥了道家精气理论，认为宇宙的本源是极其精微的物质———精气（即太一，又称作“道”）的运动变化而产生精彩纷呈、千姿百态、性质迥异的天地万物。《黄帝内经》在“天地合气，命之曰人”“人以天地之气生”（《素问•宝命全形论》）等精气生命观的思想指引下，全面地应用精气理论解释人类存在及其与天地万物的关系、人体结构、生命活动、病理变化，乃至指导疾病的治疗和预防，使这一哲学理论成为中医理论体系的基础和核心。如若从哲学背景审视精气概念的发生，先有宇宙万物的形成本原是“气”的观点，后来《管子•水地》在液态“水”能生万物的启示下，将医学中男女两性媾和时性器官中流溢像“水”一样的能构成胚胎人形之物称之为“精”，于是自此之后，就以“精”解气，把精与气联系在一起。《吕氏春秋》中就有了“气“”精”“元”的概念以及相关论述。后来的《淮南子》和《春秋繁露》又有了“元者，万物之本”的观点。可见气、精、元都是先哲们用以解释宇宙万物形成本质的具有相同内涵的哲学概念。就医学理论而言，是《黄帝内经》在《吕氏春秋》的基础上将气、精、元分论的哲学概念统一为“精气”，稍晚一些的《难经》将气与元分论的哲学概念统一为元气（或“原气”）的。《内经》在其构建中医理论体系时出于解释医学自身相关知识的需要，形成了具有不同医学内涵的气、精、精气的概念，使这些概念在不脱离哲学的背景下被限定在医学的范畴之内［2］。吕氏虽然是以儒、道思想构建其政治主张的，但对法、墨、名（如“坚白之察、无厚之辩外矣”《君守》《别类》）、阴阳、兵、纵横（《不侵》《报更》）乃至工、商、农、学等百余位诸子的学术立场、观点及其实例予以征引。勤求古训，博采众长，汲取其中可利用的部分为己所用，充分彰显了杂家“兼收并蓄”的治学理念和学术立场。《吕氏春秋》的这一理念和学术立场对《黄帝内经》理论的形成有十分重要的借鉴作用。如果从先秦文化解读其构建的生命科学理论时就不难发现，其理论的形成也是采用了兼收并蓄、博采众长的学术态度和立场，因而使得其中所载的医学理论丰富多彩。例如有关生命活动进程的阶段划分就有两种方法：一种方法是以“男子八岁，女子七岁”为时间段进行划分（《素问•上古天真论》），另一种方法是无论男女都是以10岁为一个时间段予以划分（《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及《灵枢•天年》）。两套方法各有各的理论依据，各有各的医学意义。再如对“何脏最贵”的回答中，从统主生命活动的角度，有“心者，君主之官”“主明则下安”“主不明则十二官危”之论（《素问•灵兰秘典论》）；从脾运化水谷精微营养全身的角度，有“脾者土也，治中央，常以四时长四藏，各十八日寄治”（《素问•太阴阳明论》）；从肺宣肃营卫之气、津液以及解剖部位尊高的角度，有“肺者，脏之长也，为心之盖也”（《素问•痿论》）；从肝应春主升发，能启动整体气机循行运转的角度，有“春甲乙青，中主肝，治七十二日，是脉之主时，臣以其藏最贵”（《素问•阴阳类论》）等。可见，在“人以五脏为本”的前提下，各脏分别在生命活动的不同方面发挥着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黄帝内经》以杂家“兼收并蓄”的理念汲取不同的学术观点，丰富所构建的生命科学理论。还有如“治痿独取阳明”的治病方法，在肯定了“取阳明”是治痿重要方法的基础上，又从导致“五脏气热”病理原因多样性的角度，明确地回答了“取阳明”不是治疗痿病之仅有方法，应该针对不同类型的痿病患者“，各补其荥而通其俞，调其虚实，和其逆顺。筋脉骨肉，各以其时受月，则病已矣”（《素问•痿论》）。至于疾病治疗方法的应用更是如此，《内经》认为地域有东西南北的不同，气候有寒热温凉之殊，生活在不同地域环境的人们，各有不同的体质，因而所患病症有很大的差异，不同的病症有不同的治疗手段，医生必须“杂合以治，各得所宜，故治所以异而病皆愈者，得病之情，知治之大体也”（《素问•异法方宜论》）。此外如三阴三阳的划分、人类体质类型的划分等等，诸如此类即是对各有其理的不同观点予以博采众长的“兼收并蓄”价值取向的体现。至于杂家论著中的学术观点，《黄帝内经》更是信手拈来，为我所用，如将《尽数》的“大甘、大酸、大苦、大辛、大咸，五者充形而生害矣。大喜、大怒、大忧、大悲、大哀，五者接神而生害矣。大寒、大热、大燥、大温、大风、大霖、大雾，七者动精而生害也。故凡养生，莫若知本，知本则疾无由生矣”段稍加改造就直接引入《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等相关篇章之中，论述五味、五气、五色、五志所伤致病等相关的内容。《吕氏春秋》反对宗教迷信，不相信鬼神，不承认天命，认为人类的生死是客观的必然，而不是命中注定“，凡生于天地之间，其必有死，所不免矣”。这一立场也对《黄帝内经》构建的生命科学理论有深刻的影响。如《素问》在“上（崇尚）卜筮祷祠，故疾病愈（更加）来”（《尽数》）的思想影响下，高扬反对迷信鬼神的旗帜，态度鲜明地表示，“拘于鬼神者，不可与言至德”（《素问•五脏别论》）“，道无鬼神，独往独来”（《素问•宝命全形论》）。如此等等的实例，俯拾皆是，足见《黄帝内经》的成书受其影响之深刻。
2《吕氏春秋》“圜道观”对生命科学理论构建的影响
“圜道”观念形成得很早，在《周易》《尚书》中已有体现，经过先秦诸子们的丰富和发展，于战国末期，由思想家吕不韦第一次确立了这一观念并予以系统地阐述和抽象，将其升华到理性层面，认为“天道圜，地道方。圣王法之，所以立上下。何以说天道之圜也？精气一上一下，圜周复杂，无所稽留，故曰天道圜……日夜一周，圜道也。月躔二十八宿，轸与角属，圜道也。精行四时，一上一下，各与遇，圜道也。物动医史文献则萌，萌而生，生而长，长而大，大而成，成乃衰，衰乃杀，杀乃藏，圜道也。云气西行，云云然，冬夏不辍；水泉东流，日夜不休……上不竭，下不满，小为大，重为轻，圜道也……黄帝曰：帝无常处也，有处者乃无处也……以言不刑蹇，圜道也。人之窍九，一有所居则八虚，八虚甚久则身毙。故唯而听，唯止；听而视，听止：以言说一。一不欲留，留运为败，圜道也。一也齐至贵，莫知其原，莫知其端，莫知其始，莫知其终，而万物以为宗……日夜不休，宣通下究，瀸于民心，遂于四方，还周复归，至于主所，圜道也。