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西柏坡时期党的群众路线的主要做法及特点
面对革命进程和实践中存在的与党的群众路线相违背的行为和现象，党中央坚持从实际工作出发，探索和践行了党的群众路线，提出“党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经济路线、文化路线、组织路线等等，都不能离开群众路线”[1]109。并进行了一系列探索和实践。
（一）在党的建设中，注重群众在党建工作中的作用，密切联系群众达到一个新高度党的建设是我党的三大法宝之一。党的建设离开群众的监督，离开群众的参与，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此，在党的建设中，充分发挥群众的作用，就会使党组织更具先进性、代表性。1.首次公开党的基层组织接受群众的监督，开创了群众监督的先河。自中国共产党成立到解放战争后期，无论是在城市党领导的工人运动，还是在农村党领导的土地改革运动，都是党组织在秘密的情况下开展的。1947年至1948年土改整党过程中，河北平山县较早开创了结合土改搞整党的方法。主要方法是：公开党的支部，广泛吸收群众参加党的支部大会，在群众的援助下进行整党。通过吸收非党农民代表参加党的会议，使党员的各种问题暴露在群众面前，大大有利于群众对党员的行为进行监督。这样做，不仅改善了党群关系，而且还拉近了党员与群众的距离，密切了党和人民的联系。1948年1月18日，刘少奇向毛泽东介绍了平山结合土改搞整党的经验。1948年2月3日，毛泽东电告刘少奇，“在老解放区，应当按照平山经验，用党内外结合的方法整理党的队伍，解决党同群众间的矛盾”[1]189。这是我党在这个时期积累的典型经验。实践证明，“只有充分发动群众，请群众来提批评性意见和建设性建议，我们的整党整风才能找准问题，对症下药；只有坚持群众路线，形成‘内外夹攻’的态势，整党整风才易收效”[2]。2.注重党的作风建设，提出“两个务必”，有效地遏制了居功自傲情绪的蔓延，克服了脱离群众的危险。在胜利面前，如何避免党员干部居功自傲、骄傲情绪的蔓延，以致产生脱离群众的危险，党中央通过文件、讲话等不同形式，指导加强干部作风建设。1948年12月20日，刘少奇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城市中公共房产问题的决定》。明确了切实防止对公共房产的占领、争夺和任意毁坏等现象的十条规定。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在分析国内外各种势力对新生的人民政权的态度，分析了党执政以后党内同志在思想上、作风上可能出现的倾向和可能出现的种种困难，告诫全党：“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3]1438提出了“两个务必”的重要思想。同时，毛泽东提议通过了六条规定：不做寿；不送礼；少敬酒；少拍掌；不以人名作地名；不要把中国同志同马恩列斯平列。在这里，毛泽东告诫我们党必须要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骄傲，不飘飘然。3.自下而上发动群众，深入开展整党整军运动，进一步树立党员干部的群众观。在党的组织建设和军队建设当中注重发动群众，注重走群众路线。1947年9月8日，朱德明确指出，军事教育要走群众路线，实行官兵互教，在战士当中找教官，会什么就教什么；战术运用也要走群众路线。每一个战役结束后，从组织一个班的战士检讨优缺点，一直到部队都要来检讨战术，就能大大提高部队的战术水平；政治工作要走群众路线，要充分发挥老战士、解放战士和新战士各自的优点，提高觉悟，发扬好作风、好传统。他强调：“如果我们在部队中做工作的同志不断加强群众观点，遇事走群众路线，同群众打成一片，吃饭在一起、行军在一起，做到思想一致、行动一致，那我们就一定能把部队带好，带成一支模范的部队。”[1]85在随后组织开展的“三查三整”运动中，人民解放军各部队开展了以诉苦、“三查”、“三整”，发扬民主和群众性练兵为主要内容的新式整军运动，在基层党组织中开展了整党运动，这样大大调动了群众与战士的积极性，在党内和军队内部树立了群众观点。
（二）在统战工作中，充分尊重各阶层的各种利益，形成最具广泛代表性的统一战线西柏坡时期，党中央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统一战线思想，充分尊重社会各阶层的利益诉求，团结最大多数的人民群众和团体，使各阶层、各人民团体自觉、自愿地接受党的领导，形成最具广泛代表性的统一战线。1.注重对国民党高级将领和一般士兵的团结，并保障他们的各种权利。对于国民党高级将领，中共采取了团结重用的方式。1949年2月26日，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对国民党军官的处理办法》，规定：首先注意吸收在军事上有较高的学识，可在我军事岗位上服务，且在群众中有一定的影响，政治上真正向我靠拢着，应加以适当改造，分配适当工作。确有专门军事技术为我军建设必须者，如炮兵、工兵、战车、航空、海军、医务、电讯等人才，只要在政治上不是反动分子，即应吸收他们参加工作[1]910。据不完全统计，战争后期俘虏兵占至我军人数的30％左右，到了1949年更是达到70%-80%。党中央考虑到了不同人员的情况，同时更考虑到这些人员的切身利益，采取了一套较为系统的做法，分别对待，保障了上述人员的生计问题和切身利益，很好地团结了他们。2.高度重视少数民族的权益，使少数民族集中区域的人民群众享有自治权。早在1947年10月，中共中央发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就提出：“承认中国境内各少数民族有平等自治的权利。”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以宣言的形式向全国人民宣布中国共产党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1948年10月，受中共中央委托，周恩来主持起草了《共同纲领草案》，在这里明确提出：“各民族一律平等，建立民族自治区。”这一政策，充分考虑到少数民族的民俗、区域管理传统、经济发展情况等因素，保障了少数民族的权益，创造性地解决了民族问题。
