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华传统文化的“整体观”与象形武术
武术文化的发展，始终离不开根植于武术文化之上的中国传统文化。使得传统文化孕育下的武文化才由一种单纯的人体文化、技击文化由此得以升华为具有独特艺术魅力的“东方文化”的一分子。“本能机制、仿生机制、超越机制是东方人体文化肇端的基础，……在传统武术发展的漫长历史进程中，中国古典哲学、传统伦理、宗教和艺术、民俗都给了武术以深刻影响”［２］１１８。东方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可喻为一种融合性文化形态，擅长把各种看似无关的事物通过某种“本源”将其联系在一起。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万物平等”的思想无不散发着智慧的光芒。中国传统文化有着独特的辩证思维与视角，并不缺乏诸如“一分为二”的西方思维，而东方思维则善于在不同之中寻求共通、共存。《易•系辞》有“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看待事物时“不是先验的、僵硬不变的绝对的理性，而是历史建立起来的、与经验相关系的合理性，这就是中国传统的‘实用理性’它即是历史理性”［３］３９。“对于古代中国人来说，思想体系的差别是无关紧要的，分属不同思想体系的内容是完全可以共存的。多一种教派，多一种选择”［４］９。
中华文化是“以人为本”的文化，“把所有领域的事情，全部纳入做人的视阈，是中国古代思想文化中的一个重要观念”。正所谓“远取诸物，近取诸身”，任何事物的发展若不以人为中心，则失去了其存在的意义。传统农业社会所产生出的农耕文明，使人们时刻关注天时、地利、节气等的变化，就连人的出身、出行、婚配、命运也与属相（生肖）、时辰、联系在一起。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属相，并且以属相来推断婚配、命运，为人与象形在各个领域的“结合”提供了典范。所谓“子鼠、丑牛、寅虎、卯兔”，先人在创造属相的过程中，将动物所表现出的拟人化性格加以改造加工，配以时辰将看似神秘的“天、地、人”三者之间的关系表现的如此形象、鲜明。“儒、释、道三教作为中国古代社会民众依赖的精神主体，是以儒家为核心、以道教和佛教为辅助，是古代社会进行精神控制的主要工具。……对于中国古人来说，即使没有国家意识形态的强制，人们也要在三教中寻找精神的安慰”［４］９。而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之一的武术，出于自身发展及文化熏陶背景下的共同孕育，其理论的形成、发展必然带有传统文化的印记。武术理论的建构始终伴随着武术自身的发展，武术也在不自觉中向传统文化靠拢。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与道家“致虚极，守静笃”的“无为”观不同；儒家于其中能独树一帜，以“仁”为核心，注重人格完善，培养“文武兼备”的“仁”人；武术中所讲究的“重义轻利”，“不为人先，大义服礼，先礼后兵”也深受儒家文化的熏陶影响。中华传统文化自古以来便有象形之传统，除了以象形造字之外，中国原始舞蹈的来源与象形也有着密切联系。《尚书•益稷》便载有“……猿猴舞、雀鸟舞、熊舞、象舞”。
东汉名医华佗以虎、鹿、熊、猿、鸟为原形创出五禽戏供后人养生却病，可见以象形为创作原形的象形思维已广泛存在于传统文化的各个领域。《说文解字•叙》“象形。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可见象形是古人在认识世界过程中从感性出发趋向理性的必然阶段。正如马克思所说：“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象形拳以“象形制拳、仿形为艺、借形显艺、神形兼备”著称。明清时期，象形拳术的大量涌现，不仅体现出武术的发展呈现多样化，也为武术最终成形奠定了基础。武术在其发展过程的不同阶段，融入了包括儒、释、道在内的多重精神理念，使得单一物质层面的武术，增添了精神和制度层面的更高追求。可以说武术的发展是一个不断吸纳的过程，使得武术不再是依靠单纯的技击为人们所习得。被称之为“国术”的传统武术，它所展示出的中华民族情结，更是为世人崇拜。武术不仅是技击术，在将武术推向世界的过程中，我们所要展示的是武术背后所特有的民族性传统文化。将看似与“武”格格不入的“仁、义、礼、信”，却是中国式身体文化所表达出的智慧性融合。以此为基础建立起的象形武术，是传统哲学文化背景下的具体展示，是在传统文化背景下不断改造、升华自身的过程。