令圜，则可不可，善不善，无所壅矣。无所壅者，主道通也……人之有形体四枝，其能使之也，为其感而必知也。感而不知，则形体四枝不使矣”（《圜道》）。吕氏认为从天体运行、日月星辰运转、四季寒暑变迁、昼夜晨昏更迭，到虫鱼草木、人体生命运动等大凡存在有节律的自然现象无一不是“圜道”理念的具体体现和映射。何谓“圜道”？所谓“圜道”，即指宇宙万物自在的循环运动规律。今人将其径直表达为“圆运动”。圜者，动也。圜也者，环周不休也；圜也者，圆也，润也，谓其运动流畅而不能窒碍，有序而不能紊乱也。由于“圜道”所表达的循环运动广泛地存在于自然界、存在于人类社会、存在于技术领域、存在于人类的思维之中，所以这一理念很早就成为国人牢固的思维习惯，使“圜道”观念渗透到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各个层面，因而在中国民族传统文化的诸多品性之中，或为“圜道”观的衍生物，或者与其密切相关，无不深刻地影响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发生、传承和发展。从哲学角度言之，“圜道”有其局限的一面。但在中国的哲学里，精气、阴阳、五行等理论，无一不是“圜道”观念的表现形式。
2.1阴阳“圜道”观就阴阳“圜道”观而言，《易经》中的八经卦所表达的宇宙万物时空变化规律即是用阳爻阴爻作为符号表达“圜道”的。吕氏认为“，精行四时，一上一下，各与遇，圜道也”（《圜道》）。《黄帝内经》于此有更为精确的表述，“冬至四十五日，阳气微上，阴气微下；夏至四十五日，阴气微上，阳气微下”（《素问•脉要精微论》）。此乃一年四季的“圜道”。阴阳概念表达的自朔至望为阳长阴消的过程，而自望至朔则为阴长阳消的过程，此乃月相之“圜道”。故吕氏认为“，月躔二十八宿，轸与角属，圜道也”。“以一日分为四时，朝则为春，日中为夏，日入为秋，夜半为冬”（《灵枢•顺气一日分为四时》），此即吕氏所说“日夜一周，圜道也”的体现和运用。
2.2五行“圜道”观吕氏的五行“圜道”观又有两个方面的循环运动：一是五行相生的循环运动，即为了阐述天地万物之间的相互滋生关系，于是后来的董氏以“五行相生”命题予以专章论述并将这种关系以“父子”类比，如“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春秋繁露•五行对》）。“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此其父子也……天之道也”（《春秋繁露•五行之义》）。自此五行的木→生火→生土→生金→生水→生木……递相孳生的关系及其顺序便确立了。二是五行相克的循环运动。吕氏认为，黄帝时期“土气胜，故其色尚黄”，禹取代黄帝，因其“木气胜”；汤时“金气胜”而取代禹，文王“火气胜”而取代汤，故“代火者必将水“”水气胜，故其色尚黑”（《应同》）。用五行相克的“圜道”观解释了朝代的更迭和社会变迁。《春秋繁露》则从哲学层面概括了五行的相生“圜道观”和相克“圜道”观。为了阐述天地万物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于是以“五行相胜”命题予以专章论述，如“金胜木“”水胜火“”木胜土”“火胜金“”土胜水”（《春秋繁露•五行相生》）。自此五行的木→胜土→胜水→胜火→胜金→胜木……递相制约的关系及其顺序便确立了。《黄帝内经》则将其运用于解释藏象理论的构建。如“木得金而伐，火得水而灭，土得木而达，金得火而缺，水得土而绝，万物尽然，不可胜竭”（《素问•宝命全形论》）就讲的是五行相互制约的循环运动。该理念运用于说明五脏病理传变有“五藏受气于其所生，传之于其所胜，气舍于其所生，死于其所不胜。病之且死，必先传行，至其所不胜，病乃死。此言气之逆行也，故死。肝受气于心，传之于脾，气舍于肾，至肺而死。心受气于脾，传之于肺，气舍于肝，至肾而死。脾受气于肺，传之于肾，气舍于心，至肝而死。肺受气于肾，传之于肝，气舍于脾，至心而死。肾受气于肝，传之于心，气舍于肺，至脾而死。此皆逆死也。一日一夜五分之，此所以占死生之早暮也。黄帝曰：五藏相通，移皆有次，五藏有病，则各传其所胜。不治，法三月若六月，若三日若六日，传五藏而当死，是顺传所胜之次”（《素问•玉机真脏论》）。这就是吕氏的五行“圜道”观对生命科学理论构建中的五行生克理论及其意义。
2.3精气“圜道”观《吕氏春秋》认为“，精充天地而不竭，神覆宇宙而无望。莫知其始，莫知其终，莫知其门，莫知其端，莫知其源。其大无外，其小无内”（《下贤》）“，天气上腾，地气下降”（《孟冬》），指出精气是构成物质世界的本源，正医史文献因为充斥于天地间精气的不断运动，在上的精气要不断地下降，在下的精气要不断地上升，在物体之外的精气要向内运行，在物体之内的精气要不断地向外运动，如此循环运动，才是促进天地万物千变万化的动力来源。《黄帝内经》不但有如“地气上为云，天气下为雨；雨出地气，云出天气”（《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类似的表述，还将精气的循环运动高度概括为“气机升降”理论（《素问•六微旨大论》）。这就是吕氏的精气“圜道”观及其在生命科学理论构建中的意义。因而在精气、阴阳、五行理论和思维方法指导下造就的《黄帝内经》及其缔造的中国人健康医学，也就毫无例外地秉持了“圜道”理念，并将这种理念浸润于生命科学内容的生理、病理、诊法、治法、处方用药、针灸推拿等等各个层面和角落。
2.4四季寒暑变迁“圜道”观四季寒暑变迁之“圜道”观实质是吕氏阴阳“圜道”观的具体体现。《黄帝内经》之“冬至四十五日，阳气微上，阴气微下；夏至四十五日，阴气微上，阳气微下”就讲的是四季寒暑变迁的“圜道”，并以此为据论述人类生存于自然界，故而人的脉象、心跳、呼吸、气血运行等等各项生理机能无不随之发生相应的循环运动，故曰“四变之动，脉与之上下，以春应中规，夏应中矩，秋应中衡，冬应中权……春日浮，如鱼之在波；夏日在肤，泛泛乎万物有余；秋日下肤，蛰虫将去；冬日在骨，蛰虫周密，君子居室”（《素问•脉要精微论》）。养生也应遵循这一规律，要“夫四时阴阳者，万物之根本也。所以圣人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以从其根，故与万物沉浮于生长之门。逆其根，则伐其本，坏其真矣”（《素问•四气调神大论》）。临证处方用药更应如此，务必遵循“用温远温，用热远热，用凉远凉，用寒远寒，食宜同法”（《素问•六元正纪大论》）原则。
