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绩效评价方法
目前，学术界在对产业资源配置进行绩效评价时，最常用的方法是前沿分析法。前沿分析法的基本原理是利用某一生产系统的投入与产出数据，并依据一定的前提假设求出该生产系统的最大可能产出。最大可能产出的包络面即为生产前沿面。在得到生产前沿面后，生产系统的实际产出与前沿面时间的距离就是该系统的效率，且距离越近，效率越高，反之亦然。比较成熟的前沿分析方法是数据包络分析(DataEnvelop-mentAnalysis，简称DEA)法。DEA是以决策单元(DecisionMakingUnit，简称DMU)的投入、产出指标的权重系数为优化变量，借助数学规划将决策单元投影到DEA前沿面上，通过比较决策单元偏离DEA前沿面的程度来对决策单元的相对有效性做出综合评价。［6］基于DEA模型的基本原理，本文假设将对n个地区文化产业的资源配置进行绩效评价，每个地区都有m种投入变量和s种产出变量，xij表示第j个地区的第i种投入，yrj表示第j个地区的第r种产出。因此，xj=(x1j，x2j，…，xmi)T，yj=(y1j，y2j，…，ysj)T，令V为投入向量X的权系数向量，U为产出向量Y的权系数向量，以第j个地区的效率评价为目标函数，以全部单元的效率指数为约束，则可得到最优化DEA模型(C2Ｒ)为［7］:令θ*，λ*，s－*，s+*是给定问题的最优解，若θ*=1，且s－*=0，s+*=0，则第j个地区为DEA有效;若θ*=1，且s－*，s+*存在非零值，则第j个地区为DEA弱有效;若θ*＜1，则第j个地区为DEA无效。Banker等通过向C2Ｒ模型中增加一个凸性假设:∑nλj=1，对其进行改进并创造出BC2模型，［7］可将可变规模报酬(VＲS)的情况纳入DEA模型绩效评估考量当中，则VＲS模式下的BC2模型为:该模型计算得到的效率是规模报酬可变时的技术效率，更符合现实情况。利用C2Ｒ和BC2模型可以分别计算出各地区规模报酬不变的技术效率和可变技术效率，两者相除即可得到各地区的文化产业资金投入的规模效率。在对文化产业资源配置进行绩效评价的基础上，本文将进一步确定影响中部地区文化产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实际因素。本文选取中部地区资源配置的技术效率作为因变量。由于C2Ｒ模型计算出来的中部地区文化产业资源配置技术效率的取值范围为［0，1］，属于截断数据，若直接以效率值作为因变量并用OLS法进行回归，将会导致估计结果有偏且不一致，因此本文将采用Tobit模型来处理截断数据问题。面板Tobit模型如下:
二、评价指标的选取与说明
1．DEA模型的指标体系构建与说明
根据国家统计局2004年公布的《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我国的文化产业被定义为“为社会公众提供文化、娱乐产品和服务的活动，以及与这些活动有关联的活动的集合”。按照这一分类，文化产业的核心部分主要包括新闻服务、出版发行、广播、电视、电影、文化艺术等服务。因此，本文在对文化产业的资源配置进行绩效评价时，必须建立一套能够全面考察文化产业发展的指标体系，这一指标体系不仅能够从数量上反映出当前文化产业的发展水平，更应该从质量上反映出文化产业的发展给居民生活带来的幸福感。当前，由于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时间相对较短，产业规模较小，产业的融资渠道狭窄，财政拨款不足，而诸如银行信贷投入、股票债券发行等方式的融资也严重不足。因此，文化产业的投入指标可以确定为财力、物力和人力的投入，其中财力投入主要为文化事业费，物力投入为文化产业固定资产投资，人力投入为文化产业从业人员。在文化产业的产出指标上，基于数据的可得性，选取文化产业增加值衡量文化产业的总体发展，选取艺术表演团体、公共图书馆、博物馆个数衡量公共文化发展、选取图书出版总印数、期刊出版总印数、报纸出版总印数衡量出版文化发展，选取广播人口覆盖率、电视人口覆盖率衡量传媒文化发展。根据表1所列出的文化产业资源配置绩效评价的指标体系，本文从《中国文化文物统计年鉴》(2001～2011)、《中国统计年鉴》(2001～2011)、《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获得了2000～2010年中部六省(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的相应数据。
