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通过对劳动分工、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相关理论文献的回顾，研究发现分工与技术都是内生变量。“新常态”背景下，关于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提高人口素质，提高科技创新能力；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合理引导劳动力流动，实现劳动力和就业岗位的匹配；注重提高制造业发展水平，增加国内产品的有效供给，推动供给侧的改革，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同时，要进一步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形成合理的制度安排。
【关键词】新常态；经济增长；源泉；制度安排
【中图分类号】F019.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2362（2016）01-0048-07 DOI:10.15963/j.cnki.cn12-1401/f.2016.01.009
自2010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率持续下滑，季度同比增长率从2010年第1季度的12.2%下降到2015年第3季度的6.9%。①两位数的经济增长率已然成为历史，中国经济增长进入了“新常态”。“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呈现两大特征：一是经济增长率转向中高速；二是经济增长动力发生转变。[1]因此，在“新常态”下正确理解并把握经济增长的源泉至关重要。经济增长源泉历来是经济学家争论的焦点之一。目前，我国学术界关于经济增长源泉的争论主要有以下三大观点：第一，分工论。[2-3]分工带来报酬的递增，实现长期的经济增长；第二，要素论。[4-6]资本、劳动和技术作为经济增长理论的三大要素，是经济增长的核心源泉。其中，技术包含研究与开发（R&D）、人力资本和知识等；第三，制度因素。[7-8]制度分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通过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相互作用推动经济的长期增长。该三大观点分别从各自的角度阐释了经济增长的源泉，各有千秋，但也存在一定的缺陷。例如，如果将资本作为经济增长的源泉，那么21世纪初的中国西部大开发战略并未起到预期的那么大的作用；如果将劳动力数量作为经济增长的源泉，然而印度并没有成为世界经济强国。正如Nelson[9]指出，物质技术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而社会技术是通过促进物质技术的进步实现经济增长，②制度不是单独存在的且直接作用于经济增长。因此，单一的某种变量无法成为长期经济增长的源泉，将资本、劳动、技术这种单一性的因素作为长期经济增长的源泉有待商榷。一个经济体在某一时期内能保持正的增长率是由多个因素共同决定的，而这多个因素所起的作用大小各不相同，往往是由某一个因素起着主导性的作用，如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实现了经济的迅速发展，1978—1993年国民收入平均实际增长率为14.28%；③同样，1994年中国实行的税制改革被认为是中国近20年来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的动力，[10]1994—2010年国民收入平均实际增长率为14.23%。③由此可以看出，在某一时期内对经济增长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因素，在另一时期并不能起到决定性作用。一项举措的时间效应导致其所带来的红利是短期的，无法实现长期效应。因此，在短期内，经济的快速发展是由于该时期某一因素占据着主导地位；长期经济增长是由若干个在短期内起主导作用的因素连续作用带来的结果。因此，不能概括地讲，一个经济体的长期经济增长归功于某些因素，而应该分清时段，不同时段对应着不同的主导因素。按照张军[10]所述，1994年以后20年的经济增长是由于分税制改革诱导地方形成一种激励机制，形成良性竞争，导致工业化和资本积累的加速。然而，这种激励机制的短视效应导致严重的负面效应，如环境污染、道德缺失、贫富差距、经济结构失衡等严重制约着经济的正常发展。面临长期积累的负面效应，“新常态”下不可重复过去以投资促增长的经济发展模式，必须探讨经济增长的深层原因，以达到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本文旨在通过对已有成熟理论的回顾、评析，指出经济增长的深层源泉，并结合“新常态”背景，得到相应的启示，以维持经济增长的动力，达到提高经济增长的目的。
1相关理论回顾
1.1分工与经济增长