（三）在关注民生过程中，坚持群众利益至上，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西柏坡时期，中共中央切实注重社会各阶层的利益，采取不同的方式、不同的措施保障各阶层的利益，赢得了各阶层的广泛拥护和支持，为建立新中国奠定了基础。1.把群众满意不满意作为唯一标准。中共强调，要加强领导与群众的关系，把群众满意不满意作为衡量工作的唯一标准。1947年6月22日毛泽东指出：凡非当务之急不可兴办，凡非群众需要的事，不可兴办，凡事必须征得多数群众同意后才能执行，凡花钱的事，都要精确计算，严格衡量人民负担能力[4]85。刘少奇在土地会议调研期间强调指出：“测量政策的正确与否，要以最大多数人民的最大利益为标准。”[1]97董必武在边区财经会议上指出：“党的政策必须经过群众去审查，群众有权提出修改党的政策。党的利益高于一切，这是因为党的唯一利益就是群众利益，除开为群众谋利益，党就不仅没有任何别的利益，即党的本身存在价值也须考虑。”[5]这说明党无时无刻不把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制定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从群众出发，党的政策应该而且必须向群众公开并得到其拥护。2.满足千百年来农民的对土地的渴望。1947年9月13日全国土地会议通过的《中国土地法大纲》明确规定：废除封建剥削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土改后解放区一亿五千万农民获得了土地，成为土地的主人，农民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利益。不仅如此，党还重视农民的政治权利，使农民的参政意识觉醒，并具有了参政议政的权力。土改后，打破了农民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平等成为一种自觉和要求，农民在感受自身地位日益提高的同时，萌发了民主意识，体验到当家作主的滋味，自觉参政意识和要求不断增强。农民的社会地位、经济地位、政治地位明显上升，建立了新型的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3.保障城市产业工人的利益。随着越来越多的城市被接管，党内明显缺乏懂得工商业知识的干部。要接管好城市，就要依靠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为了妥善解决好城市接管工作，中央指出：“我党必须从一切解放区的产业工人和职员中，立即训练、培养和提拔大批的干部，以便能够派遣他们和老干部一起去接管新解放的大城市及大的工商业，并参加党政军民各方面的工作。”[6]另一方面，在城市，要依靠工人进行生产，并改善他们的生活待遇。1949年1月11日，中央发出《关于新解放区城市职工工资薪水问题的指示》，明确指出：凡留任原职的职工和公教人员，只有暂时一律照旧支薪，即按照解放前最近三个月内每月所得实际工资的平均数领薪。对于某些实行多年的劳动保险制度与奖励制度，如年关红花、例假、抚恤金等，则不应该取消，并应按往年实际情况发给。
（四）在干部教育中，注重群众参与，使党员干部不断接受群众的教育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7]。因此，有计划地培养大批的新干部，就是我们的战斗任务。在西柏坡时期，党中央非常重视对干部贯彻群众路线的培养和教育，使党员干部不断增强贯彻群众路线的自觉性。1.注重教育干部眼睛向下，向群众学习，杜绝命令主义和经验主义。1949年3月13日毛泽东在《党委会工作方法》一文中指出：不懂得和不了解的东西要问下级，不要轻易表示赞成或反对。我们切不可强不知以为知，要“不耻下问”，要善于倾听下面干部的意见。先做学生，然后再做先生；先向下面干部请教，然后再下命令。很显然，这段话是对“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最好诠释。在这一时期创办的马列学院、各中央局党校在教学过程中都贯彻着这一思想，其目的是杜绝党内出现的命令主义、经验主义，避免脱离群众，给党的事业造成损失。2.重新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杜绝侵犯群众利益的现象发生。1947年10月10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行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对部队的作风建设做出了严格规定。1948年4月6日，中央军委批转东北野战军入城纪律守则，其中提出进城后要“保护工厂商店，禁止拆毁机件，搬取物资，或私自没收强购；看管敌人的仓库、物资及其他财产，实行缴获归公，不争夺、不破坏、不自由动用、不打埋伏、听候和服从上级分配；实行讲话和气，买卖公平，借物归还，损坏赔偿；服从卫戌机关的纪律和规则，遵守公共秩序，不入妓院，不滋扰人民，不无故鸣枪”[4]483。