2.5天气地气升降“圜道”观“升已而降，降者谓天；降已而升，升者谓地。天气下降，气流于地；地气上升，气腾于天。故高下相召，升降相因，而变作矣……夫物之生从于化，物之极由乎变，变化之相薄，成败之所由也。故气有往复，用有迟速，四者之有，而化而变，风之来也。帝曰：迟速往复，风所由生，而化而变，故因盛衰之变耳。成败倚伏乎中何也？岐伯曰：成败倚伏生乎动，动而不已，则变作矣。帝曰：有期乎？岐伯曰：不生不化，静之期也。帝曰：不生化乎？岐伯曰：出入废则神机化灭，升降息则气立孤危。故非出入，则无以生长壮老已；非升降，则无以生长化收藏。是以升降出入，无器不有”（《素问•六微旨大论》）。正因为天地之气自在地升降循环运动，才会有云雨的发生，也才有万物的生长变化，此即所谓“清阳为天，浊阴为地；地气上为云，天气下为雨；雨出地气……清阳上天，浊阴归地，是故天地之动静，神明为之纲纪，故能以生长收藏，终而复始”（《素问•阴阳应象大论》）。《黄帝内经》在这天地之气循环运动的“圜道”背景下构建的生命科学理论中，气机升降出入理论无不受此深刻的影响，如肝升肺降、心肾相交、中焦脾胃为气机升降枢纽等理论，无不受此深刻的影响。
2.6五运六气“圜道”观“天有五行御五位，以生寒暑燥湿风……论言五运相袭而皆治之，终期之日，周而复始……寒暑燥湿风火，天之阴阳也，三阴三阳上奉之；木火土金水，地之阴阳也，生长化收藏下应之。天以阳生阴长，地以阳杀阴藏。天有阴阳，地亦有阴阳。木火土金水，地之阴阳也，生长化收藏。故阳中有阴，阴中有阳。所以欲知天地之阴阳者，应天之气，动而不息，故五岁而右迁，应地之气，静而守位，故六期而环会，动静相召，上下相临，阴阳相错，而变由生也……天以六为节，地以五为制。周天气者，六期为一备；终地纪者，五岁为一周。君火以明，相火以位。五六相合，而七百二十气为一纪，凡三十岁，千四百四十气，凡六十岁，而为一周，不及太过，斯皆见矣”（《素问•天元纪大论》）。《黄帝内经》构建的五运六气理论，无论是五运中的中运、主运、客运五步，还是六气中的主气、客气六步，都是产生风、寒、暑、湿、燥、火气象的气旋、气温、湿度三要素在特定的时间、空间区位中循环运行的体现，全面秉承了“圜道”理念。
2.7月相变化“圜道”观吕氏说“：月躔二十八宿，轸与角属，圜道也”（《圜道》）。“月望则蚌蛤实，群阴盈；月晦则蚌蛤虚，群阴亏”（《精通》）。“推历者，视月行而知晦朔，因也”（《贵因》），为月之“圜道”也。《黄帝内经》认为“，月始生，则血气始精，卫气始行；月郭满，则血气实，肌肉坚；月郭空，则肌肉减，经络虚，卫气去，形独居。是以因天时而调血气也。是以天寒无刺，天温无疑。月生无泻，月满无补，月郭空无治，是谓得时而调之。因天之序，盛虚之时，移光定位，正立而待之。故曰月生而泻，是谓藏虚；月满而补，血气扬溢，络有留血，命曰重实；月郭空而治，是谓乱经。阴阳相错，真邪不别，沉以留止，外虚内乱，淫邪乃起”（《素问•八正神明论》）。这是《黄帝内经》在构建生命科学理论的时候，以月相变化的“圜道观”解释人体正气的盛衰变化及其在发病、在针刺治病方面的意义。其中之所以将女医史文献性的性生理周期称之为“月经”（或称月事、月信），由此而发生的病理改变称之为“月事不来”（《素问•评热病论》）“血枯”（《素问•腹中论》）等月经病证，都是在这一“圜道”理念之下构建的妇科理论。
2.8人体经脉“圜道”观“手之三阴，从藏走手；手之三阳，从手走头。足之三阳，从头走足；足之三阴，从足走腹”（《灵枢•逆顺肥瘦》）。此为人体经脉结构之“圜道”。正因为人体的经脉有“阴阳相贯，如环无端”的形态结构，所以经脉之中循行的气血也必然是“循环不休，往复不已”的。“故阴气从足上行至头，而下行循臂至指端；阳气从手上行至头，而下行至足”（《素问•太阴阳明论》）。因此，临床医生在诊治疾病时必须做到“先知日之寒温，月之虚盛，以候气之浮沉，而调之于身，观其立有验也。观于冥冥者，言形气荣卫之不形于外，而工独知之，以日之寒温，月之虚盛，四时气之浮沉，参伍相合而调之，工常先见之，然而不形于外，故曰观于冥冥焉。通于无穷者，可以传于后世也，是故工之所以异也”（《素问•八正神明论》）。此即人体经脉“圜道”观在生命科学理论中应用的意义。
2.9人气昼夜运行“圜道”观吕氏认为“，日夜一周，圜道也”（《圜道》）。《黄帝内经》则在人体阳气一昼夜循行于人身的理念指导下指出“，阳气者，一日而主外，平旦人气生，日中而阳气隆，日西而阳气已虚，气门乃闭。是故暮而收拒，无扰筋骨，无见雾露，反此三时，形乃困薄”（《素问•生气通天论》）。这即是人体阳气一昼夜的“圜道”规律，并以此精神指导一日不同时段的养生活动，如果生活起居“反此三时”，则会招致“形乃困薄”的伤害。《黄帝内经》还在人气一日之“圜道”观理念之下构建营卫之气的昼夜循行理论。认为“人受气于谷，谷入于胃，以传与肺，五藏六府，皆以受气，其清者为营，浊者为卫，营在脉中，卫在脉外，营周不休，五十而复大会。阴阳相贯，如环无端。卫气行于阴二十五度，行于阳二十五度，分为昼夜，故气至阳而起，至阴而止。故曰：日中而阳陇为重阳，夜半而阴陇为重阴。故太阴主内，太阳主外，各行二十五度，分为昼夜。夜半为阴陇，夜半后而为阴衰，平旦阴尽而阳受气矣。日中为阳陇，日西而阳衰，日入阳尽而阴受气矣。夜半而大会，万民皆卧，命曰合阴，平旦阴尽而阳受气，如是无已，与天地同纪”。可见，人体营卫之气的昼夜循环运动是“昼精而夜瞑”节律发生的生理基础。否则，如果出现了“气血衰，其肌肉枯，气道涩，五藏之气相搏，其营气衰少而卫气内伐”的病理变化，则会有“昼不精，夜不瞑”的临床病证（《灵枢•营卫生会》）。“营气者，泌其津液，注之于脉，化以为血，以荣四末，内注五藏六府，以应刻数焉。卫气者，出其悍气之剽疾，而先行于四末分肉皮肤之间而不休者也。昼日行于阳，夜行于阴，常从足少阴之分间，行于五藏六府。今厥气客于五藏六府，则卫气独卫其外，行于阳，不得入于阴。