二、象形武术———武术由军事领域向民间的流变
象形武术向以种类繁多、风格迥异、惟妙惟肖，囊括了自然界几近人们所能看到的各种生物。除了我们所熟知的猴拳、蛇拳、鹰爪拳、螳螂拳、醉拳、蛇形拳之外，蟹拳、子拳、鸭形拳、鹰醉拳、白猿二十式、龙形拳、罗汉拳、猫儿拳、鹞子拳、燕形拳等拳术也各具特色，令人眼花缭乱。何良臣在《阵纪》中指出：所谓实战乃“长短器械，错杂阵头，一齐拥进，起手就戳便斫，虽转身回头尚不可得，岂容活泼动跳，做作进退，身势手法耶”？军事武术所讲究的乃是共进退，强调作战的整体性、简单且实用性强。与军事武术相比较，拳术则突出了士兵自身的作战技能。明唐顺之在《武编》中说道：“拳有势也，所以为变化也。横、斜、侧、面、起、立、走、伏，皆有墙户。可以守，可以攻，故谓之势，而用时则无定势”。可见，拳术适用于单兵作战，侧重于身法、步法的灵活多变与战术的配合应用。
由此得出，军事武术与象形武术，虽源出于一流，但作战风格迥异；在军事领域，难以为象形武术的成形、发展提供先天条件。然而，武术在走向民间的过程中，有了新的发展天地，摆脱了军事色彩，整体性、实用性强的束缚，真正开启了武术的多元化发展之路。武术应用于战争，一开始便与民间形成了某种联系。因战争的最基本因素是人，大量军队的组成是由百姓齐集而成。由此，看似军事与民间的分隔恰恰由人完成了中间的过渡，只是这种形式尚在民间表现得明显与否。其次，在相对和平时期内，国家无需大量军队，在军中习得的武技本领便由军队走向民间。春秋战国时期，诸侯间相互征伐，战争频繁；各诸侯国都重视对军队的建设，练兵习武得到空前重视。《管子•小匡》记载：“于子之乡，有拳勇股肱之力，筋骨出于众者，有则以告。有而不以告，谓之蔽才，其罪五。”可见，诸侯在一定程度上支持“武”在民间的开展。“士”阶层和“游侠”的出现则标志着“武”由军队走向民间。与此同时，武术理论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吴越春秋》记载越女论剑“凡手战之道，内实精神，外示安仪，见之似好妇，夺之似惧虎”不失为传统武术理论中的经典之作。汉朝由于长期受到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固十分注重军队建设，“寓兵于农”、“兵民合一”、“劳武结合”，使得民间习武之风盛行。《明史•食货一》记载：“太祖初，立民兵万户府，简民间武勇之人，编成队伍，以时操练，有事用以征战，无事复还为民”。明朝郑若曾主张“用土著之兵”，提出“以一方之食，养一方之兵，支一方之患。”明清时期武术的发展不仅体现在拳种林立，门派众多上，而且体现为兵器样式的五花八门，“十八般武艺”即是最好的例证。在宋代，火器就已经开始用于军事领域；到了明代，这种现象更为明显；形成了冷热兵器共存的局面，冷兵器地位虽有所动摇，但仍未被替代。鸦片战争敲开了中国的大门，冷兵器时代的结束促使武术根基在军事领域地位的动摇，象征着国家选拔军事人才的武举制废止，武术开始了军事的边缘化过程。武术从军事领域的退出催生在民间发展，官方亦放松对民间习武的限制。明清统治者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觊觎民众反抗，对铁器的控制也十分严格，而拳术无需兵器即可习练，较易开展。戚继光认为：“凡武艺，不是答应官府的公事”，“防身立功，杀贼救命”亦是习武所得之功效，防身自卫功能即“武”的衍生价值受到关注。明代武术家们都十分重视习武的实用价值，认为“拳法似无预于大战之技，然活动手足，惯勤肢体，此为初学入艺之门也”。一方面，反对“以图人前之美观而无寓于大战之技”的“徒支虚架”。另一方面，也承认武艺可“活动手足，惯勤肢体”。
故拳家有“学艺先学拳，次学棍。拳、棍法明，则刀、枪诸技特易耳，所以拳、棍为诸艺之本源也”。武术家们对拳术基础地位的认同，促进了拳术多样化的发展。《纪效新书》提出：“学拳要身法活便，手法便利，教法轻固，进退得宜，腿可飞腾。而其妙也，颠番倒插；而其猛也，按劈横拳；而其快也，活捉朝天；而其柔也，知当斜闪。”对于拳术技术的分析深入透彻，为后人的创拳打下了坚实基础。一方面，人们寻求习武的防身、自卫功效。商业一定意义上的繁荣使得镖局行业随之兴起，便有了专门从事武学研究、保护商贩，以此来维持自身的生存。具有一定社会地位的武学家由农村转向城市，开始广泛的招收学徒，以此壮大门派，并为社会上层人士提供保护。另一方面，武术健身、养生功效也受到人们的推崇。太极拳家明确以“详推用意终何在？益寿延年不老春”的练拳宗旨开启武术养生之先河。民间武术家授徒过程中，武术谚语的逐渐形成，既满足了教学的需求，也凸显出了武术民间化过程中的理论成果。