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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洛阳伽蓝记》看北魏时期的佛教信仰

 《洛阳伽蓝记》是研究北魏佛教史的重要文献。对佛教盛大节日前后庆祝活动的描写,反映出北魏上自帝王下至庶民的崇佛热情及奉佛状况。其崇佛的总趋势是从只为建功德求福田,慢慢过渡到深究佛法之义理,重视译经求法;从初期的道佛并崇,到后期的专崇佛法。《洛阳伽蓝记》生动地再现了佛法从初传到北魏时期的发展状况。 
  在中国文史类典籍中,北魏时期的著述传世者不多,其中郦道元的《水经注》、贾思勰的《齐民要术》和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并称为北魏的三部杰作。而《洛阳伽蓝记》记载了北魏京师洛阳近四十年佛教塔寺的兴废,是研究中国佛教史,特别是北魏佛教史的重要文献。 
  《洛阳伽蓝记》含有笔记的性质,作为正史的补充,它叙述了洛阳城中名寺兴废沿革,同时记载了城东、城南、城西、城北的佛寺兴衰始末,中间穿插了历史、风俗、传闻、灵异等,生动地再现了佛法从初传到北魏时期的发展状况。 
   
  一、北魏时期的奉佛状况 
   
  在《洛阳伽蓝记》中,对佛教盛大节日前后的庆祝活动进行了生动地描写,其中,典型庆祝活动就是行像仪式,不仅有单像出行的情景,还有千像出行的盛况。《洛阳伽蓝记》对行像仪式的描写,展现了北魏上自帝王下至庶民的崇佛热情及奉佛状况。 
   
  (一)北魏洛阳百姓的奉佛热情一一造像立寺求功德 
  据《洛阳伽蓝记》载,洛阳百姓奉佛极为热诚。 
  四月初四,文殊菩萨诞辰。《洛阳伽蓝记》(卷一)介绍长秋寺时写道: 
  ……作六牙白象负释迦在虚空中,庄严佛事悉用金玉。工作之异难可具陈。四月四日。此像常出。辟邪师子导引其前,吞刀吐火腾骧一面。彩幢上索诡谲不常,奇伎异服冠于都市。像停之处。观者如堵,迭相践跃。常有死人。 
  四月初四为庆祝文殊菩萨诞辰举行的庆祝活动,主要是将用金玉庄严的骑在六牙白象上的释迦牟尼佛的佛像抬出来,在街上游行。其间,由辟邪狮子在前面做引导,还有身穿奇装异服的表演者,口里吞刀,嘴中吐火,表演诡异奇特。即使每年都有围观的百姓不幸被撞倒踩死,可每次举行行像仪式的时候,仍然人山人海,围观的百姓总是你推我搡,争相观看。北魏时期,京师洛阳的百姓之崇佛竟然达到了如此白热化的程度。 
  行像仪式中,用辟邪狮子在前面开路是有原因的。一方面,在中国古代的民俗活动中,狮子有驱崇辟邪和趋吉辟凶之功用。最初担当驱逐邪祟,保护墓地平安的重任的石狮一般称为“辟邪”,如四川雅安东汉高颐暮前石狮、江苏句容县梁朝陵墓前石狮。“辟邪”用一块整石雕制而成,石狮线条浑圆粗壮,身体两侧有飞翅,注目远视,神态凶猛,作行走状,俨然一幅守卫者的姿态。另一方面,佛教经籍常常以狮喻佛。《大智度论》卷七云:“佛为人中狮子”。此外,佛教中,文殊菩萨的坐骑就是狮子。因此,在北魏洛阳四月四日盛大的佛教节日里,用辟邪狮子引导行像仪式,引来百姓争相观看。 
  行像仪式上,“停像之处,观者如堵”。一方面,北魏洛阳的人们对佛有着狂热的信奉和崇拜。另一方面,佛像本身极为庄严,令人钦敬仰慕,目不暂舍。长秋寺的佛像可谓壮观夺目,“庄严佛事悉用金玉。工作之异难可具陈。”当时,人们不惜动用大量的人力物力来庄严佛像,所以,在北魏时期的洛阳,很多寺院的佛像都极为引人注目。佛像高大雄伟、相好庄严、光芒四射,世间无与伦比。 
  《洛阳伽蓝记》(卷二)介绍宗圣寺时写道: 
  有像一躯。举高三丈八尺。端严殊特,相好毕备。士庶瞻仰,目不暂瞬。此像一出市井。皆空炎先,腾辉赫赫,独绝世表。 
  北魏佛法的特征是穷土木之力造像立寺……当时,上自王公大臣,下至阉宦,羽林,虎贲等,都乐于施资塑造佛像甚至舍宅为寺。主要目的在于建造功德,求福田饶益。以至魏末(公元534年)洛阳的寺院达1367所,天下寺院则达三万有余。 
   