行于阳则阳气盛，阳气盛则阳陷；不得入于阴，阴虚，故目不瞑”（《灵枢•邪客》）。这是《黄帝内经》运用“圜道”理念解释人体营卫之气的昼夜循行规律，构建由此而发生的睡眠节律以及睡眠失常的相关临床理论。《黄帝内经》还据人气一日之“圜道”观念解释一日时段的病情起伏变化规律。认为“夫百病者，多以旦慧昼安，夕加夜甚……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是气之常也，人亦应之，以一日分为四时，朝则为春，日中为夏，日入为秋，夜半为冬。朝则人气始生，病气衰，故旦慧；日中人气长，长则胜邪，故安；夕则人气始衰，邪气始生，故加；夜半人气入藏，邪气独居于身，故甚也”（《灵枢•顺气一日分为四时》）。这是以一日之中人体正气与病邪之间的盛衰变化解释病情的起伏波动，同样也反映了《黄帝内经》中的“圜道观”。《黄帝内经》所构建的生命科学理论中之“圜道”理念的内涵，认为人类的生命历程就是脏腑经络、气机升降、精气血津液等进行着连续不断、流畅有序的循环运动过程，其中任何一个环节的循环运动出现了窒碍不流畅，或者紊乱失序之时，便会导致人体发生疾病。医生的职责就是要及时地发现并找准患者机体循环运动发生窒碍或失序的关节点，能够及时准确地实施有效的干预措施，使其复归到流畅有序的运动状态。这就是中医学里的“圜道”理念的精髓所在。如能深谙中医理论中“圜道”之真谛，并能将其熟练地运用于临床病证之分析，依据其思想遣方用药，即可以成为大医。
3《吕氏春秋》“本生”理念对生命科学理论构建的影响
所谓“本生”，即将保全性命为根本。要“本生”就必须“养生”。“故凡养生，莫若知本，知本则疾无由至矣”（《尽数》）。这是《吕氏春秋》从生命科学的角度率先提出了“养生”的概念。在这一思想背景下，吕氏从不同的立场出发，又有“贵生”“尊生”“重生”“全生”不同的表达。即便如此，吕氏仍然站在唯物的立场上看待死亡，认为人类的寿数有长有短，“久之不过百，中寿不过六十。以百与六十为无穷者之虑，其情必不医史文献相当矣”（《安死》）。但是都会遵循“凡生于天地之间，其必有死，所不免也”（《节丧》）的自然规律。《黄帝内经》全部内容的主旨就是在“本生”的理念之下形成的“，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素问•宝命全形论》）则是对这一主旨的明确表达。“宝命全形”不仅道出其成书的目的和构建其理论的意义，同时也反映其成书的“本生”文化背景。“本生”应当是全人类的共同理念，也是中国历代统治阶层的治国方略，自从有文字记载到《黄帝内经》的成书，这一思想一直连绵不绝。“本生”是“民本”思想的又一体现形式，因为“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尚书•五子之歌》），民众是国家的基石，只有国家的基石牢固，国家才能安宁。这就是历代统治阶层重视“民本”的执政治国思想基础。《庄子•养生主》强调于民休养生息，《兵法•月战》的“天地之间，莫贵于人”之说，《吕氏春秋》开卷首论“本生”又论“重生”，继论“贵生”，无一不是“珍重生命”这一古今中外全人类共同理念的体现。吕氏指出“圣人深虑天下，莫贵于生。夫耳目鼻口，生之役也。耳虽欲声，目虽欲色，鼻虽欲芬香，口虽欲滋味，害于生则止。在四官者不欲，利于生者则弗为。由此观之，耳目鼻口不得擅行，必有所制。譬之若官职，不得擅为，必有所制。此贵生之术也”（《贵生》）。此以国家类比生命，国家的管理者要像珍视生命那样珍重国家，《黄帝内经》正是在珍重生命这一人类共同理念的文化背景下构建其理论并成书的，所传载的全部的医学和语义学有关的知识，无一不是“本生”“重生“”贵生”理念的体现。所谓“本生”，就是将保全生命作为根本。吕氏认为“始生之者，天也。养成之者，人也”（《本生》）。每个人的寿命长短是先天决定的，能否尽享先天所赋予的寿数，完全取决于每个人后天的调养。外物既可以养生，也能够伤生，而保全生命的关键在于正确把握人与外物的关系。圣人重生轻物，“以物养性”，对于外物“，利于性则取之，害于性则舍之”，如此则能“全其天（天年、天数、天寿，自然所赋予的寿命）”。故有“人之性寿，物者抇（gǔ，搅乱）之，故不得寿。物也者，所以养性也，非所以性养也。今世之人，惑者多以性养物，则不知轻重也”。富贵之人多为外物所惑，重物轻生“，以性养物”（《本生》）。对物质贪求享受，如此则必然折伤寿命。《吕氏春秋》并非以生命科学立场论述养生、论述生命科学知识，而是以治身治医之理，以明治国、治事、“孝行”，乃至安身立命之道，充分利用此前有关生命科学的研究成果，深刻阐述其治国理念和政治主张，使后人能够从中充分领略其中传载的生命科学知识，也可窥视吕氏对生命科学知识的独特认识和对养生知识的鲜明见解，并由此而阐述他坚定的政治立场和主张。如何养生？吕氏从8个方面进行了阐述。
3.1节制欲望人有多种欲望，有维持性命存在的饮食，这是人的第一欲望；有人感官所需要的欲望，如声、色、味、嗅等；有性情方面的欲望；也有名利权势方面的欲望等。吕氏认为要想养生长寿，就必须对于诸种欲望有所节制而不能放纵。否则，就会折伤寿命而违背“重生”，也称之为“尊生”“全生”的原则。因为“有声于此，耳听之必慊（qiè，满足）已，听之则使人聋，必弗听。有色于此，目视之必慊已，视之则使人盲，必弗视”。所以养生家应持的立场是“圣人之于声色滋味也，利于性则取之，害于性则舍之，此全性之道也”（《本生》）。务必遵照“黄帝言曰：‘声禁重（太过、太甚），色禁重，衣禁重，香禁重，味禁重，室禁重’”（《去私》）。养生的目标是健康长寿，其判断的标准是“天全，则神和矣，目明矣，耳聪矣，鼻臭矣，口敏矣，三百六十节皆通利矣”（《本生》）。吕氏认为，取食有道，是“重生”“尊生”“全生”的重要原则。“饮食居处适，则九窍百节千脉皆通利矣”（《论开春》）。“食色，性也”（《孟子•告子上》）。说明进食是维持性命的第一需要。由于饮食具有既能养人又能伤人的二重性，所以要有节制而不可放纵。吕氏对此有深刻的认识，认为“凡食，无强厚味，无以烈味重酒，是以谓之疾首。食能以时，身必无灾。凡食之道，无饥无饱，是之谓五藏之葆。口必甘味，和精端容，将之以神气，百节虞欢，咸进受气。饮必小咽，端直无戾。今世上卜筮祷祠，故疾病愈来。