关于分工与增长的研究非常多，但三个研究者做出了比较突出的贡献。亚当•斯密系统地总结前人关于分工的思想，指出分工是财富增加的源泉。斯密开篇就指出“，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改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劳动分工的结果。”[11]在分析分工的原因时，斯密指出“，不以这广大效用为目标的一种人类倾向所缓慢而逐渐造成的结果，这种倾向就是互通有无，物物交换，互相交易。”[11]分工源于人类固有的一种交换倾向。1928年，阿林•杨格[12]在《报酬递增与经济进步》中动态化分工与经济进步之间的均衡关系，指出迂回生产带来规模报酬递增，供给和需求是分工的两个侧面。杨格定理开启了分工与经济增长的动态演化之路。Yang和Borland[13]从微观层面构建了一个交易成本和劳动分工相结合的一般动态均衡模型，即“杨小凯-博兰德模型”，指出只要分工演进到一定水平并保持进一步分工的潜力，人均收入增长率就会持续，经济增长率也会不断提高。
1.2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
随着现代经济模式的深入发展，技术因素成为关注焦点。技术与增长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外生技术增长理论与内生技术增长理论。以“索洛-斯旺模型”[2]为代表的外生技术增长理论认为，长期经济增长率取决于外生技术进步率，即一个经济体的长期经济增长率的持续是通过外生的技术进步不断抵消边际报酬递减的结果。以Romer[14-16]、Lucas[17]、Aghion和Howitt[18]为代表的内生技术增长理论认为，经济增长取决于人们为获得更多利润而不断增加R&D投入、人力资本投资，普及知识，促进创新，推动技术进步，实现经济的长期增长。经济增长是一种经济的内生产物。经济体中以利润为导向的个体从劳动实践中获取、探寻更新更好的创见，实现技术进步，促进经济增长。
1.3分工、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
分工与增长的相关文献中存在一个较大的缺陷，即未能清晰地阐述分工对经济增长的机制链条。为此，Arrow[19]提出了“干中学”理论。技术变化可源于分工和专业化，[20]生产活动引发了可以随着实践的推移而选择有利的行为。Young[21]指出经济增长率的高低取决于“短边约束”，即如果创新成本较高，经济增长率取决于创新率，边干边学对经济增长率没有影响。反之，经济增长率取决于学习速度，创新率对经济增长没有影响。Gary和Murphy[22]指出，知识与劳动分工之间不是单向决定的，而是相互影响的。由此，建立了分工、技术与增长三者之间的分析框架。综上所述，通过分工与经济增长理论的文献回顾，阐明了分工是自发演进的过程，是人们的某种自发性的倾向推进了分工的自身演进；通过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理论的文献回顾，阐明了技术或创新是基于经济体中以利润为导向的个体产物，是一种内生变量；通过分工、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理论的文献回顾，阐明了分工、技术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传导机制，分工与技术进步之间又存在着直接依存关系。综合以上三大理论可以总结出，经济增长蕴涵着人类行为，并体现出分工、技术之间的直接依存关系及二者之间相互促进且不断演进的逻辑理论。一个经济体的经济增长率的高低，是经济体内部所有经济个体决策并进行多次博弈的结果。
2经济增长源泉再探讨及其制度保证
2.1经济增长的源泉及机制分析
从“斯密定理”到“杨格定理”，再到“杨小凯-博兰德模型”，不断演绎着对分工问题研究的深入历程，不断深化论证分工源自于某种自身利益关系的驱动，是自发演进的过程，是内生性变量。斯密明确指出分工是因为人类的一种自发或自利行为引起的。追根溯源，分工不应是财富增加的源泉，更确切地讲应该是人类为获得更好的福利和更高的效用进行的一种内在的自发或自利行为产生对经济体正向促进作用的结果。人类自发或自利行为带来了分工，而分工和专业化又带来报酬递增，从而推动经济长期增长。从技术内生化历程来看，从以“索洛-斯旺模型”为代表的新古典增长理论到以Romer、Lucas等为代表的新增长理论逐渐认识到技术的内生性。正如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试图阐释的那样，一个经济体的长期经济增长率是由以利润为导向的个体不断寻求更好更高水平的创见而产生的结果。技术进步是因为人类追求更高水平的利润而不断寻求新的创见。而技术又是经济增长理论模型中最直接的核心内生变量。因此，从该理论角度看，以利润为导向的人类不断寻求更好的创见，促进技术不断地进步，实现经济的长期增长。从“干中学”理论和“贝克尔-默菲模型”可知，分工、专业化和技术进步之间存在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通过分工可以不断地学习并积累经验，获得专业化水平。不同的分工，不同的专业化职业，对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不同。根据关满博对技术实力的划分可知，④由于长期的分工与专业化，科研人员可以在科学和研发能力方面取得进展，生产流水线工人推动复杂的生产和流水线技术的进步，基本制造业人才不断改进基本制造工艺提升基本制造能力。三种分工从三个角度全面推进技术实力的提高，实现经济长期增长。[23]综上所述，分工与人类行为、技术进步与人类行为、分工与技术进步两两紧密联系。人类自发或自利行为带来劳动分工，劳动分工通过专业化推动技术进步，技术进步又是经济增长的直接因素。追根溯源，人类的自发或自利行为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具体而言，人类自发或自利行为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的，必须有效地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达到不同的角色分工。