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正处于市场经济不断发展和完善阶段，追逐利益最大化的人之本能，造成民事法律行为当事人利益的严重失衡。调整严重失衡的法律后果，并进而限制司法权的滥用，就有必要对暴利行为制度予以完善。
一、大陆法系暴利行为源流及其规定
（一）罗马法上的非常损失规则
早期罗马法坚持“严格地形式”，奉行“契约必须严格遵守”的主观价值论的观点，所以在罗马法早期的法律中找不到显失公平制度的任何印迹。到了古罗马后期，才开始萌芽显失公平的合同思想，即“非常损失规则”，刚开始仅限于土地买卖，优士丁尼一世取消了该限制并将其扩大适用于所有的买卖，推定在价格不足标的市价二分之一时，并非出于真心，所以该买卖可以被撤销，这就是现代民法的“非常损失规则”或“暴利行为”规则的发端。在该规则被优士丁尼承袭后，罗马法和罗马法学家的著作中出现了“公平价格理论”。其中所谓的“公平价格”(justumpretium)，乃指某个时期内不受市场变动影响的价格，亦即与价值相符的价格。
（二）法国法上的非常损失规则
按照法国的传统理论，对于不动产的分割，构成非常损失的标准是当事人所得数量较其应得数量少1/4以上（法国民法典第887条）；对于不动产的出售，其标准则为出卖人因低价所受损失超过不动产价金7/12（法国民法典第1674条）。这种客观标准也被委内瑞拉、秘鲁、西班牙和智利的民法典采用。
（三）德国法上的“暴利行为”
《德国民法典》138条关于违反善良风俗的法律行为；暴利：（1）违反善良风俗的法律行为无效。（2）某人利用他人出于急迫情势、没有经验、缺乏判断力或意志显著薄弱，以法律行为使该他人就某项给付而向自己或第三人约定或给予与该项给付明显的不相当的财产利益的，该法律行为尤其无效。第138条的第2款根据事实规定了高利贷行为这种违反善良风俗的特殊的法律行为。也就是说，如果符合第138条第2款根据具体情况规定的特殊事实，就属于高利贷行为，并因此而完全无效。这种行为有两项要件，即给付与对待给付之间明显的不相称关系以及一项附加要素。但联邦最高法院基本上是在逐渐淡化附加要素这一主观要件：由此，在订立合同时即已表现出来的显著的（价值）不相称，通常便导致合同无效。如此一来，今天的民法便又向被认为是已经摒弃的“公平价格”学说靠拢。
二、我国民法关于暴利行为规定及其完善
（一）我国《民法通则》、《合同法》关于暴利行为的规定
我国民法通则第58条规定了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乘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所为的民事行为无效。第五十九条将显失公平规定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仲裁机关予以变更或撤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以下简称民通意见）第72条，第73条是对第五十九条显失公平的解释规定。第72条规定：一方当事人利用优势或者利用对方没经验，致使双方的权利与义务明显违反公平、等价有偿原则的，可以认定为显失公平，并在第73条将显失公平规定为可变更可撤销的民事行为。
从我国民法通则中关于显失公平的规定及其解释来看，我国的显失公平与德国民法典有关暴力行为的规定是一脉相承德的关系。在此，我们不难看出，“显示公平”是当事人行使变更或撤销权的情形之一。但是，在《民法通则》中并未给显示公平一个明确的解释或界定，于是才有了第七十二条对此作的解释。即便如此，我国现有的显示公平制度仍存在着诸多弊端，立法上的缺陷也造成了司法上的困难。
（二）我国民法通则关于暴利行为规定的缺陷及其完善
1．显示公平与乘人之危