譬之若射者，射而不中，反修于招，何益于中？夫以汤止沸，沸愈不止，去其火则止矣。故巫医毒药，逐除治之，故古之人贱之也，为其末也”（《尽数》）。此处既强调了节制、清淡、按时饮食对健康的重要意义，还认为不能通过日常节制饮食的方法保养性命，而是在疾病发生之后再去治疗，对于保全性命而言，犹如“扬汤止沸”。只有依靠持之以恒地节制饮食，于健康才是“以汤止沸，沸愈不止，去其火则止矣”。据此认为，“巫医毒药，逐除治之，故古之人贱之也，为其末也”。这与《黄帝内经》力倡的“治未病”思想一脉相承，而有“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素问•四气调神大论》）两者的饮食健康观何其相似乃尔？此处以辩证唯物的立场批判了唯心的“卜筮祈祷”治病方法，认为“今世上卜筮祷祠，故疾病愈来”，这与《黄帝内经》的“三不治”（《素问•五脏别论》）思想一致。吕氏认为，要想“尊生”“全生”，就必须做到“修节止欲”。节制嗜欲，恬淡清静，是修养身心的重要措施。认为“六欲”虽然是人类的本能活动，是“死生存亡之本也”，若能做到“修节止欲”，则百病不侵；否则就会有“身尽府种（通浮肿），筋骨沉滞，血脉壅塞，九窍寥寥，曲失其宜”等沉疴发生，当病入膏肓，危及性命之时“，虽有彭祖，犹不能为也”。故吕氏认为，“适耳目，节嗜欲，释智谋，去巧故，而游意乎无穷之次，事心乎自然之涂。若此则无以害其天矣。无以害其天则知精，知精则知神，知神之谓得一”（《论人》）。还要“适衣服，务轻暖；临饮食，必蠲洁；善调和，务甘肥”（《尊师》）。如能使耳目适度，节制嗜好欲望，放弃智巧计谋，摒除虚浮伪诈，让自己的意识在无限的空间中遨游，让自己的思想立于无为的境界。像这样就没有什么可以危害自己的身心了，就能略知道事物的精微，就能够懂得事理的玄妙，就称之为“得道”。又说“，全生为上，亏生次之，死次之，迫生为下。故所谓尊生者，全生之谓；所谓全生者，六欲皆得其宜也。所谓亏生者，六欲分得其宜也。亏生则于其尊之者薄矣。其亏弥甚者也，其尊弥薄。所谓死者，无有所以知，复其未生也。所谓迫生者，六欲莫得其宜也，皆获其所甚恶者”（《贵生》）。指出只有节制“六欲”（指耳、目、鼻、口等感官的感知机能），“皆得其宜”，才是“尊生”（对性命的珍视敬重），也才能“全生”（保全生命）。否则，不懂得节制“六欲”而过分地放纵之，就是“亏生”，就是“迫生”，必然招致性命的伤害乃至于夭亡。吕氏强调，“有情性则必有性养矣。寒、温、劳、逸、饥、饱，此六者非适也。凡养也者，瞻非适而以之适者也。能以久处其适，则生长矣。生也者，其身固静，感而后知，或使之也。遂而不返，制乎嗜欲；制乎嗜欲无穷，则必失其天矣。且夫嗜欲无穷，则必有贪鄙悖乱之心、淫佚奸诈之事矣”（《侈乐》）。此处用人的生命比喻音乐。人的性命一定有生长、保养的问题。寒冷、炎热、劳累、安逸、饥饿、饱足六种情况都不是适合于性命的保养。大凡保养性命就要使其长久地处于适中的环境，生命才能长久。性命自身本是清静无知的，只有在感受到外物而后才有知觉，这是由于外物影响的缘故。如果放纵其心欲而无节制，嗜欲无穷，那就必然会产生贪婪、卑鄙等等想法，就会被无穷的嗜欲所牵制，必定会违背“尊生”“贵生”“全生”的理念而危害身心健康。吕氏还认为，“天生人而使有贪有欲。欲有情，情有节。圣人修节以止欲，故不过行其情也。故耳之欲五声，目之欲五色，口之欲五味，情也。此三者，贵贱、愚智、贤不肖欲之若一，虽神农、黄帝，其与桀、纣同。圣人之所以异者，得其情也。由贵生动，则得其情矣；不由贵生动，则失其情矣。此二者，死生存亡之本也。俗主亏情，故每动为亡败。耳不可赡，目不可厌，口不可满；身尽府种（通浮肿），筋骨沉滞，血脉壅塞，九窍寥寥，曲失其宜，虽有彭祖，犹不能为也。其于物也，不可得之为欲，不可足之为求，大失生本……百病怒起，乱难时至。以此君人，为身大忧。耳不乐声，目不乐色，口不甘味，与死无择。古人得道者，生以寿长，声色滋味能久乐之，奚故？论早定也。论早定则知早啬，知早啬则精不竭。秋早寒则冬必暖矣，春多雨则夏必旱矣。天地不能两，而况于人类乎？人之与天地也同。万物之形虽异，其情一体也。故古之治身与天下者，必法天地也”（《情欲》）。此处强调了贪婪“六欲”就不能长寿，要想长寿就不能贪求“六欲”，两者不可兼得，故曰“天地不能两，而况于人类乎？”《黄帝内经》将此认识进一步细化为“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是以志闲而少欲，心安而不惧，形劳而不倦，气从以顺，各从其欲，皆得所愿。故美其食，任其服，乐其俗，高下不相慕，其民故曰朴。是以嗜欲不能劳其目，淫邪不能惑其心，愚智贤不肖不惧于物，故合于道。所以能年皆度百岁而动作不衰者，以其德全不危也”（《素问•上古天真论》）。“修节止欲”的养生原则，也是对节制“六欲”的进一步发展。
3.2顺性调养所谓“顺性”即是指顺应自然之本性。“顺性则聪明寿长，平静则业进乐乡，督听则奸塞不皇”（《先己》）。健康长寿是人类追寻的共同目标，故“世之人主贵人，无贤不肖，莫不欲长生久视，而日逆其生，欲之何益？凡生之长也，顺之也；使生不顺者，欲也。故圣人必先适欲。室大则多阴，台高则多阳；多阴则蹶，多阳则痿。此阴阳不适之患也。是故先王不处大室，不为高台，味不众珍，衣不燀热。燀（chǎn，炽热）热则理塞，理塞则气不达；味众珍则胃充，胃充则中大鞔（mán，通‘懑’，脘腹胀闷），中大鞔而气不达”（《贵己》）。要求人们在日常生活之中，无论是家居环境，还是饮食医史文献滋味，甚至衣服穿着，都要顺应身体的自然需求，如此则能“长生久视”。如若违逆之则有损健康，疾病丛生。这就辩证地论证了生活必需条件对人类性命既能养之又可伤之的二重性。《素问•生气通天论》之“阴之所生，本在五味。阴之五宫，伤在五味”的认识与此一致。
