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作为建立国际经济法科学体系根本的国际经济法地位的确认，我国法学界一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至今尚未形成共识。本人就此谈一点粗浅的见解。
一、我国国际经济法体系建立之初存在的间题
我国经济法的引进与体系的建立，始于已故前中国国际经济法学会会长姚梅镇教授，其将日本学者樱井雅夫的《国际经济法研究—以海外投资为中心》第一章译成中文①，并明确提出“国际经济法是一个独立的法学部门鸣。姚先生如此划分的依据仅是“其(国际经济法)法律行为主体、法律关系的内容及其所涉及的法律规范，都具有同其他法律部门不同的特点。”这些是否足以决定一个法律部门的形式和出现呢?上述不同的主体、内容和规范由什么来进行统摄呢?姚先生没有做出令人信服的答案，直至1989年姚先生在其主编的那本影响甚大、流传甚广的《国际经济法概论》一书中，也未论及该问题。(其他与姚教授意见相左者如王铁崖教授提出“国际经济法是国际法的新分支啼等学说，因影响较小故略过)。
实际上，姚梅镇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初所建构、至今仍被广为接受的这种“大经济法”理论，来源于对美国经验的一种借鉴。这从姚先生早年发表的论文中就可以发现④。这种“大经济法”的观点，采用归纳实证的研究方法，实际上是实用主义学者思潮和规范实证主义法学思潮的体现。如果从解决实际间题角度来看，这种方法当然是科学的、可取的，因为在现实生活中所产生的复杂的法律问题往往不是借助于某一部门法的理论或知识就能完全解决得了的。一个专利纠纷的解决，往往会涉及劳动法、行政法、民法等多个部门法。但如果仅基于这个原因，而将这些相互独立的部门法规范综合成一个“部门法”，恐不为学者们接受。以哈佛大学凯兹、布利斯特、哥伦比亚大学的杰塞普为代表的这种融自然法、法人、国家等多个主体、公法规范和私法规范、国内法和国际法为一体的“大经济法”观点，与英美法系的经验主义传统有深刻渊源。正如美国大法学家霍姆斯所说:“法律的生命在于经验，而不在于逻辑，心。这种观点在美国大行其道，除与主流的实用主义哲学思潮及经验主义法学传统甚为合拍的原因外，从法学学科的分类来看，也是没有间题的。在美国国际私法就叫冲突法，它解决管辖权、法律选择及承认与执行外国判决三方面的问题，它与国际经济法的界限依然是清晰的。
然而中国的“国情”却不一样，自20世纪50年代苏联、东欧学者将统一实体法纳入国际私法体系中以来，实体法一直是国际私法的重要的组成部分。这样一来，造成国际经济法和国际私法在“实体法”上的严重交叉和重叠。究其根源，就在于借鉴美国的经验时，没有考虑中国已经形成的国际私法的理论架构，过于追求实用，忽视了建立科学体系的重要性。对国际经济法的功能和任务认识上存在着偏差，实质上反映的是我们一向所遵循的大陆法系的理性主义传统与英美法系的经验主义传统在思维上的基本分歧。可以说，中国国际经济法作为独立部门法的理论根据先天不足。那么，如何弥补这些在建立之初即存在的缺陷。追本溯源，最终的解决方式就要从法学基本理论中来寻找了。
二、国际经济法划分的依据:调整方法的特殊性
法理学上有一个众所周知的论断和命题:“划分部门法的标准主要是法律所调整的不同社会关系，即调整对象。其次是法律调整的方法。’心这一标准尚未遭到质疑。
如果国际经济法能够成为独立的部门法，则对其界定仍有必要坚持法理学上的这个标准。“这一点至少目前是应该坚持而不能动摇的心。否则，将直接导致现有部门法体系的崩溃。因此，应从其调整对象与调整方法方面着手确定其划分依据。唯有如此，才能建立一个科学的体系。下面，我想从两个方面加以论述:
(一)调整对象的广泛性使其不能成为划分依据。
1.国际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国际经济关系，既非国际经济法律关系也非国际经济活动。法律学的常识告诉我们，任何法都是调整一定社会关系的，但是都不调整法律关系。如果不存在需要被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就不会产生法。法的历史表明，是先有一定社会关系的存在，后制定了众多的法律规范予以调整，这才有了法。法律关系是根据法的规定发生的权利义务关系，它的发生以法的存在为前提，是先有法后有法律关系。就国际经济法律关系而言，它是根据国际经济法的规定发生的，是以国际经济法的存在为前提的，是先有国际经济法后有国际经济法律关系，而不是相反。应该明确，国际经济关系是一种物质关系，国际经济法律关系是一种思想关系，它们是分属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两个不同范畴的两种社会关系。正如列宁所指出的:马克思、恩格斯的基本思想“是把社会关系分成物质关系和思想关系，思想关系只是不依人们的意志和意识为转移而形成牡质关系的上层建筑。’咽把国际经济关系与国际经济法律关系等同起来，或者将权利与义务关系视为国际经济关系的组成部分，抹煞他们的原则界限，是违反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的，显然是不正确的。
国际经济法是调整经济关系的，不能把国际经济活动当作国际经济法的调整对象。这是因为，法制由法律规范组成的，法律规范是一种特殊的行为规范，它通过规定人们的权利、义务和相应的法律后果，来规范人们的行为，以调整一定的社会关系。简言之，法的规范对象是人们的行为，其调整对象是一定的社会关系，社会关系是人们在共同的社会实践中所结成的相互关系的总称。人们的行为体现社会关系，又影响社会关系。它与社会关系有联系，但有区别。不能把人们的行为当做法的调整对象。我们知道，法理学所讲的人们的行为，也就是人们的活动。在国际经济法学中，国际经济行为或者国际经济活动，是国际经济法的规范对象，而不是国际经济法的调整对象。
