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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法与巡礼

  唐宋时期,大量的日本留学僧到中国学习宗教理论和传统文化。由于时势不同,唐宋的留学僧有着明显的变化,其留学方式、留学目的、留学性质、回国时带回本国的物品及回国后的影响等等都有所不同。本文以圆仁和奝然作为唐、宋两个时期的代表进行比较,来说明唐宋留学僧的不同之处,同时也反映了这一时期的历史转变。
  唐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型期。在唐宋中日佛教文化交流中,出现了一大批的留学僧,他们在中国不仅从事佛教理论的研究,还对中国文化进行多方面的学习,吸取汉文化的精华,回国后对推动日本社会的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由于时势变迁,唐宋两朝的留学僧有着明显的变化,其留学方式、留学目的、留学性质、回国时带回本国的物品及回国后的影响等等都有所不同。针对这一问题,笔者认为入唐日僧圆仁和入宋日僧奝然在这一时期具有其代表性,圆仁是随着日本组织的最后一次,即第18批遣唐使团来到唐朝,而奝然则是第一个入宋日僧。将二者进行比较研究,虽不足以代表整个唐宋时期大的转变,但也反映了中日佛教交往的一个侧面,并希望能对中日佛教文化交流方面的研究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一、圆仁与奇然生平简介
  
  圆仁(794-864),日本佛教天台宗山门派创始人。俗姓壬生,生于日本桓武天皇延历十三年(唐德宗贞元十年,公元794年),示寂于日本清和朝贞观六年(唐懿宗咸通五年,公元864年),终年71岁,后来被庆贺天皇赐予“慈觉大师”的谥号。他15岁时到京都滋贺县比睿山,师从日本天台宗创始人最澄,勤学苦修。至仁明朝承和四年(唐文宗开成三年,公元838年),由义珍和尚推荐,众僧拥戴,获得入唐请益资格。第二年(时年45岁)6月13日(公历7月2日)以“请益僧”的身份,随同日本政府组织的最后一次遣唐使团于从博多出发,于7月2日(公历7月30日)到达中国扬州海陵县桑田乡栋梁丰村。直到承和十四年(唐宣宗大中元年,公元847年)12月14日,圆仁带着万分失望与渴望的心情离开中国回到日本故土为止,在近十年中,经历了唐文宗、武宗、宣宗三位皇帝,足迹踏遍了中国的江苏、安徽、山东、河北、山西、陕西、河南七个省、二十个州府、三十五个县所在的广大区域。并以一个外国人的视角用日记的形式写下了十年间的所见所闻,即《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内容涉及唐代的社会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宗教、语言、风俗时令、交通地理、行政区划、文书档案以及中日朝三国的许多层面,这些大量的细节描写和记载,不仅可以弥补我国正史的不足,而且还可以纠正许多正史所存在的错误,是一部难得的兼具历史与文学的著作。
  奝然(938-1016),平安时代中期三论宗东大寺的僧人。俗姓藤氏,平安城人。自幼入东大寺学习梵语,后来跟随东南院的观理学习三论,又跟随石山寺的元呆学习密法。天德三年(959年)受戒。永观元年(983年)八月,搭乘宋商陈仁爽等回国的船只入宋,是第一个入宋日僧。抵宋后,先后参拜了天台山、五台山,到达汴京时,受到宋太宗的召见。奝然“献铜器十余事,并本国职员令、王年代记各一卷”,并回答了皇帝的敕问。之后宋太宗赐其紫衣,授予法济大使的称号。其入宋的整个时期受到了朝廷无微不至的优待。于宋雍熙三年(986)搭乘台州宁海县商人郑仁德的船回国,并将模刻西华门外圣禅院的印度优填王所刻释迦如来像,十六罗汉画像,印本《开宝敕版大藏经》五千余卷及新经四十一卷等带回日本。关于奝然在宋的活动情况,从1953年在京都清凉寺的释迦像胎内所发现的《奝然入宋求法巡礼行兵瑞像造立记》可以清楚地了解。奝然回国后,广泛传播从中国带来的佛教文化,并拟仿中国五台山模式,修建大清源寺,供奉释迦宝像。由于历史的原因而遭到了强烈的反对而未果,于1016年所愿未遂而亡。后由其弟子盛算将其带回的大藏经捐献给了法成寺,将释迦像安置于五台山清凉寺。
  
  二、圆仁与奋然入华之比较
  
  1、入华背景分析:唐代是中日文化交流最为兴盛的时期。这个兴盛期的出现,是与中国历史出现了整体文化的黄金时代相一致的。由于自太宗以后,唐朝对佛教的传播采取了宽容政策,使得佛教在初唐即呈现出繁盛景象。不仅高僧辈出,学者如林,在求法和译经等方面做出了重大的成就、贡献;而且佛教的派别也逐渐开创,净土宗、律宗、华严宗、法相宗、禅宗、密宗在教义、修行等方面都已有一定的影响,对日本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同时日本也采取相对开放的政策,先后派遣了十八次遣唐使来华,其中包括大量的僧侣,圆仁就是其中之一,在这种背景下入唐学习。而到了宋代,在经历了唐末、五代的战乱之后,中国佛教的发展陷入了低谷,佛教在教义及理论的发展远远落后于唐代,已开始走向衰落。日本方面,10世纪后,采取了保守的锁国主义政策,致使“本朝久停方贡之使而不遣”,尤其是以延喜年间(901-923)为开端,禁止一般日本人出国,停止由中央政府差遣唐物交易使,贸易管理事务移交大宰府办理,对于中国商船赴日也采用“年纪制”的办法加以限制。日本政府在这一政策上的变化,不仅使入宋留学僧的人数大减,而且也加大了两国之间交流的难度。处于平安时代初期的日本受到末法思潮的影响,导致了追慕先贤,憧憬、朝礼灵场圣地之风的盛行,日僧入宋的目的只不过是朝拜祖师和前辈佛迹。而中国对日本佛教的发展有着直接、重要的影响,横亘华夏的四大名山、道场就成为佛教徒朝礼的圣域。商然就是受到这一影响而入宋的。
  2、入华性质分析:主要是从官方到私人性质的转变。圆仁是由日本政府挑选的,以“请益僧”的身份随同日本政府组织的第18次遣唐使团到中国的留学僧,因此其留学的费用,全部由日本政府负责。据《延喜式》卷三十载:“入唐大使,絁六十匹,绵一百五十屯,布一百五十。副使,絁四十匹,绵一百屯,布一百端。……留学生、学问僧,各絁四十匹,绵一百屯,布八十端”。可以知道政府赐给留学僧的财物,几乎与遣唐副使相等。若留唐日久,钱粮匮乏,还可以派使者回国请求衣粮,再由日本朝廷托人带回物品。总体来说,入唐留学僧属官派性质,是由政府资助的,因此他们的生活并不太艰辛,不仅可以得到日本朝廷的资助,也经常得到唐政府的帮助。奝然入宋,与经国家精心挑选随遣唐使一起入唐的圆仁不同,既没有相应的管理和组织人员,而且也没有提供相应的物资,如船只、衣食等,对此在其渡海宏愿中也有所提及,“本朝久停方贡之使而不遣,入唐间待商贾之客而得渡。今遇其便,欲遂此志”。永观元年(983)八月,“日本国僧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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