3.3“知本“”去害”所谓“知本”就是要掌握性命的本原，精气就是性命发生的根由。“去害”即避除一切损害性命之本（精气）的行为。如能“知本”“去害”，就能够尽终天赋之寿数，故其专论之篇名为“尽数”。吕氏认为，“天生阴阳、寒暑、燥湿、四时之化、万物之变，莫不为利，莫不为害。圣人察阴阳之宜，辨万物之利以便生，故精神安乎形，而年寿得长焉。长也者，非短而续之也，毕其数也。毕数之务，在乎去害。何谓去害？大甘、大酸、大苦、大辛、大咸，五者充形则生害矣。大喜、大怒、大忧、大恐、大哀，五者接神则生害矣。大寒、大热、大燥、大湿、大风、大霖、大雾，七者动精则生害矣。故凡养生，莫若知本，知本则疾无由至矣。精气之集也，必有入也……精气之来也，因轻而扬之，因走而行之，因美而良之，因长而养之，因智而明之”（《尽数》）。此处明确指出了养生的终极目的在于尽终自然所赋予的寿数，故篇名曰“尽数”；也指出要想尽终天年就必须“知本”“去害”，就是要掌握如何保全“精气”这一性命的根本。否则，“动精则生害”。所以说“故凡养生，莫若知本，知本则疾无由至矣”（《尽数》）。《黄帝内经》从生命科学的角度秉承了人之性命本原于精气的理念。何谓精？“两神相搏，合而成形，常先身生，是谓精”（《灵枢•决气》）。“故生之来谓之精，两精相搏谓之神”（《灵枢•本神》）。故有“夫精者，身之本也。故藏于精者，春不病温。夏暑汗不出者，秋成风疟。此平人脉法也”（《素问•金匮真言论》）之论。《黄帝内经》养生理论中惜精保本重要原则的发生与吕氏这一思想有明显的同宗关系。《黄帝内经》还认为“生之本，本于阴阳”（《素问•生气通天论》）。又说“，夫四时阴阳者，万物之根本也，所以圣人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以从其根，故与万物沉浮于生长之门。逆其根，则伐其本，坏其真矣。故阴阳四时者，万物之终始也，死生之本也，逆之则灾害生，从之则苛疾不起，是谓得道。道者，圣人行之，愚者佩之。从阴阳则生，逆之则死，从之则治，逆之则乱。反顺为逆，是谓内格”（《素问•四气调神大论》）。这就丰富了西汉以前保养精气这一性命本原的养生内容。
3.4活动锻炼“静以养神，动以养形”是重要的养生理论。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认为，静以养生，重在养神。因为“静为躁君”，主张“致虚极，守静笃”“，见素抱朴，少私寡欲”，要尽量排除杂念，保持恬惔虚无、清静无为、心境宁静的状态。而同样重视养生的《吕氏春秋》则主张：动以养生，重在养形。认为“流水不腐，户枢不蝼，动也。形气亦然。形不动则精不流，精不流则气郁。郁处头则为肿、为风，处耳则为挶（jū，耳病）为聋，处目则为（miè，眼病）为盲，处鼻则为鼽为窒，处腹则为张（通‘胀’）为疛（zhǔ，小腹胀痛），处足则为痿为厥”（《尽数》）。此处站在“流水不腐，户枢不蝼，动也”的高度，以临床病理病症为例，从“形”“精”关系的角度，论证了形体运动对精气在体内循行的影响，凸显了形体锻炼在养生防病中的重要作用。又说“，凡人三百六十节，九窍、五藏、六府。肌肤欲其比也，血脉欲其通也，筋骨欲其固也，心志欲其和也，精气欲其行也。若此则病无所居，而恶无由生矣。病之留、恶之生也，精气郁也。故水郁则为污，树郁则为蠹，草郁则为蒉”（《达郁》）。生命的过程就是不断地新陈代谢的过程，肢体运动不但有助于精气血脉流通，而且能促进体内物质代谢，不断地“用其新，弃其陈”，才能长寿而尽终其天年。所以吕氏认为“，凡事之本，必先治身，啬其大宝。用其新，弃其陈，腠理遂通。精气日新，邪气尽去，及其天年”（《先己》）。《黄帝内经》在构建运动养生理论时继承了这一有积极意义的养生理念，指出，春三月要“夜卧早起，广步于庭，被发缓形，以使志生”；夏三月要“夜卧早起，无厌于日，使志无怒，使华英成秀，使气得泄，若所爱在外”，要多做户外运动，多出汗，有利于阳气向外运行；秋三月要“早卧早起，与鸡俱兴，使志安宁，以缓秋刑”（《素问•四气调神大论》）“；冬三月，此谓闭藏，水冰地坼”，天气严寒，要“动作以避寒”（《素问•移精变气论》）。还运用“精形”关系构建养生理论，还将其运用到解释药食性味对人体精形气化的滋养和伤害的双重作用，故有“阳为气，阴为味。味归形，形归气，气归精，精归化，精食气，形食味，化生精，气生形。味伤形，气伤精，精化为气，气伤于味”（《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的论述。
3.5环境适宜吕氏认为，“饮食居处适，则九窍百节千脉皆通利矣”（《论开春》）。指出人类居住的环境与身体健康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轻水所，多秃与瘿人；重水所，多尰（zhǒng，脚肿）与躄（bì，下肢有病不能行走）医史文献人；甘水所，多好与美人；辛水所；多疽与痤人；苦水所；多尪（wāng，胫、胸、背部骨骼弯曲变形）与伛（yǔ，脊柱弯曲）人”（《尽数》）。这是不同的地域环境，其水源所含成分对当地民众性命之源的精气有不同作用的缘故。此处以恶劣和优美地域环境对人体健康的不同影响为例，告诫人们在“尊生”“全生”“贵生”理念下，务必要选择有利于养生的优美环境居住。《黄帝内经》也认识到地域环境对生命健康的影响，故将此精神上升为“地域寿夭观”。如“天不足西北，故西北方阴也，而人右耳目不如左明也；地不满东南，故东南方阳也，而人左手足不如右强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其于寿夭何如？岐伯曰：阴精所奉其人寿，阳精所降其人夭。帝曰：善。其病也，治之奈何？岐伯曰：西北之气散而寒之，东南之气收而温之，所谓同病治也。故曰：气寒气凉，治以寒凉，行水渍之。气温气热，治以温热，强其内守。必同其气，可使平也，假者反之。帝曰：善。一州之气，生化寿夭不同，其故何也？岐伯曰：高下之理，地势使然也。崇高则阴气治之，污下则阳气治之，阳胜者先天，阴胜者后天，此地理之常，生化之道也。帝曰：其有寿夭乎？岐伯曰：高者其气寿，下者其气夭，地之小大也，小者小，大者大。故治病者，必明天道地理，阴阳更胜，气之先后，人之寿夭，生化之期，乃可以知人之形气矣”（《素问•五常政大论》）。此处论述了不同地域环境的阴阳之气盛衰消长不同所致的气运变化，影响人体“形气（精气）”这一性命的本原，故而决定着不同地域背景下的人们之性命的寿夭。这就是《黄帝内经》“地域寿夭观”的内涵。