  (二)北魏时期奢侈豪华的奉佛风气——歌舞升平为崇富 
  北魏时期的洛阳,为了庆祝佛教节日,不仅举行单像出行仪式,还有更为盛大的千像出行仪式,在四月七日这一天,京师诸像出诣景明,准备庆祝四月初八释迦牟尼佛圣诞。 
  四月七日成了京师洛阳诸像聚会的日子,《洛阳伽蓝记》(卷三)记载: 
  景明寺。……伽蓝之妙最得称首。时世好崇福。四月七日京师诸像皆来此寺。尚书祠曹录像。凡有一千余躯。 
  京师洛阳各处一千余躯塑像出行去景明寺之时,还有伎乐相伴,络绎而来。 
  《洛阳伽蓝记》卷一记载: 
  昭仪尼寺。……寺有一佛二菩萨,塑工精绝,京师所无也。四月七日。常出诣景明。景明三像恒出迎之。伎乐之盛与刘腾相比。 
  当时京师诸像出诣景明,歌舞升平。场面豪华盛大。 
  北魏时期的人们好崇富,佛教庆祝活动中,不惜动用大量的人力物力。其奢侈和豪华程度今世罕见。 
   
  (三)北魏帝王参与佛节法会一一君民同庆成“佛国” 
  四月八日,千像至皇宫,举行大法会。 
  据《洛阳伽蓝记·景明寺》记载,京师洛阳的一千余尊像在四月七日聚于景明寺,之后还有更盛大的活动,就是四月八日,京师洛阳举行由帝王参与的盛大法会。《洛阳伽蓝记》卷三记载: 
  景明寺。……四月七日,京师诸像,皆来此寺。尚书祠曹录像,凡有一千余躯。至八日,以次入宣阳门。向阊阖宫前,受皇帝散花。于时金光映日,宝盖浮云。譒幢若林,香烟似雾。梵乐法音,聒动天地。百戏腾骧,所在骈比。名僧德众,负锡为群。信徒法侣。持花成薮。车骑填咽,繁衍相倾。时有西域胡沙门见此唱言佛国。 
  这一天,皇帝在宫前撒花,与僧人百姓共同欢庆佛教节日。只见一尊尊光辉夺目的佛像,一队队背负锡杖的名僧大德,一群群手捧鲜花的信徒法侣,如云的宝盖,若林的幢幡。只听梵乐法音震动天地,又有百戏腾让,无与伦比。当时西域的僧人目睹了法事之后不禁大为赞叹,称北魏为“佛国”,足见当时法会的热闹,也反映出北魏帝王臣民崇佛之深。 
   
  二、北魏崇佛总趋势 
   
  北魏帝王臣民都极为崇佛,与北魏诸帝重视佛法有很大关系。 
  从历史上看,北魏诸帝对佛的信奉程度是有所不同的。太子晃(景穆)、文成父子所交游者为禅师,大修功德以求福,并非对佛义有所研究。文成帝后的献文帝对道佛都很感兴趣,他在位六年,因信道而禅位给太子宏,《释老志》云: 
  献文帝览诸经论,好《老》《庄》,常引诸沙门及能谈玄之士与论理要。 
  献文帝有着强烈宗教热情。然而,北魏对佛义有研求提倡者,当推孝文帝,他早年受崇佛的祖母文明太后和父亲献文的影响,即位后,整饬僧纲并建功德,善谈老庄,尤精释义。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多次到金墉城西王南寺,与沙门议论,因此于城开一新门。 
  孝文帝之后,北魏义学僧人辈出,朝廷对于译经求法讲论都有所奖励。宣武帝时,有很多天竺僧人来朝贡,朝廷还专为西方僧人建了永明寺。“天竺国胡沙门菩提流支”,就是宣武帝时来北魏的名僧之一: 
  流支解佛义知名。西土诸夷号为罗汉。晓魏言及隶书。翻十地楞伽及诸经论二十三部。虽石室之写金言。草堂之传真教。不能过也。(《洛阳伽蓝记》) 
  孝明帝即位之初,专权的胡太后还特意以朝廷的名义,派遣沙门惠生,同行者宋云等出使西域。《洛阳伽蓝记》记载,宋云从印度带回佛经“一百七十部,皆是大乘妙典”,促进了佛教在中国的传播。 
  从中国佛教哲学发展史来看,两汉三国时期佛教的特色为“佛道式佛教”,魏晋南北朝时期为“佛玄式佛教”,隋唐时期实现了“佛教中国化”。《洛阳伽蓝记》记载的正是处于“佛玄式佛教”时期的北魏,作为一个过渡时期,北魏君臣百姓从对佛法的盲目信奉,转变为注重对佛法义理的研究、佛经的翻译和域外求法。并力图从将融会儒道、以易、老、庄“三玄”为思辨依据的“玄学”与外来文化相融合,为佛教的中国化、本土化奠定了基础。 
   
  三、小结 
   
  综上,我们看到《洛阳伽蓝记》反映了北魏时期的奉佛和佛教信仰状况,奉佛者上至王公贵族、下至文人庶民,其佛教崇拜,有盲目的狂热,也有虔诚的信奉,皇家帝王的奉佛程度对其有不可低估的重要影响。历数北魏诸帝与佛法都很有渊源,其崇佛的总趋势是从只为建功德求福田,慢慢过渡到深究佛法之义理,重视译经求法;从初期的道佛并崇,到后期的专崇佛法。为佛教的中国化、本土化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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