我国《民法通则》将传统民法上的暴利行为一分为二，即第58条的“乘人之危”和第59条的“显失公平”。然而，司法实践中民法对暴利行为的规制却难尽人意。据“乘人之危”的法律要求，暴利行为相对人难以满足法定的主观与客观要件。而就“显失公平”而言，究系何为“显失公平”，需由暴利行为相对人举证，而暴利行为相对人本来即不具备优势，由其举证证明，实为强人所难。就显失公平和乘人之危而言，许多学者认为是我国民法制度的一项独创。但是，此项“独创”在立法精神和外国立法存在着清晰可见的理论联系。将显失公平这一结果的与产生显失公平原因：重大误解、错误、胁迫、欺诈、乘人之危等等并列，会出现的逻辑上的问题和司法实践中的混乱，同时缺乏相应的造成显失公平的立法前提，所以该法条由于缺乏操作性而成为没有案例的束之高阁的法条，这才产生了《民通意见》第72条的司法解释。但司法解释是指导司法实践的，不是具有普遍意义的立法解释，它是对特例的解释，解释一个成就一个，不能穷尽所有的情况。另一方面，显失公平的法律规则的任意性和不确定性在前，司法解释在后，从而反映出立法上存在的问题。
对此，笔者认为，应当对显失公平的条款进行必要的修改：首先，显失公平与可能产生显失公平的原因，例如：重大误解、错误、胁迫、欺诈等分别开来，并将乘人之危与显失公平合二为一，即不再将乘人之危的民事行为进行单独罗列，而将该类行为并入到显失公平的民事行为中，从而解决法条中存在的逻辑上的问题。其次，充分其适用条件，使显失公平构成一项独立完整的一项制度而发挥其应有功能。
2．显失公平的标准
而关于显失公平的适用条件就涉及到其判断标准的规定，《民通意见》第72条可视为对显失公平判断标准的规定，而对此规定则过于抽象，在适用过程中产生了不少弊端。我国显失公平制度的适用急需一个合理的评定标准，以便在实践中易于把握和操作，杜绝撤销权的滥用，充分发挥其社会救助的功能，维护交易安全和正常的经济秩序。关于显失公平的标准，学理上不同的观点，概括起来，可分为客观说和主客观统一说两种意见。客观说认为，评定显失公平的主要标准是考查客观上当事人之间是否存在利益上不均衡，无需考虑显示公平发生的原因。主客观统一说虽然强调将主、客观要件结合起来认定显失公平问题，但在主观要件上的侧重点不同。一种观点认为，在主观要件上，主要考虑受损方当事人是否出于真实自愿，如果是由于急需或缺乏经验等原因而接受不平等的条件，则不属于真实自愿。另一种观点认为，在主观要件上，既要考虑受损方是否具备充分的自觉和自愿，还应当考虑获利方主观上是否有故意利用自己优势，或利用对方没有经验的恶意。前已述及，法国民法典重的合同损害确立了“客观损失说”，德国民法典中的暴利条款则确立的是“主观损失说”。就前者来说，对于对多数合同，如果仅仅以客观结果上的不公就认定显失公平则会出现与契约自由不相协调的状况。而对于后者，由于德国民法典规定的“双重要件”，实务上又对主观要件作严格解释。因此实务上认定暴利行为的案件格外少，说明暴利行为的规定并没有起到预想的功能。笔者认为，主观损失说和客观损失说都有其难以克服的缺陷，尤其是正义与契约自由两者平衡方面，那么在立法时既然不能完全克服，就应当使法律保障的重点有所偏重。对于我国民法通则确立的的显失公平制度应当借鉴外国先进思想及立法经验，区分不同的情形运用不同的构成要件，以区别法律保护的的倾斜性。对于一般主体的一般的民事法律行为，构成要件仿德国立法例，仍然确立“双重要件”。而对于特殊主体的即弱势群体的保护方面以及不动产交易、民间借贷、证券交易等应采法国法的做法，确立一个数量上的客观标准，以防止司法权当事人撤消权的滥用。
（三）显失公平的效力
受传统思想的立法例，认为存在非常损失的法律行为违反交易公正，该行为在公正被破坏时存在瑕疵，但这不妨碍交易的公正被恢复时法律行为继续有效。因此，以法国为代表的立法例(包括瑞士债务法)将此类行为的效力认定为相对无效，这种无效可因合同缺陷被“治愈”而转化为有效。事实上，德国法院极少适用第138条第2款的规定，原因应在于其制裁过于严格。瑞士和台湾的立法则更是旗帜鲜明，明确将显失公平之法律行为的效力定为可撤销。我国民法通则亦将其规定为可撤销民事法律行为。应该说，这种立法符合各国立法趋势，应予肯定。但为保障合同自由，防止一方当事人利用撤销权达到不履行合同的目的及法官滥用自由裁量权，笔者赞同仿法国立法例，为获取不正当利益的一方提供积极补救的机会，使其能审时度势，在认为必要时主动增加或减少显失公平的给付，以挽救法律行为的效力。
根据上文所述，我国显失公平制度在民法上的规定上有完善之处，本文认为应充分其适用条件，使显失公平构成一项独立完整的一项制度而发挥其应有功能，同时涉及到显失公平的判断标准，参法德两国立法例，将民事行为一分为二，适用不同的标准，以防止实务中显失公平的适用的弊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