3.6调养心神吕氏认为，“生则谨养，谨养之道，养心为贵”（《尊师》）“君子斋戒，处必揜，身欲静无躁，止声色，无或进，薄滋味，无致和，退嗜欲，定心气，百官静，事无刑，以定晏阴之所成”（《仲夏》）“且夫嗜欲无穷，则必有贪鄙悖乱之心、淫佚奸诈之事矣”（《侈乐》）。吕氏在心主宰人体感官的感知功能观念指导下，以音乐为例，论证调养心神在养生中的作用。认为“人莫不以其生生，而不知其所以生；人莫不以其知知，而不知其所以知。知其所以知之谓知道；不知其所以知之谓弃宝。弃宝者必离其咎……乐之有情，譬之若肌肤形体之有情性也。有情性则必有性养矣。寒、温、劳、逸、饥、饱，此六者非适也。凡养也者，瞻非适而以之适者也。能以久处其适，则生长矣。生也者，其身固静，感而后知，或使之也。遂而不返，制乎嗜欲；制乎嗜欲无穷，则必失其天矣。且夫嗜欲无穷，则必有贪鄙悖乱之心、淫佚奸诈之事矣”（《侈乐》）。指出人无不依赖自己的生命生存，但是却不知道自己赖以生存的是什么。人无不依赖自己的知觉感知，但是却不知道自己赖以感知的是什么。知道自己能够感知的原因，就叫懂得道，不知道自己能够感知的原因，就叫舍弃宝。舍弃宝物的人必定遭殃。告诫人们，音乐和人的肌肤身体一样有其本性，就一定存在生长、保养的问题。寒冷、炎热、劳累、安逸、饥饿、饱足六者都不是适中的。大凡保养，即使生命长久地处于适中的环境，生命就可以长久。生命自身本是清静无知的，感受到外物而后才有知觉，这是由于外物的影响。如果放纵其心而不约束，就会被嗜欲所牵制，就必定危害身心健康。再说，嗜欲无穷无尽，就必然会产生种种淫邪奸佞等有损于性命的虚妄杂念。又说“耳之情欲声，心不乐，五音在前弗听；目之情欲色，心弗乐，五色在前弗视；鼻之情欲芬香，心弗乐，芬香在前弗嗅；口之情欲滋味，心弗乐，五味在前弗食。欲之者，耳目鼻口也；乐之弗乐者，心也。心必和平然后乐。心必乐，然后耳目鼻口有以欲之。故乐之务在于和心，和心在于行适。夫乐有适，心亦有适。人之情，欲寿而恶夭，欲安而恶危，欲荣而恶辱，欲逸而恶劳。四欲得，四恶除，则心适矣。四欲之得也，在于胜理。胜理以治身，则生全矣；生全则寿长矣”（《适音》）。《黄帝内经》所构建的养生理论认为，养神是养生中难度最大的内容。养心，即是养神。所谓调神是指调摄人的精神情志意识，去掉过多的嗜欲和名利思想，乐观旷达，轻松愉快，使内心保持恬淡平静的状态，即精神内守，就可能达到“乐恬淡之能，从欲快志于虚无之守，故寿命无穷，与天地终”（《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的目的。在生命活动中“，神”起着重要作用，如“志意者，所以御精神，收魂魄，适寒温，和喜怒者也”“，志意和则精神专直，魂魄不散，悔怒不起，五脏不受邪矣”（《灵枢•邪客》），可见精神活动影响脏腑生理，而精神内守，可以有效地预防疾病。有位名人曾说到，“一种美好的心情，比十副良药更能解除生理上的疲惫和苦楚”。现代免疫学研究也证明，情绪乐观可以提高人体免疫力，而苦恼焦躁等不良情绪会降低免疫力。因此，《内经》很注重心神情志变化与健康的关系，认为“恬惔虚无”，心无杂念，乐观开朗，则脏腑和顺，气机调畅。同时提倡“行不欲离于世，举不欲观于俗”，虽生活于世人之中，但有着高尚的思想境界和道德修养，就能够摆脱精神因素的困扰，做到“志闲而少欲，心安而不惧，形劳而不倦，气从以顺……所以年皆度百岁，而动作不衰”（《素问•上古天真论》），达到祛病健康，长寿延年的目的。调神摄生的方法也很多，可以从多方面入手。一是要清静养神，无忧无虑，静神而不用，保持精神情志的淡泊宁静状态，减少名利和物质欲望，和情畅志，使之平和无过极。二是要四气调神，顺应一年四季阴阳之变调节精神，使精神活动与五脏四时阴阳关系相协调。三是要运用气功，通过调身、调心、调息三个主要环节，对神志、脏腑进行自我锻炼。机体的神不是固定不移的，而是与人体的气一样经常游行出入于人体各部，神动则气行，神注则气往，以意领气，神气相随，驱邪防病，此亦是气功健身的道理所在。四是修性怡神，通过多种有意义的活动，如绘画、雕刻、下棋、音乐、书法、养花、垂钓、旅游等，培养自己的情趣爱好，陶冶情操，使精神有所寄托，达到移情养性、调神健身的目的。五是养心安神，由于“心藏脉，脉舍神”（《灵枢•本神》）“，心者，君主之官”（《素问•灵兰秘典论》）“，心者，五脏六腑之大主”（《灵枢•邪客》），故《内经》调神的首务是养心，只有“主明则下安，以此养生则寿”“，主不明则十二官危，使道闭塞而不通，形乃大伤，以此养生则殃”（《素问•灵兰秘典论》）。
3.7顺应自然吕氏将“顺应自然”的养生原则称为“顺生”，即是指顺应自然界和人自身的规律而进行养生的原则。如“凡生之长也，顺之也”（《本生》），以及“古之治身与天下者，必法天地也”（《情欲》）等均是“顺生”之意。吕氏在“十二纪”的六十篇文献中详细论述了四季十二个月的气候、物象，与之相应的干支纪日、五数、五虫、五音、五味、五臭，以及祭祀所用动物的内脏等基础上表达了顺应四时养生的方法。如“仲春之月，曰在奎，昏弧中，旦建星中。其曰甲乙，其帝太皞，其神包芒，其虫鳞，其音角，律中夹钟，其数八，其味酸，其臭膻，其祀户，祭先脾。始雨水，桃李华，苍庚鸣，鹰化为鸠。天子居青阳太庙，乘鸾辂，驾苍龙，载青旗，衣青衣，服青玉，食麦与羊，其器疏以达”（《仲春》）。后来的《淮南子》《春秋繁露》也有类似的记载。这种配属内容在《黄帝内经》的多篇中均有所体现，不过是在个别项目上有所出入。就四季养生而言，吕氏虽无专论，但在“十二纪”的相关内容中时有论及，如季夏之月要“衣黄衣，服黄玉，食稷与牛”（《季夏》），孟秋之月要“食麻与犬”（《孟秋》），冬季要“身欲宁，去声色，禁嗜欲，安形性，事欲静，以待阴阳之所定”（《仲冬》）等等。为何要顺应四时养生呢？因为“天生阴阳、寒暑、燥湿，四时之化、万物之变，莫不为利，莫不为害。圣人察阴阳之宜，辨万物之利以便生，故精神安乎形，而年寿得长焉。长也者，非短而续之也，毕其数也”（《尽数》）。吕氏认为，天地间阴阳之气的变化产生了四时气候，产生了万物和人类，四时的更替、万物的变化对人类生命既能养人也能伤人，只要能洞察和正确利用阴阳变化规律，能辨析万物对性命有利方面，就能使精、神安守于形体之中，寿命能够长久。《黄帝内经》在构建四季养生的理论时做了很大的发展和发挥，认为“故智者之养生也，必顺四时而适寒暑，和喜怒而安居处，节阴阳而调刚柔，如是则僻邪不至，长生久视”（《灵枢•本神》）。为何要遵循四季节律进行养生呢？因为“夫四时阴阳者，万物之根本也，所以圣人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以从其根，故与万物沉浮于生长之门。逆其根，则伐其本，坏其真矣。故阴阳四时者，万物之终始也，死生之本也，逆之则灾害生，从之则苛疾不起，是谓得道。道者，圣人行之，愚者佩之。从阴阳则生，逆之则死，从之则治，逆之则乱。反顺为逆，是谓内格”（《素问•四气调神大论》）。显然，顺应四季气候变化规律进行养生是《黄帝内经》在继承前人经验基础上所创立的重要养生理念和养生原则。