1949年2月25日，中共中央为准备赴京建国发出《机关、部队转移前后应该遵循的事项》规定，在转移过程中必须绝对服从指挥,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要遵守当地政府法令,尊重群众风俗,不得增加群众负担等等。3.强调厉行节约，反对浪费。1947年11月，朱德在冀中财经会议上强调指出，要拼命节约，个人、机关、社会上都不应浪费，吃得饱穿得暖就可以了[4]271。董必武指出，励行节约，机关部队，前方后方，干部群众，彻头彻尾的励行节约。机关和部队的生活都应当酌量降低，要向农民看齐，后方更应低于前方，提倡节衣缩食支援战争。1948年5月15日，中央军委发布大量筹集银洋指示：“大部队在蒋区筹借粮食和菜金，常常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引起群众不满。”[4]4611948年5月刘少奇指出，要有埋头苦干的精神，不要想出风头。要有两方面的修养，既需要能钻进污浊的环境里，又要能“出污泥而不染”，在艰苦环境里能有艰苦奋斗、英勇牺牲的精神，在顺利的环境下不贪污腐化，经得起考验[4]478。
二、西柏坡时期党的群众路线经验对当代的启迪
党密切联系群众，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团结最大多数的群众取得了与国民党战略决战的胜利，谋划了新中国的宏伟蓝图。其成功经验和做法对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很强的启示。1.要深刻认识脱离群众的极大危害。我们党始终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患难与共才有了中国革命的胜利，才有了今天取得的伟大成就。刘少奇对华北记者团的谈话指出：“我们党必须和广大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如果和群众联系不好，就要发生危险，就会像安泰一样被人扼死。党什么也不怕，就怕这一项。”[4]594我们党取得政权依靠的是人民，但当取得政权，走上执政地位以后，能否进一步密切联系群众，坚持群众路线，对能否执好政、能否长期执好政，杜绝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杜绝脱离群众，始终是一场严峻的考验。前苏联在只有20万党员的时候，赢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在只有200万党员的时候，赢得了卫国战争的胜利；2000万党员的时候，苏共脱离群众导致苏联解体、亡党亡国。其根本原因，是在拥有2000万党员的时候，苏共所代表的已经不是人民了，脱离了群众，只会亡党亡国。当下，在全党开展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党始终要代表人民的利益，始终与人民群众在一起，始终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2.要深刻把握党与群众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指出：“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方法。”深刻学习和领会这句话，就必须搞清楚党和人民的关系。一是要深刻理解“我是谁”，也就是准确理解党是谁的问题。刘少奇曾经指出，除了人民的利益，党没有其他任何利益。因此，党不能高高在上，不能命令、恩赐谁，要树立党是人民群众中最先进的分子的观念；二是深刻理解“依靠谁”。“一切依靠群众”是我们党的政治路线和工作路线的集中体现，是工作的根本动力、力量源泉。“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讲的就是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我们党的事业依靠的力量就是人民群众。三大战役期间，支援前线的民工达到886万人次，淮海战役民工与前线战士的比例为9:1，胜利靠的就是人民群众的肩扛、背负、手拉；三是要深刻理解“为了谁”。“一切为了群众”是我们党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来自群众、引导群众、服务群众、组织动员群众，是解决“我是谁”的问题。把握了我是谁、依靠谁、为了谁，就能很好地把握党的生命线，这党的根本工作方法。3.始终树立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的执政理念。西柏坡时期，党把作风建设提高到一个空前的高度来抓，提出了著名的“两个务必”的重要思想，解决了组织不纯、作风不纯问题。保障了干部队伍的纯洁性，然而，作风问题具有反复性和顽固性，抓一抓会好转，松一松就反弹。“逆水行舟，一篙不可放缓；滴水穿石，一滴不可弃滞。”作风建设是动态的，是攻坚战，也是持久战。当下，改革进入深水区，各种新问题、新变化层出不穷，再加上国际环境的影响，党的执政环境就更加复杂。因此，必须重点着眼于建立抓作风的长效机制，建立健全体制机制。坚持教育与实践并重，切实解决世界观、权力观、价值观的问题，永无休止地把党的作风建设抓好、抓实，只有这样，我们的党才能永远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才能使我们的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使我们的红色江山永不变色。
作者：史进平 康彦新 单位：西柏坡纪念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