在长期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总结的基础上，推动现有技术水平的提高，从而实现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家所论证的长期经济增长。例如，在农耕社会，“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分工里，男子的农业耕作活动和女子的纺织劳动活动，在长期的经验积累和总结的基础上，使传统社会的耕作和纺织技术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在现代社会，分工更加精细，专业化水平更高，每一项技术的发现和运用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因此，人类行为、分工、专业化、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是长期行为。另一方面，长期是由若干短期组合而成，短期增长机制不同于长期增长机制。短期增长的实现是在技术水平不变的条件下实现的。从分工产生的原因来看，分工是人类趋利的倾向所致。在技术水平既定的情况下，人类为了获得更好的福利和效用就必须进行交换。分工具有交易效应，交易过程的实现，达到提高交易双方福利水平的效果。整个经济体的福利水平的提高也是经济进步的重要特征。因此，短期的经济增长是通过人类的交易活动实现的。短期增长和长期增长具有不可分割性。短期内人们的交易活动可以更好地促进长期内技术的进步，因为交易或交换行为可以弥补个体或局部的短视、能力的不足和缺乏，缩短技术进步的时间，加快技术进步的速度。同时，长期内的技术进步可以满足人们更高水平的交易层次需求，因为更好的技术可以生产出更优质的产品，以满足人们更高层次的消费需求。有限理性和信息不完全性的存在，使得人类的自发或自利行为不可能总是内部性或正外部性。负外部性行为一直是可能的，而且总是存在于现实经济生活中。正如“三个和尚没水吃”的故事，每一个和尚都从自身利益考虑，采取“搭便车”行为，妄图从他人的行为中获利，结果是每一个和尚都不去挑水，不仅给自己也给他人带来了负效用。因此，为了克服有限理性和信息不完全性带来的负外部性，人类的自发或自利行为就必须得到一定程度的规范，即适当的制度安排。一种制度安排，既要能够约束人类自发或自利行为的负外部性，也要允许其行为的正内部性和负内部性，更要有激励其行为的正外部性作用。综上所述，经济增长的源泉是人类自发或自利行为，并且这种人类自发或自利行为必须要得到一定相宜的制度安排进行约束、允许和激励，是二者双重作用的结果。人类行为、制度安排、劳动分工、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逻辑关系如图1所示。从图1可知，人类行为在制度安排的规范下从不同的方面推动经济体的长期经济增长。人类行为与制度安排是相互依存的关系，人类行为形成制度安排，制度安排是为了规范人类行为。人类的自发或自利倾向导致分工，分工从两个方面推动长期经济增长。首先，在长期内，分工带来专业化，专业化水平的提升可以对技术实力的三个方面产生作用，推动技术进步。技术进步带来了整个社会的生产可能性边界的扩展，从而实现长期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分工的交易效应。供给与需求带来交易，在技术水平给定的情况下，交易双方通过交易实现双方福利的改善。通过若干次短期福利的改善，经过长期的积累，在长期内必定达到社会整体福利水平远远高于初始的福利水平。在人类行为和制度安排的相互依存关系中，制度安排从宏观层面还必须要达到保证上述两条路径的顺利、高效率的实现。首先，制度安排必须要为长期技术进步营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并提供一种合理的制度保证；其次，制度安排也要降低交易活动过程中的交易摩擦力，降低交易费用，提高交易效率，减少社会资源的非效率运行。
2.2制度安排是经济增长的保证
在上述经济增长源泉模式中，制度安排是至关重要的。制度发挥着对人类自发或自利行为的约束、允许和激励的作用。如果制度安排只能对人类行为起到约束作用，那么经济长期增长的可能性就不存在。正如林毅夫[24]在解释李约瑟之谜时指出，由于科举制度课程设置和激励结构不当导致人们的行为受到完全约束，无法有效地发挥人们行为的积极作用，从而导致科学革命没有在中国发生，进而阻碍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如果制度安排只对人类行为起到允许和激励作用，那么经济增长只能是短暂的。因为当制度安排允许并激励了人类负外部性行为时，负外部性行为给社会带来的成本大于正外部性行为给社会带来的收益，最终结果会使经济发展陷入混乱状态，阻碍经济进步。因此，制度安排对人类自发或自利行为的规制要恰如其分。诺斯将制度分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好的、高质量的、有效的正式制度安排必须通过精英阶层的精心设计。非正式制度不是通过精心设计安排的，具有随机性。因此，非正式制度需要正式制度的引导，非正式制度的存在又会影响到正式制度的设计、安排，二者存在互补关系。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好与坏共同决定了整体制度安排的好与坏。设计高质量的正式制度和形成良好的非正式制度，需要有如下两条准绳。