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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8年6月,国民政府北伐军占领北京(后改北平),国民党的地方组织也转为公开活动。尽管1927年“清党”后,国民党已不再是一个革命政党,但在之后的几年里,一些基层党部仍在积极地开展民众运动。北平也不例外。其中一个重点,就是在市党部“指导”下,建立了各行业工人的工会组织。据统计,到1929年8月,北平各行业工会已有45个,工会会员2.2万人。而其中,电车公司工人工会的活动,堪称典范。
  一
  北平电车公司于1924年正式运营,是民国时期北平最主要的近代企业之一。据1933年统计,电车公司有车路工人604人,其中一线的司机生、售票生就有450人。在近代工业并不发达的北平,如此规模算是相当可观了。电车工人工资微薄,仅有“过半数其所得工资,可以维持其家庭的最低生活”。相反,电车公司针对工人的处罚却多达80余项,轻则罚金,重则“开革”。生活的艰辛,资方的压迫,都让电车工人心怀不满。而人数多、素质高、重协作,又让他们易于组织和动员,这为工会的出现提供了条件。1928年6月25日,电车工人工会成立,这是当时北平最早成立的合法工会之一,甚至比北平市总工会成立(6月30日)还早。
  尽管国民党领导下的工会反对阶级斗争,宣扬劳资合作,但这些新生的工会组织仍然跃跃欲试,准备与资本家老板们一较高下。早在电车工会成立大会上,工会代表就喊出口号:“嗣后遇有不平等之事,则以罢工为后援。”到了10月,电车工会正式向公司提出了增加工资、实行八小时工作制、补助工人子弟学校经费等要求,但并未被公司接纳。到11月中旬双方交涉仍无结果。于是,未达目的的工会委员们放出话来:如果再得不到公司的满意答复,将发动罢工,“以示坚决”。
  与此同时,电车工人的工作环境进一步恶化。北伐军占领北平后,各路军人充斥市内,时有横暴行为。士兵乘电车不买票,不遵守乘车秩序,不服从司售人员管理,甚至殴打司售人员的事件屡屡发生。对此,电车工会曾于10月26日向公司提出要求,切实加强工人安全保障。但公司方面一直虚与委蛇,并未做出什么实质行动。结果11月18日,又有两辆车的售票生、司机生被不法士兵打伤。此事进一步刺激了电车工人。11月20日上午,电车工会在三里河车厂召开全体工人大会,讨论军人殴伤工友和要求电车公司改善待遇等问题。当日早8点至10点间,由于电车工人全体开会,北平各路电车一律停驶,直到10点散会后,才陆续恢复出车。
  当天下午,由工会拟定的正式“警告书”递到了公司董事面前。“警告书”要求四项:一、由公司向当局交涉,杜绝再发生打伤工人事件;二、将在工人被打事件中“畏祸隐避,不加救护援助”的公司总稽查韩宝书立即开除;三、此后再发生打伤工人事件,伤者每人给予抚恤金20—200元,具体数额由工会决定;四、公司每月向工会拨付津贴200元,用于办理工人学校。最后,工会措辞强硬地要求资方:“限于自警告日起,于二十四小时内,完全答覆,否则工人等不堪其苦,决一律难再继续工作。”
  次日,公司按时给出了回信,不过内容却充满了推诿和拒绝。而就在劳资双方往来交涉期间,珠市口又有电车工人被士兵打伤。这就更是火上浇油。22日,电车工会再次召开工人大会,讨论抵制办法。众人一致认为:工友在工作期间人身安全无法得到保障,公司、政府又疏于维护,要争取工人权益,只有罢工!
  但是,这“工”怎么个“罢”法,还要细细思量。作为城市公用事业,电车运行关乎市民公共利益和社会正常秩序,因此单纯举行罢工,很可能会招来社会各界的反对,增加斗争的阻力。于是工人们决计采用灵活方式:“军人殴打工友之原因,不外因怪售票生令其购买车票,工友等既因售票而遭彼军人之侮辱,莫如不售票,任人搭乘电车,而免遭彼辈之毒打。”
  于是,“罢工”变成了“怠工”。从22日上午9点起,各路电车一律行车不售票,任人搭乘。不少市民见有利可图,纷纷乘坐电车,以至于当日电车较之往常“尤形拥挤”,且“人人莫不欣欣然而色喜”。23日,电车工会还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向驻平各报记者报告事件原委,希望以此寻求更多的社会理解和支持。
  怠工果然见效,电车公司仅22日一天的营业损失就高达银元3千元。对于工人的怠工行动,公司董事会束手无策,只好求党政部门帮忙。于是,北平市公安局长赵以宽、公用局长李光汉与市总工会主席张寅卿共同出面,开始进行调解。官方出马,果然奏效。23日,电车工会表示愿意接受调停,暂时复工。下午6点,各路电车恢复售票,怠工告一段落。
  二
  几经协商,27日,电车公司董事会终于通过了劳资纠纷解决方案:一、公司负责切实向军警机关交涉;二、稽查韩某停班;三、公司按月补助工人教育经费200元;四、工人在车上服务受到伤害,公司给予慰问费20—150元,具体数目由工会确定;五、月薪28元以下之工人一律加薪3元。此外,公司还保证电车工会执行委员每月生活费照工资拨给。该方案得到了工会的认可,于是工潮完全解决。尽管最终结果充满了妥协的味道,不过对于电车工人而言,终究是“破天荒”地为自己争来了利益,算是初战告捷。
  经此一役,工会声势大振。这让公司管理层极为不安,于是就暗中策划分化工人。1929年初,曾任电车公司董事长的前北洋官僚朱深,通过其亲信石子青等人组织“皮簧联欢社”,借以笼络工人(特别是稽查、工长等上层工人),分化工会力量。此事被工会侦知,遂大举整肃“内部不良的份子”。1929年2月5日,电车工会召开全体大会,决定对“组织皮簧联欢社,以破坏本会之工贼”售票生长潘某、售票杨某二人“经全体通过铲除”,要求公司立即将二人开除。
  反对派当然不会坐以待毙。2月14日晚,石子青等人召集200余工人在法华寺车厂电车房开会,宣布成立“电车工友维持会”,发表宣言书,公开与电车工会对抗。在其宣言书中,维持会指责电车工会委员系由总工会指派,并非民主选举,于法理不合。各委员就职后,“只知自圆私利,举动乖张”。其中列举了工会执委的各项“劣迹”:擅自扣留公司发给工人的薪俸;对去年11月不参与怠工的工人课以罚款;公司每月补助工人学校经费和提供给工会的经费,使用情况不明;对不满工会的工人擅自逮捕拘禁,私立公堂,捆绑殴打等等。由此,维持会攻击工会“暗无天日,剥夺同人一切自由,直是暴民专制……”。而维持会宣称将“纠合同志”(自称已有370余人),“打倒非法指派之执行委员,除去害群之马”,要求“即日另行选举,务得真正我人代表,以谋公共的利益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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