3.8全面养生生命是十分复杂的过程，影响生命过程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因此务必要全面地、持之以恒地养生，才能达到健康长寿的目的。所以吕氏在以“治身”喻“治国”的时候指出“，凡为天下，治国家，必务本而后末……曾子曰：身者，父母之遗体也。行父母之遗体，敢不敬乎？……养有五道：修宫室，安床笫，节饮食，养体之道也；树五色，施五采，列文章，养目之道也；正六律，和五声，杂八音，养耳之道也；熟五谷，烹六畜，和煎调，养口之道也；和颜色，说言语，敬进退，养志之道也。此五者，代进而厚用之，可谓善养矣”（《孝行》）。此处认为，每个人都必须重视养生，因为养生是最大的孝行。养生之道有五条：整修房屋，使卧具安适，节制饮食，这是保养形体的方法；树立五色，设置五采，排列花纹，这是保养眼睛的方法；使六律准确，使五声和谐，使八音协调，这是保养耳朵的方法；把饭做熟，把肉煮熟，调和味道，这是保养脾胃的方法；面色和悦，言语动听，举止恭敬，这是保养心志的方法。这五条，依次更替实行，就符合养生。其核心思想是强调养生要全面，不能有所偏废。这和《黄帝内经》所说的“能年皆度百岁而动作不衰者，以其德全不危也”（《素问•上古天真论》）的精神一致。吕氏在寿命长短的问题上有一个重要的观点，认为“人之寿，久之不过百，中寿不过六十。以百与六十为无穷者之虑，其情必不相当矣”（《安死》）。寿命长短是先天就决定的，后天的养生只是达到高质量的“尽终其天年”而已。这一思想在两千多年前是难能可贵的，也告诉人们，任何养生方法不可能延长先天所赋予的寿数，要正确地对待养生和死亡。
4《吕氏春秋》“民本”理念
对《黄帝内经》构建生命科学的影响“民本”思想是儒家的一贯主张，《吕氏春秋》全面吸收了这一思想的精华，并成为吕氏极力宣扬的政治主张，也是其为秦国即将统一霸业后能够长治久安而确立的基本治国方略，所以全书都体现了这一思想。认为民众是国家存亡安危的关键，如若“人主有能以民为务者，则天下归之矣……上世之王者众矣，而事皆不同，其当世之急，忧民之利，除民之害同”（《爱类》）。治国只要以民为本，关心民众疾苦，获得民心，就能获得天下。治理天下首先要得民心，要得民心就要切实地为民众禳灾除祸，创造福祉。认为“先王先顺民心，故功名成。夫以德得民心以立大功名者，上世多有之矣。失民心而立功名者，未之曾有也。得民必有道，万乘之国，百户之邑，民无有不说。取民之所说而民取矣，民之所说岂众哉？此取民之要也”（《顺民》）。“古之君民者，仁义以治之，爱利以安之，忠信以导之，务除其灾，思致其福”（《适威》）。这也体现了以德治为主，赏罚为辅的治国理政方法。吕氏认为“，宗庙之本在于民”（《务本》）。“民，寒则欲火，暑则欲冰，燥则欲湿，湿则欲燥。寒暑燥湿相反，其于利民一也。利民岂一道哉！当其时而已矣”（《爱类》）。此处以火可以驱寒，寒冰能驱散炎热，湿润能够消除干燥，干燥可以驱散潮湿等，事物虽然是互相对立的，但在利于百姓方面是一样的为例，强调顺民的道理。认为“顺民”是一条自然规律，作为帝王也要顺应并与之保持一致，“必欲得民心也。欲深得民心”（《季秋》）。故曰“凡帝王者之将兴也，天必先见祥乎下民”（《应同》）。如果民众性命得不到保障，国家的管理者就要有“身不安枕席，口不甘厚味，目不视靡曼，耳不听钟鼓”（《季秋》）的高度责任意识。为了国家社稷，即或是帝王也要“身亲耕而食，妻亲织而衣。味禁珍，衣禁袭，色禁二。时出行路，从车载食，以视孤寡老弱之渍病、困穷、颜色愁悴、不赡者，必身自食之”（《季秋》）。并对“无道“”不义”的行为予以严厉批评，认为“守无道而救不义，则祸莫大焉，为天下之民害莫深焉”（《禁塞》。吕氏这一“民本”的思想虽然在秦统一六国之后还未来得及贯彻，但却被后来推翻秦的汉代充分利用并予以发扬。汉朝自开国至武帝初年，尤其是汉文帝、汉景帝，由于连续实行减轻人民的负担、减轻刑罚、恢复生产和休息民力的“民本”政策，国家已拥有相当充足的经济实力。加之这近百年期间，国家无事，也无严重的自然灾害，所以出现了历史上少有的国家稳定发展，国力大大增强，民富国强的太平盛世。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之下，与“民本”国策联系紧密的医学学科自然也会受到朝野的重视而得到相应的发展，这也就是能凸显文景时期文化和思想特征的重要文献《淮南子》，以及汉武帝时期的《春秋繁露》中大量的医药学知识和丰富的养生知识，表达这一时期的医药学成就的理由。重视医药学知识是“民本”思想的最主要的体现形式，《黄帝内经》之所以能在这一时期成书，不能不与这一时期休息民力的“民本”政策有着十分紧密的关系。而且在《内经》原文中也有直接的表述，如“黄帝问于岐伯曰：余子万民，养百姓，而收其租税。余哀其不给，而属有疾病。余欲勿使被毒药，无用砭石，欲以微针通其经脉，调其血气，营其逆顺出入之会。令可传于后世，必明为之法。令终而不灭，久而不绝，易用难忘，为之经纪。异其章，别其表里，为之终始。令各有形，先立《针经》。愿闻其情”（《灵枢•九针十二原》），这可以说是《内经》中“民本”思想的集中体现。《吕氏春秋》还记载了与生命科学有关的能够作为治病疗伤或者药食两用的植物品类50余种，矿物品类10余种，动物品类约40种，记载的疾病名称约30种。此处仅从杂家“博采众长，兼收并蓄”的治学理念，以及“圜道”“、重生”和“民本”观在后来生命科学知识构建中的作用及其体现予以述评。
作者：张登本单位：陕西中医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