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将工人的这种劳动称作“异化劳动”，劳动之所以“异化”恰恰在于生产资料和劳动的分离，在于资本力量的统治。占有资本就意味着拥有对他人劳动产品的私有权。“资本是对劳动产品及其产品的支配权力。资本家拥有这种权力并不是由于他的个人的特性或人的特性，而只是由于他是资本的所有者。他的权力就是他的资本的那种不可抗拒的购买的权力。”［4］130综上所述，在私有制前提下，资本通过对工人劳动的统治，将一切自然资源纳入资本生产系统内部，从而实现其扩张的目的。资本逻辑是导致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所在。只要有资本存在的一天，资本逻辑所引发的生态悖论就依然存在，生态危机也就不能从根本上得以消解。它已然成为资本主义社会难以根除的顽疾。
一、生态危机与西方文化的内在勾连
既然资本的生命在于自身没有限度的运动，资本无限度的运动在于占有越来越多的抽象财富，那么财富也只有依靠“资本配置社会资源”这种生产方式才能得到最大程度的扩张。“资本一出现，就标志着社会生产过程的一个新时代。”［3］198因此，“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5］36无疑资本这种生产方式是迄今为止最为发达的生产力。资本作为财富一般形式的代表，是力图超越自己界限的一种无止境和无限制的欲望。可以说，西方资本市场的背后维系的是人性的贪婪，它离不开西方思想文化的牵引，“乃是该文化的历史精神的沉积，它不断地被唤醒，并与社会的思想和思想的社会相联结。”［6］29-43因此只要追溯西方思想文化的起源和发展，就不难理解生态危机产生的深层本质。首先，资本意志对近代西方社会“财富动力论”坐标的确认。中世纪信奉的“信仰动力论”终结于近代马基雅维里。在《君主论》一书中，他深刻洞悉“俗性的人”与“神性的人”之间的差别。“俗性的人”不再生活在信仰之中，依靠一种宗教情怀来解释现实世界的一切，“欲望”才是解读人们行为的起点，人们应更多地接纳情欲、物欲、占有欲等“恶的人性”事实，去认知发生在“现实的人”身上的故事。无独有偶，16世纪路德的宗教改革运动同样给信仰者带来新的资本主义精神，它抛弃了天主教主张维持最低生活水平和禁欲主义的主张，要求每个人感应“神的召唤”。路德认为，每个人从事的职业(包括商业)都是正当的，都是神的召唤。它把世俗事务看成是个人从事的最崇高的道德活动，并使得完成世俗的活动具有宗教的意义和得到宗教的支持。由此马克思曾高度评价路德，“他把僧侣移入世俗人心中，因而否定了在世俗人之外存在的僧侣。”［4］179马基雅维里等思想家逐渐让人们意识到，追求财富的欲望是人性使然，对个人私利和欲望的尊重及承认就是对人性的尊重及承认。自此，一贯被冠以“万恶之源”的财富开始以“肯定性形式”出现在世人面前，它颠覆了长久以来人们对财富的否定性思维，昭示着人们可以正大光明地去实现自己的财富梦想。自马基雅维里肇始，财富增长开始成为衡量一个社会运行好坏的决定性指标。财富本身不再只有“享乐”的意义，更具有“生产”的意义。马克思曾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资本家必然要战胜土地所有者，“贪财欲”必然战胜“享受欲”，就如货币必然战胜其他形式的私有财产一样。只懂“享受欲”的土地所有者仅仅把别人的奴隶劳动看作自己的贪欲的虏获物，看作供享受的、不活动的和供挥霍的存在物。他的终极目的不是财富而是享受。“当然，工业资本家也享受，他绝不退回到违反自然的粗陋需要。但是，他的享受仅仅是次要的事情，是一种服从于生产的休息;同时他的享受是精打细算的，本身就是一种经济的享受，因为资本家把自己的享受也算入资本的费用。因此，他为自己的享受所挥霍的钱只限于这笔花费能通过会带来利润的资本再生产而重新得到补偿。可见，享受服从于资本，享受的个人服从于资本化的个人。”［4］235不难发现，在传统社会，“他们劳动的目的是为了维持各个所有者及其家庭以及整个共同体的生存。”［7］123相反，现代社会“把创造价值，价值自行增值，创造货币当作最终目的，而不是把直接的享用或创造使用价值当作最终目的”［5］113。人们从有限的物质需求向占有无限财富的转变，预示着一种新的社会发展动力机制和新财富观的建构，这既是生产力发展的巨大进步，同时也是自然资源“资本化”的前奏。其次，资本意志对“理性经济人”的定位和架构。斯密架构的“理性经济人”是对市场经济中追求自我利益的“原子式个人”的最好刻画和写照。斯密认为，“看不见的手”的市场自动调节机制始于人的“自利”倾向，“自利”为伦理基础所建立的市场经济秩序将整个人类社会抛入一个经济目的论序列之中，个人的一切社会行为都被纳入经济学框架中进行拷量，在市场经济活动中人人都受“利益最大化”的驱动。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基础之上，一切“社会存在”被还原为“商品”，“大写的人”被诠释为“单向度的经济人”，“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交往”被锁定为“市场交易”。总之，社会变成“单一财富流转的经济体”。在斯密看来，政府无需干预一般的经济活动，只需借助“看不见的手”建立起一种自发调节的市场经济秩序，放心地让每个人按自己的方式行动，自然就对公共利益做出最大贡献。“每个人都不绝努力为他自己所能支配的资本，寻觅最有利的用途。放在他心里的，诚然不是社会的利益，只是他自身的利益，但他检考自身利益的结果，自然会或不如说必然会引导他选定最有利于社会的用途。”［8］22“政府充当市场‘守夜人’”的观点呼之欲出，它意味着财富就是最大的政治，被黑格尔誉为“地上神物”的国家不再是个人利益行动方式的出发点和结果。