武术中“四击、八法、十二形”作为习练武术的精髓所在，道出了武术家对“武”最为本质的见解。任何拳种门派的拳术都以此为基础，创编、推演、习练，进而在具体形式上各有所变化。十二形中“动如涛，静如岳，起如猿，落如鹊”以最为鲜明、直观的方式让习武者在其意识中构建并想象出人体自身象形化时所应达到的意境，领略到武术的真谛所在。在此期间，武术家们或告老归田以造拳为乐，或创拳以自立门户，也有借他人之拳另行改造、成立新派。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开辟了武术朝多元化发展的道路。据传太极拳创始人陈王廷，曾在河南温县任乡兵守备，晚年消退隐居，“闷来时造拳，忙来时耕田”。王征南墓志铭有云“思南从征关白，归老于家，然精微所在，亦得自秘惜，掩关而理，学子皆不得见，征南从楼上穴板窥之得梗概”。
三、中华传统象形养生与象形武术
象形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人类发展的使然，在原始社会，各个部落、种族大都经历了图腾崇拜的阶段，图腾崇拜的潜意识中即存在象形的萌芽，以拟人化的方式看待所处的世界，并将其纳入到自身所能理解的范围内。《山海经•海外北经》记载：“钟山之神，名日烛阴，视为昼，膜为夜，吹为冬，呼为夏。……其为物，人面蛇身赤色，居钟山下。”先民视野下的钟山以拟人化的形象展现在我们眼前，无意间拉近了人与神之间的“距离”。然而之所以为神，总要在力量上超越人，使人畏惧、崇拜，这样的神才具有意义。生存的合理方式在于吸纳，寻求共通。古人从不乏这样的“实用理性”，并将这种“理性”发挥到了极致。《周易》有云“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这其中涵盖了将“天、地、人”纳入同一实用体系的范畴。老子则以“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中最高的“道”来统摄“天、地、人”，并以“道生万物”来诠释人与自然的共生、共存、共通之处。在此基础上建立起的象形武术，也有了其存在的哲学依据。“中国古代哲学中符号的主流是‘象征’。……它之所以能成为一种把握世界的普遍方式，在于它不是从意识出发的一种排斥性二分‘识知’，而是从身体出发的互文性感通的‘体知’”［５］４１－４４。古代哲学的这种“天人感应”下的“体知”包含了丰富的身体文化。而先人以己之身，象形以物，也由此印证了“天人合一”。自古以来，“象形”元素便深藏传统文化之中，汉字便以“象形”作为首要的构字依据。古人不仅将象形应用于造字，在先人的养生思想体系中也融入了象形文化，古有“窃考伏羲画卦，取象而易成，修道之士，演象以延寿，鹤能养神，鹿运尾闾，龟善纳气，天性各赋，有延年之良能，而人不能，故先哲取意于法象也。……取象于数理，立体于卦象，命名于道统，曰象形术”［５］４１－４４。
古人以取象养生，合之数理、卦象，以“道”统之；使“象形术”理论之建构与古典哲学的融合，达到了完美的诠释。道家在养生方面所取得成就在于“爱气”，武术象形文化的起源也必然受此启发，武术理论建构过程中对道家思想的引入必然催生武术对气功的融摄。道家关于宇宙本源的“道论”、“气论”，为武术所采用，清代武术家汲取气功功理与修炼手段，使得众多拳术流派都注重运用内功的方法来提高练武的功效。“外形其象，内蕴其意，……且八象之性灵，有三十二法象，亿万化身，只以龙善变化，虎长三绝，猿神灵空、吼狮威容、牛生桩力、马练腹实、象通筋络、熊炼丹田。”“若能至诚不息，玩其象而悟其意，练其性而养其神，……可以易骨、易筋、洗髓，而益寿延年。”由《易筋经》、《八段锦》以及《分行内外功》等汇集而成的《内功图》作为武术功法兼而习之。《苌氏武技书》中有“练形以合外，练气以实内”以此做到“神与气合，气与身合”内外兼修的效果。之后相继流传的太极拳、形意拳、八卦掌在习练过程中也尤为注重炼气。形意拳讲究，“以意行气，以气运身”，“心意诚于中，肢体形于外”，外形和内意统一，故名“形意拳”。”张三丰“得佛之大，得道之微，得儒之极”创建武当，倡导“内以养生，外以却恶”。《太极拳图解》有云：“源出于道学，运用丹法之功，崇先天而黜后天，崇先天则元神展，而后天之浊气降，浊气降而元神展其功，至矣！”少林五拳则以“龙式练神，虎式练骨，豹式练力，蛇式练气，鹤式练精”。由此可以看出，象形养生理论的成熟对武术象形的发展有着重大意义；正是象形养生思想使得民间武术家为武术与象形的沟通、融合之路铺设了极具灵感力的桥梁。
作者：乔建国 单位：内蒙古师范大学 体育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