2．Tobit模型的指标选取与说明
基于文化产业发展的特点和属性，本文从金融发展、经济发展、社会发展、教育发展这四个方面来分析影响文化产业资源配置技术效率的因素，各指标的选取如下:(1)金融发展。在衡量金融发展水平时，既包括金融总量的增加，又包括金融结构的优化和改善，这里我们仅从金融总量上来考察金融发展水平。本文选取了两个指标:一是银行信贷与GDP的比率来表示金融中介发展(BANK);二是用股票筹资额与GDP的比率来衡量证券市场发展(STOCK)。(2)经济发展。按照产业划分，文化产业属于第三产业，经济发展对文化产业具有重要的影响。因此，我们选取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TI)来反映第三产业的发展。(3)社会发展。考虑到当前我国城市文化产业的发展远远领先于农村，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会使更多的居民享受到更好的文化生活。本文选取城市化率(UＲB)作为衡量社会发展的指标，且城市化率用各省城市人口数与总人口数的比值替代。(4)教育发展。本文通过换算历年《中国人口统计年鉴》公布的人口受教育结构数据，选取6岁及以上人口的人均受教育年限作为教育发展的替代变量。以上数据来自于《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年鉴》(2001～2011)、《中国人口统计年鉴》(2000～2011)以及中部六省2001～2011年统计年鉴。
三、文化产业资源配置的绩效评价
1．效率测度
本文选择前文所述的C2Ｒ模型，运用DEAP软件进行运算，进而得到中部地区2000～2010年文化产业资源配置效率的评价结果。由于样本时间跨度较长，表2中仅列出了四年的效率值。由表2的估计结果可知，在列出的四年中，文化产业资源配置的综合技术效率均值分别为0.97、0.85、0.79、0.87，这反映了在规模报酬不变(CＲS)的情况下中部地区文化产业资源配置绩效的平均水平。其中，纯技术效率依次为0.99、0.99、0.93和1，反映的是在规模报酬可变(VＲS)情况下，文化产业资源配置中相关制度运行的效率;同时，规模效率依次表现为0.98、0.86、0.85和0.87，反映的是相关部门对文化产业所投入资金规模的调整情况，从中不难发现，文化产业的资源配置并未达到最优规模。通过比较综合技术效率(crs)、纯技术效率(vrs)以及规模效率(se)可知，我国中部地区文化产业资源配置的综合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偏低，而纯技术效率值则相对较高。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三点结论:(1)总体而言，中部地区文化产业的资源配置绩效普遍偏低;(2)中部地区文化产业在资源配置中相关制度的运行效率较高，这反映了文化产业作为朝阳产业，具有良好的内部控制机制和生产经营效率，能够将所配置的有限资源有效地转化为实际产出;(3)中部地区的文化产业资源配置绩效普遍偏低的主要原因可以归结于规模效率的低下。虽然近年来政府部门对文化产业的投入不断加大，但与其它发展较为成熟的产业相比，文化产业在市场中所占的份额较小，直接导致了文化产业的融资渠道狭窄。过去我国文化产业的融资渠道以财政拨款为主，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当前文化产业的融资渠道逐渐拓宽，形成了以财政拨款为主，银行信贷、股票债券和投资基金相结合的多元融资方式。然而，相较于东部发达地区，我国中部地区文化产业的发展相对落后，其产业规模较小、市场回报率较低、抗风险能力较弱，使得文化产业的资源配置更多地依赖于政府的支持，加之一些科技含量较高的文化领域(如纸介媒体、影视媒体)对资金、人力等方面要求较高，这也严重限制了文化产业的发展。