首先，制度安排首当其冲要以人类自发或自利行为为依据。制度存在的目的是为了约束、允许和激励人类自发或自利行为。制度的这种约束、允许和激励的作用得到发挥，必须落实到人类行为这一点，人类行为是建立在一种趋利目的基础之上。人类为获得更高的效用、更好的福利，进行交换和发明创造。因此，制度安排要以人为本，从人的根本利益出发。如果制度安排损害人们的利益，那么人们就会试图改变现有的制度安排，尤其是正式的制度安排，利益冲突便由此产生，冲突的产生总会带来社会成本，出现帕累托非效率，阻碍经济进步。另一方面，人们的利益受到损失，个体决策者从个人自身利益考虑，不顾社会利益，其行为的负外部性将会得到激发，并被放大，最终阻碍经济进步。充分保障每个主体能够自由地从其自利角度出发，进行经济决策并采取行动，这样市场的发育和扩张必然会促进社会分工的加深和扩大，而这必然会提高整个社会的生产率，从而创造出更多的财富。良好的制度安排不仅要保证人民的安居，更重要的是要实现全社会人员的乐业。只有安居才能乐业，乐业又是安居的重要体现。安居是社会秩序稳定的保证；乐业不仅是社会活力的彰显，也是一个经济体长期经济增长的基础，同时也是经济增长质量提升的保障。因此，制度安排只有满足人们的安居和乐业，才能正确合理地约束、允许和激励人们的自发和自利行为。其次，制度安排也要考虑到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短期内，技术水平是既定不变的，社会福利就必须要通过交易进行改善。在现代化经济体系中，市场代表人们的交易。制度安排要重视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在一个经济体内，政府往往扮演着一个十分重要的决策者。而市场是由众多个体决策者组成，具有群众性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可以表示为1+N的决策模型。如果N方力量（即市场力量）大于政府这一方力量，那么就是市场在整个经济决策过程中起主要作用，经济体的决策过程是一种讨价还价性的重复博弈，决策结果是博弈双方自愿接受的，且双方利益是对等的和最大化的；如果N方力量小于政府这一方力量，那么就是政府在整个经济决策过程中起主要作用，经济体的决策过程很容易变成一种一方起完全主导作用的博弈，决策结果是占主导地位的博弈一方强加给处于弱势地位的另一方，且双方利益不对等。最优决策是N>1，即市场力量大于政府力量。同时，政府这个决策主体的力量要大于市场中每一个决策主体的力量，只有这样才能体现政府的作用。必须保证博弈各方地位平等，以实现讨价还价机制的公平性。
3“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的启示
经济增长的源泉是人类自发或自利行为，并且这种人类自发或自利行为必须要得到一定相宜的制度安排进行约束、允许和激励，是二者双重作用的结果。“新常态”背景下，在经济增长乏力的情况下，必须回归到这个长期经济增长的源泉的轨道上来，如果继续偏离该轨道，经济增长还会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情况。孙祁祥教授提出“新常态”下的六种风险源：高度复杂、联系广泛且脆弱的金融体系；具有潜在威胁的“三农”问题；恶化的生态环境；不协调的发展和失衡的结构；不健全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腐败和商业贿赂的蔓延。[25]六大风险可归结为制度安排缺失和人类行为的不合理。因此“，新常态”下，要实现经济健康发展，必须重视人本观点和制度安排。因此，在“新常态”下有如下启示。
3.1坚持以“人”为本，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一切损害人类利益的行为必须得到约束，一切有利于人类利益的行为必须得到允许和激励。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步入新阶段，一些损害人民利益的现象日益凸显，如日渐恶化的环境问题、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高企不下的房价、逐渐缺失的诚信与责任等等。关于环境恶化问题，必须要有明确且严格的环境保护法律，对不遵守环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的企业和个人的态度要坚决且强烈。同时，也要不断进行技术创新，降低企业和个人的环境保护成本。积极鼓励为环境保护做出不懈贡献的企业和个人。关于贫富差距问题，不仅要做好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制度安排，更重要的是严厉打击各种非法致富，减少投机炒作行为和机会主义，在全社会形成一种合法、勤奋、努力致富的风气。关于房价高企问题，房屋作为家庭的物质实体，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传统的家庭观，不应作为一种普通的商品被随意炒作。房地产投资领域应该形成合理有效的投资产业链条，防止房地产泡沫的形成和破裂。关于社会诚信和责任缺失问题，以精英阶层设计的高质、有效的正式制度引导非正式制度，逐步完善各种诚信和责任体系的建立，大力倡导并鼓励各种诚信和责任行为，同时也要有效地曝光缺乏诚信和责任的行为。
3.2显著改善制造业水平，提高经济增长质量
