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7年5月27日，官商合办的中国通商银行在上海外滩正式开业。中国通商银行由盛宣怀倡议创办，总董事长张弼士，董事有叶成中、严信厚、杨文骏、刘学询、严莹、杨严幕、朱葆三、施则敬等人。盛宣怀称张弼士为“各华商领袖”，“派充银行、铁路总董，于招股有益。”中国通商银行开办在不到一年时间内，就先后在天津、汉口、广州、汕头、烟台、镇江和北京开设了七个分行。两年之后，已能每六个月结账一次，除开销外，发给股商利银40万两，缴呈户部利银10万两。对其良好的发展势头，盛宣怀十分高兴，称“询诸汇丰开办之初，尚无如此景象”。中国通商银行凸显了盛宣怀的商办股份制思想，它的创办和运作模式尽管在我们今天看来有不够完美之处，但在当时对推动近代中国经济尤其金融业发展无疑具有时代意义。
在盛宣怀的督办下，1905年，成立了中国第二个银行──户部银行，官商各占一半股份。这是中国最早的国家银行，总行设在北京，在津、沪、汉设有分行。1908年，户部银行改称大清银行，各省设分支。辛亥革命后，1912年2月，大清银行与中国通商银行合并改组为中国银行。1928年国民政府指定为经营国际兑汇的专业银行，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继续承担其外汇银行的职责。1979年4月，中国银行成为国务院直属机构。
1907年，盛宣怀担任邮传部右侍郎，离开了他一手创办的通商银行。就在盛宣怀担任邮传部右侍郎时期，邮传部为了办理轮船、铁路、邮政、电报四个单位的款项收付，以便集中资金，灵活调度，同时利用银行的资金发展交通事业，于1908年3月4日在北京成立了交通银行。不久，交通银行的津、沪、汉、粤四分行亦开张营业。1927年以后，交行与中国银行一起经过两次改组，并被南京国民政府定为特许的“发展全国实业之银行”。交通银行总管理处于1928年11月迁至上海，北京分行继续营业。
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拓荒者
盛宣怀从19世纪70年代起涉足洋务，逐渐掌控轮船、电报、铁路、银行、纺织等大批洋务企业，几乎掌握着国家经济的半壁江山，成为晚清“习商业、晓官法、熟洋务”的罕见高手。但他在把洋务事业越做越大时，却为缺乏新式人才而苦恼，经常感叹：企业不难集资，难于得人。甲午战争后，盛宣怀更是坚定了自己的信念，他认为国家欲图自强，筹设学堂、培育人才是关键。他在给朝廷的奏折中说：“自强首在储才，储才必先兴学”、“西国人才之盛皆出于学堂”。
1892年，盛宣怀任天津海关道时，与当时在天津自办中西书院的美国教育家丁家立常研讨办学之事，并着手筹办一所新式学堂。1895年春，盛宣怀将经过详细研究讨论制定的实施计划向李鸿章禀请具奏。不久，盛宣怀拟定了《拟设天津中西学堂章程禀》，递交给新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王文韶。王文韶将盛宣怀的方案改为《津海关道盛宣怀创办西学学堂禀明立案由》，上奏朝廷。1895年10月2日，光绪皇帝批准了盛宣怀的建议，下令成立了北洋大学堂，后更名为北洋大学，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所官办大学。这一天也成为中国第一所大学建校纪念日。盛宣怀由此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学校长。
1896年，盛宣怀上奏朝廷，呈请在上海设立“专学政治家之学”的南洋公学，得到光绪皇帝的批准。盛宣怀期望把学校办成培养内政、外交、理财三事之教授的正规大学。南洋公学的创办，已经超越了实业的视野，考虑了满足晚清朝廷更广层面、更高层次的人才需求。白毓琨、劭力子、黄炎培、蔡元培、章宗祥等都曾在南洋公学学习过。
南洋公学作为我国近代第二所大学，在高等教育史上留下许多开创之举：首立师范院，初步奠定了我国近代师范的雏形。盛宣怀与大学教育的渊源，并不只体现在他亲自创办的这些学堂上。1916年4月27日盛宣怀去世之后，其十余万卷的藏书被民国政府一分为三，分别给了圣约翰大学、上海交大和山西铭贤学校。
盛宣怀与中国铁路
从1896年到1906年，盛宣怀担任清廷铁路总公司督办大臣，共修铁路2100多公里，超过民国成立后20年内所修的铁路总和。