综上所述，我国中部地区文化产业的资源投入规模的不足是造成其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通过对比中部地区各省的文化产业资源配置效率可知，安徽省在2001年、2004年和2010年，文化产业的资源配置是有效率的，而山西省、江西省、河南省和湖北省的文化产业资源配置效率次之，湖南省的文化产业资源配置效率要低于中部其它省份。以安徽省为例，在2000～2010年，安徽省的文化事业费平均为3.783亿元，低于山西、河南、湖北与湖南，但是其产出指标则相对较高，如截至2010年，安徽省的艺术表演团体、博物馆和图书出版总印数分别为1255个、120个和2.4亿册，总体上均高于其它省份。因此，运用DEA模型可以避免单纯从总量上对各省文化产业发展进行分析时所产生的局限性，其通过相关投入和产出指标构建一个前沿面，进而对文化产业的资源配置效率进行了测度。
2．影响因素
表3给出了面板Tobit模型的估计结果。2000～2010年，中部地区金融中介发展(BANK)对文化产业的技术效率产生了显著的正向效应，其系数为0.2193，而证券市场发展(STOCK)的系数为负，且不显著，这表明从金融发展视角来看，相较于直接融资，文化产业的发展更多地依赖于从银行部门进行间接融资。究其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这与我国当前的金融体系结构有关，我国属于典型的银行导向型金融体系，银行部门所占的市场份额远远大于证券部门;二是文化产业作为一种新兴产业，受其规模、制度等因素的限制，很难通过发行股票和债券等直接融资方式来获取资金。第三产业比重(TI)的系数虽然为正，但并不显著。改革开放以前，受国家计划经济影响，中部地区主要发展以粮食生产为主的第一产业和以军工、重工业为主的第二产业，产业结构不平衡。改革开放以后，由于国家实施非均衡发展战略，国家发展重点主要转向东部沿海地区，中部地区作为农产品和原材料基地的定位未曾改变，客观上造成了中部地区在产业结构上的不尽合理。［8］与东部地区发达省份相比，以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发展相对滞后，难以有效地带动文化产业的发展。城市化率(UＲB)对文化产业技术效率的影响显著为正，这表明不断推进城市化进程使得更多居民享受到了城市更好的文化生活，这是促进文化产业发展和提升文化产业效率的重要因素。教育水平的系数显著为负，这也间接印证了我国中部地区教育发展的局限性。虽然中部六省在高校数量、教师水平、学生素质等方面较为突出，但受限于其经济发展，造成了大量人才流向发达地区，不利于中部地区文化产业的发展。
四、结论与启示
本文运用DEA方法对我国中部地区2000～2010年文化产业的资源配置进行了绩效评价，并利用Tobit模型对其影响因素进行了检验。研究结论显示，中部地区规模效率低下及资源投入严重不足是导致其文化产业综合技术效率较低的主要原因。与综合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相比，其较高的纯技术效率反映了在资源配置中相关制度的运行效率较高，能够将所配置的有限资源有效地转化为实际产出。同时，金融中介发展和城市化率水平的提高可显著提升文化产业技术效率，而中部地区产业结构设置的不合理、证券市场发展水平提高和教育水平提高则是抑制文化产业资源配置效率提升的重要因素。基于以上结论，本文认为:(1)中部地区应进一步加大财政金融对文化产业的支持力度，以实现规模报酬。通过财政贴息、税收减免、差别存款准备金率等优惠政策，鼓励金融机构增加对文化产业的信贷投入。同时应降低文化产业上市门槛，鼓励具有发展潜力的文化企业通过直接融资方式获取资金支持。(2)中部地区应推进产业结构升级，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业，不断提升区域核心竞争力，吸引更多人才的流入，为文化产业的发展创造有利的外部条件。
作者：肖卫国 刘杰 单位：武汉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