物质产品的丰富和满足是人们社会福利水平改善的重要体现。因此，先进的制造业可以满足人们的异质性需求。制造业的落后严重影响了人们的消费需求，导致出现各种劣质产品，不利于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目前，我国制造业水平低下，处于国际产业链条末端，因此，必须加快我国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促进制造业企业创新，提高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不应一味地追求服务业（尤其是在虚拟经济基础环境尚未成熟的阶段）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而应该正确理解和处理制造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核心地位。合理引导劳动力流向制造业，促进制造业人力资源的聚集，推动基础制造业能力的提升。重视科学研究能力和基础制造能力，鼓励各种科研人才走进制造业企业，开发引领市场需求的高科技产品。目前，我国制造业如汽车制造业、手机电子行业等在国际垂直分工链条中处于低端位置，产业附加值比重逐渐下降，[26]这种满足大众化消费需求的高端制造业的发展水平低下，是导致国内相关产品供给不足的重要原因。提升我国制造业的整体水平，增加国内产品的有效供给，是供给侧改革的基本要求。在“新常态”下，必须重视制造业的发展，力争在人口红利完全消失、劳动力短缺情况到来之前，实现我国制造业的升级换代，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3.3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政府与市场不是此消彼长而是共生互补的关系。[27]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关键一点就是不断地在变化的经济社会环境中调整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并逐步明确市场在现代经济体系中的决定性作用，使整个经济体充满活力。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体系中，一方面政府行为是为了弥补市场失灵，如外部性、公共物品供给问题等；另一方面，政府行为实施的过程中，也会存在政府行为失灵的问题，如寻租腐败、重复建设、商业贿赂等。现代政府的作用是有意识地去创造和维护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激发有利于创新和投资的企业家精神，有效遏制腐败欺诈。[25]市场可以发挥作用的地方，政府不应作为；市场失灵的地方，政府应该有所作为。在外部性和公共物品供给方面，市场作用完全失灵的情况下，政府应该建立完善的法律体系，以法治建设确立产权制度，有效规避各种“关系性交易”“、人缘性交易”行为，减少寻租腐败行为的发生，避免各种各样重复建设工程，提高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和利用效率。另一方面，政府也要发挥群众力量，巩固政府行为的群众基础，扩大社会群众的参与度。利用各种网络平台，让群众积极与政府进行互动，为政府失灵的地方建言献策。实现政府力量与市场力量最大化，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最小化。
4结语
随着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经济增长动力的转换，中国经济增长步入“新常态”。在新形势下，正确理解经济增长的源泉，是应对经济增长“新常态”的基础和前提。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提高人口素质，提高科技创新能力；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维护人们的切身利益，保证人们行为的自由，打破各种阻碍人口流动的屏障，形成有效的劳动力供求市场，实现劳动力与就业岗位的合理匹配；提高制造业整体水平，增加国内产品的有效供给，顺应供给侧改革之要求；形成合理的制度安排，进一步明晰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明确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和角色，厘清政府与市场的灰色地带，构建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协调机制。
注释：
①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②物质技术是指分工的具体操作程序和技术；社会技术是指分工之间的协调即制度，包括企业组织的制度、市场制度和公共选择及行动等。③数据来源：1979—2011年《中国统计年鉴》，经过笔者计算所得。④关满博将技术实力比作金字塔。金字塔的底层是基本制造能力，中间层次为复杂的生产和流水线技术，顶端层次为科学和研究能力。同时也指出，中国技术实力中的金字塔底层和顶层技术实力十分缺乏，应该注重发展底层和顶层技术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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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程锐 柳江 单位：兰州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