相反，是“利益把市民社会的成员联合起来。他们之间的现实的纽带是市民生活，而不是政治生活”［4］322，代表“客观精神”的国家应为个人财富的积累和扩张服务。因而“财富本身和财富的生产被宣布为现代国家的目的、而现代国家被看成只是生产财富的手段”［7］32。斯密将经济性等同于政治性无疑是灾难性的，自此“资本利益最大化”被奉为整个社会，乃至国家政治的圭臬，于是自由活跃着的个人特殊利益便失去公共权力的监督，资本扩张意志驱动下的社会只能是一个道德失控的危险社会。如果马基雅维里只是彰显“恶欲人性”的事实，那么斯密便为整个西方世界注入“利益支配一切”的刚性法则，为资本主义国家单方面地追求财富扩张提供重要学理支撑，其主要结果只是使自然进一步从属于商品交换的需要，不断将自然转化为抽象的交换。最后，资本意志促使“价值通约”普遍化的生成。价值通约主义是一种文化现象，按照马克思的说法，这种文化现象只发生在生产力相对发达的历史时期。“虽然货币很早就全面发生作用，但是在古代它只是在片面发展的民族即商业民族中才是处于支配地位的因素。甚至在最文明的古代，在希腊人和罗马人那里，货币的充分发展———在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中这是前提———只是出现在他们解体的时期。因此，这个十分简单的范畴，在历史上只有在最发达的社会状态下才表现出它的充分的力量。它绝没有历尽一切经济关系……”［7］27可见，哪怕在货币充分发展的古代文明社会，货币也从未在整个社会拥有完整意义上的可通约性，因为“它从来没有掌握整个劳动领域”。即使偶有以获得货币为目的的真正交换，也只是附带进行的，并未触及整个共同体的生活。那时的“货币”只是货币主义眼里的财富，一种冰冷、简单、僵死、静止的财富符号，仅被看作具有交换价值的一般等价物，执行流通或支付的手段。只有在一切产品和活动转化为交换价值，生产中人的一切固定的依赖关系解体，又以生产者互相间的全面依赖为前提的情况下，才能形成以货币为媒介的普遍物质交换，“价值通约主义”也才得以生成。正如马克思所说，“价格古已有之，交换也一样，但是……交换延及一切生产关系，这些只有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自由竞争的社会里，才得到充分发展，并且发展的越来越充分。”［7］50在这种社会形式下，“活动和产品的普遍交换已成为每一单个人的生存条件，这种普遍交换，他们的相互联系，表现为对他们本身来说是异己的、独立的东西，表现为一种物。在交换价值上，人的社会关系转化为物的社会关系;人的能力转化为物的能力。”［7］51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历史发展阶段。货币便成为人同人的生活、同社会、同自然和人联结起来的纽带，是一切纽带的纽带。“价值通约主义”的生成在提升人性同时也侵蚀着人自身。货币具有购买一切东西的特性，它不仅仅是“需要和对象之间、人的生活和生活资料之间的牵线人”［4］242，可以通兑特定的物品，更通兑人的、自然的整个对象世界。货币仿佛被赋予神力，被当成万能之物，谁拥有货币，谁就拥有支配一切的权利，由此货币成为致富欲望的唯一对象，资产者“他们的灵魂渴求货币这唯一的财富，就像鹿渴求清水一样”［3］162。不仅如此，货币是一切商品借以互相等同、比较和计量的那种形式，可以平均化各种异质的物品，一切物品的特殊性质在货币面前都会消失。长期无障碍的通兑无形中使货币获得对一切社会存在加以解释和定义的权利，货币使“一切自然的品质和人的品质混淆和替换”，甚至“把德行变成恶行”，货币以一种起颠倒作用的力量出现。试想，当货币成为无所不能的上帝，当人的是非、善恶、美丑等价值观念都被颠倒，资产者又怎会因为生态灾难而放弃对财富的贪欲呢?从马基雅维里“承认人性恶”，到斯密“政府是市场‘守夜人’”，再到“价值通约主义的生成”的三部曲，宣告和表征着现代西方世界完全发育在“财富欲望”甬道之上。可以说，西方文化的本质就是“财富”文化，整个西方文化的发展史就是一部财富欲望发展史。生态危机暴露出的正是人对抽象财富无限占有的贪婪欲，这恰恰也是资本主义世界频频爆发生态危机的原因所在。
二、对象性关系:和谐生态的哲学基础