2.国际经济法调整对象过于复杂、缺乏统一性。
国际经济关系的基础是国际商业交易，没有国际商业交易，就不会有各种国际经济关系，自然也不会有调整国际经济关系的法律制度。因此，应当首先分析国际商业交易，而国际商业交易是从非国际商业交易发展而来的。为此，最初的研究起点是一般的商业交易。
一般的商业交易起源于实物交易。从法律角度看，实物交易意味着所有权交易，这是货物买卖的法律实质。尽管人类社会已进步到电子商务时代，货物买卖仍然是最基本、最重要的商业交易形式。至今，无论是调整纵向或横向的国际经济关系法律制度，都以货物买卖中的法律关系为主要调整对象。前者如世界贸易组织法律体系中的《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后者如联合国贸易法委员会制定的《联合国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公约》。
一般的商业交易具有两个最基本的特性:A.商业交易与市场相联系而存在，不同的商业交易会有不同的市场形式。比如，近年来出现的电子商务与依托;国际互联网的电子化市场相联系而存在、发展，可以说商业交易本质上是市场交易。B.商业交易是人为的一种经济行为，与之联系的市场则是人为的制度安排。这种在一定时间、空间内进行商业交易所包括的三方面要素，即交易的主观要素(物及价格的主观判断)、客观要素(可观察的交易行为、交易时间、地点和设施等)、客体(主观要素所指向的被交易物—商品)。从法律角度看，一般的商业交易都形成了市场交易主体，即平等的民事或商事主体之间的横向经济关系。
因此可以认定，就一般的商业交易性质而言，国际商业交易和国内商业交易并无本质区别。即便是在调整纵向经济关系方面，各国的法律制度也在求同存异，并且相同的程度正逐步提高。但是，国际商业交易和国内商业交易毕竟是有区别的。在有主权国家的现代国际社会中，国际商业交易是超出一国范畴的商业交易，因而带来了一系列在一国范畴内没有的法律问题，包括与一国领域范围及其国内法有关的适用空间、时间效力，一国国民的国籍及其待遇等许许多多国际公法或私法(冲突法)问题。
基于以上分析，所得出的结论是:以国际商业交易为基础的现代国际经济关系是市场交易主体之间跨国贸易、金融、投资等经济关系和政府(或单独关税当局)及政府间对这些经济关系加强管理与协调的综合关系。其所涉及的对象与国内法、国际法均有较大的交叉和重叠，作为划分依据明显不当。
(二)调整方式的特殊性可以作为划分依据
1.国际经济法对经济关系的调整是在国家调控跨国经济活动中产生的。
经济需要国家协调，国家对经济运行的协调，体现了国际经济管理职能，体现了国家对经济活动的干预，体现了“国家之手”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国际经济运行需要的国家协调有时是一个国家对本国经济运行的单独协调，有时则是两个以上国家对国际经济关系运行的共同协调，即国际协调。国际经济法正是基于此对自然人、法人进行管理和调控，在国家之间进行磋商解决，其调整手段与其他法的部门有明显的不同。
2.国际经济关系的发展使以国家为主体、主权为核心的调整方式成为可能。
20世纪下半叶，尤其是近20年以来，以国际商业交易为基础的国际经济关系呈现出两个新特点:第一，在全球一体化日益加深的条件下，国际经济关系趋于多样化、综合化。如今，国际贸易已从传统的货物贸易发展到包括服务贸易、技术贸易在内的综合贸易;国际贸易与国际金融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以至在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国际社会呼吁各国的贸易部长和财政部长或央行行长联合商讨对策，而不是像传统的那样各行其是;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尤其是直接投资相结合，增大了国际经济竞争的范围和力度;国际经济的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已愈加引起了各国的极大重视;最后，当代飞速发展的信息技术已将世界经济发展推进到“无边界经济嚼。第二，各国政府及政府间对全球化经济的管理及协调趋于加强。以实际贸易组织的问世为标志，政府间对全球化经济的协调，成为日益重要的，或者说具有框架性意义的国际经济关系。区域性(如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等)和全球性(如世界贸易组织)的政府间协调齐头并进，产生了巨大影响。
因此，以调整方式为基础，国际经济法作为一独立的部门法就有了充分的理论依据。
基于以上几方面的原因，可以认为，国际经济法在法的体系中是一个不同于其他部门法的综合的法的部门。作为制度范畴的国际经济法是以国家为核心、以主权为核心，对国际经济关系进行宏观调控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本人认为，一门科学的真正发展，最主要的是其本身是否具有理论基础和实践意义。目前，在我国，重视对国际经济法的学术研究，尤其是基本理论研究，对于未来该学科的真正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