盛宣怀负责修筑的第一条铁路是卢汉铁路。京汉铁路原称卢汉铁路，是甲午战争后清政府准备自己修筑的第一条铁路。当时国库空虚，为了修筑卢汉铁路，湖广总督张之洞1889年向清政府提出每年拨款200万两银子备修路之用，得到了允诺。随后，为生产卢汉铁路所需要的钢轨，张之洞开始筹办汉阳铁厂等一系列重型工厂。但每年200万两银子，对庞大的工程无疑是杯水车薪，并且仅仅拨款一年，就因东北局势紧张，清政府下令“移卢汉路款先办关东铁路”。
1895年底，清政府决议兴建卢汉线，原来打算铁路实行“官督商办”，由各省富商集股修建。但清政府信誉扫地，商人无人问津，不得已只好举借外债。1896年10月，直隶总督王文韶、湖广总督张之洞奏请设立铁路总公司，以盛宣怀为督办大臣，统筹卢汉铁路的修建。同时，清政府设立了南北铁路总公司，派盛宣怀为首任铁路督办大臣。
盛宣怀承办卢汉铁路的款源主要是借洋债。从维护铁路主权考虑，张之洞权衡比较，以比利时“究系小国”，较易对付，于1898年6月与比利时签订了《卢汉铁路比国借款续订详细合同》，借款1.125亿法郎，以“卢汉铁路及其产业，与一切属于该铁路之物作保”。借款问题初步落实以后，卢汉铁路由河北、湖北两省分段同时动工。1906年3月，汉口至北京正阳门全长l214.49公里全线建成通车，4月1日举行通车典礼，并改称京汉铁路。
近代官商第一人
盛宣怀具有官商二重性的身份，与红顶商人胡雪岩相比，后者商的身份为主，前者官的色彩更重。为了“做高官”而“办大事”，他以官的力量为其“大事”保驾护航。为了独揽轮船招商局，他用权术排挤掉了唐廷枢和马建忠。
在政治方面，盛宣怀做得较大的一件事，是于1900年在义和团爆发后策划了“东南互保”。具体来说，就是两广总督李鸿章、湖广总督张之洞、闽浙总督刘坤一、山东巡抚袁世凯这四大总督向各国公使保证，他们将“奉诏”自保疆土，长江及苏杭内地的外国人生命财产，由各督抚承诺保护，上海租界的中外商民生命财产，则由各国共同保护，“此疆尔界，两不相扰”。“东南互保”在中国政治史上是一个标志性事件，圣旨被当成“乱命”（李鸿章语），意味着中央政权至高无上的权威性已经瓦解，皇权陨落只是一个时间和方式问题了。这直接导致了各地军阀与清朝廷的命令脱离，可以说是军阀时代的开始。可是因盛宣怀所管理的铁路、海关、电报、矿业等企业是朝廷的主要收入来源，因此清政府奈何他不得，反而褒奖他保护了长江流域的和平，加封他为太子太保。
辛亥革命爆发后，盛宣怀又全力支持清王朝和袁世凯镇压革命。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盛宣怀推行的铁路国有政策激起了四川的保路运动，并成为辛亥革命的导火索。在实施清末新政的过程中，清廷曾经允许民间集资修建铁路，湖南、湖北、四川、广东等地的百姓纷纷购买铁路股。可是到了1911年5月，新任邮传部尚书的盛宣怀悍然宣布“铁路国有”，要收购铁路股权。老百姓认为，清廷原本同意铁路民营，也允许民众购买铁路股，可现在却不顾民众的反对，强硬地宣布“铁路国有”，这是有意设套圈钱，欺骗百姓。于是，四川、广东、湖南和湖北等地发生了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保路运动”爆发后，清政府急调湖北清军入川镇压，武昌兵力空虚，从而引发了武昌起义，大清帝国至此轰然倒塌。清王朝认为他是激起民变的罪魁祸首，一时间盛宣怀成了革命与反革命势力的双重打击对象。在一片“非诛盛宣怀不足以谢天下”的声讨中，1911年10月26日，盛宣怀被清廷下令革职，“永不续用”，其财产也被民国政府没收，盛宣怀仓皇逃往日本。《清史稿》最后给出的结论是：“宣怀侵权违法，罔上欺君，涂附政策，酿成祸乱，实为误国首恶。”“误国首恶”四个字，道出了历史的无奈与残酷。
1912年秋，盛宣怀又回到上海，继续主持轮船招商局和汉冶萍公司。1916年4月27日，中国近代金融事业的先驱和奠基人盛宣怀溘然长逝。他的葬礼极其壮观，轰动上海，耗资30万两白银，送葬队伍从斜桥弄（吴江路）一直排到外滩，为此租界当局进行了交通管制。回首百年之前，中国还只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诸多西方列强侵占我国土地，掠夺人民财物，面对这样的局势，盛宣怀挺身而出，凭借着自己渊博的学识和开风气之先的勇气，开创了中国现代工业的先河，其功绩还是值得肯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