既然资本是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那么是否如一些学者提出的那样，只要消灭“资本”，一切生态问题都会迎刃而解呢?马克思曾指出，“留恋那种原始的丰富，是可笑的，相信必须停留在那种完全的空虚化中，也是可笑的”，摆在人类社会面前，首要的是物质生产。而“资产阶级社会是最发达和最多样性的历史的生产组织”。毫无疑问，“只有资本才创造出资产阶级社会，并创造出社会成员对自然界和社会联系本身的普遍占有……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界才真正是人的对象，真正是有用物;它不再被认为是自为的力量”［7］90。不难发现，马克思充分肯定了资本生产方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意义和作用，因为资本的伟大的历史使命就是创造剩余劳动。同样，也只有以资本为基础来配置资源，才能产生出个人需要、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然而资本内在否定性运动注定资本终有消亡的一天，它不是永恒的。“资本不可遏止地追求的普遍性，在资本本身的性质上遇到了限制，这些限制在资本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会使人们认识到资本本身就是这种趋势的最大限制，因而驱使人们利用资本本身来消灭资本。”［7］91显然，在历史发展的现阶段，资本的历史使命还没有完成，我们仍需要发挥资本在市场经济发展中的巨大生产力作用。资本作为一种生产要素，本无任何善恶可言，资本的性质主要取决于它运用在何种生产关系之下以及人们出于何种目的运用它。从这个意义上讲，申讨资本也就是申讨人类自身。人们无法阻挡生活世界资本化进程，却可以选择自己生存的方式。在满足人的需要和自然之间寻找一个最佳临界点，正如马克思指出“人们需要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合适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交换。”［9］928人靠自然界生活，自然界是人的无机身体。当无度和无节制成为货币的尺度，而不是人成为生产的目的的时候，人们的生活又是一番怎样的景象呢?这是一个“畸形消费”的社会。资本增值机器比任何时候都需要人们去“消费”，因为没有消费，就没有生产，资本循环系统也就不能持续运转。只不过这样的“生产”不再从属于基本生存需要。资产者不断创意着消费，引导着消费，制造虚假消费和无效消费，人人都陷入享受主义和消费主义的迷狂之中。“每个人都指望使别人产生某种新的需要，以便迫使他作出新的牺牲，以便使他处于一种新的依赖地位并且诱使他追求一种新的享受……以便从这里面获得他自己的利己需要的满足。”［4］223“需要的精致化”要求满足需要的资料也必须精致化，在更趋完善的“第二自然”被打造出来的同时，人与自然关系更趋于紧张，人类日益丧失作为安身立命之所的自然生态环境。幸运的是，人类已经开始行动，构建和谐生态，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在全球逐渐取得普遍共识。和谐生态有赖于人与自然之间对象性关系的重建。
人在改造自然界的过程中肯定和确证自己的本质力量，同样，“也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对人来说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才是他为别人的存在和别人为它的存在。”［4］187于是“当物按人的方式同人发生关系时，我才能在实践上按人的方式同物发生关系”，这就是人与自然的对象性关系。这种“对象性关系”不再是“二元对立”框架下主体去创造、改造、征服，从而占有在他之外自然界的客观活动，“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的自然界直接就是人自身。对象性关系是人与自然最初的一种天然联系，比如在全部财富归结为土地和农业的传统社会，土地只有通过人的耕作才存在，人的本质力量只有同作为材料的自然因素在一起才被认识，劳动表现为土地的因素，而不是土地被看作“资本”，同人相对立。随着人的自由劳动成为雇佣劳动，人与自然的异化也就开始。自然不再是人的本质力量的确证，它已被看作资本的构成因素，成为否定人、奴役人的异己力量，同工人相对立;另一方面，自然沦为资本的“他者”，沦为积累资本的工具和材料，是被人征服、占有和掠夺的对象。不难发现，资本所催生的现代文明的理论基础是人与自然的“二元对立”。资本主义社会无力根除生态危机问题，这是私有制无法超越的历史局限性和狭隘性所在。他们只能依靠一种欲望反对另一种欲望的方式来牵制欲望，排污权交易制度在世界各国迅速兴起就是最好的例证和诠释，它再一次地暴露出承载疯狂个人意志的“欲望支配世界”理念是西方工业文明世界经久不衰的公理。为此，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4］185显然，生产关系有着无比优越性的社会主义社会，更有利于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建立，必将实现“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
作者：冯丽洁 单位：上海财经大学现代经济哲学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