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年来，高管薪酬、内部控制问题一直是社会各方关注的热点，选取沪深两市房地产上市公司2010—2014年的非平衡面板数据，研究了政治关联、高管薪酬与内部控制有效性水平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第一，相对于非政治关联房地产企业，存在政治关联的企业其内部控制有效性水平显著高一些；第二，房地产企业高管薪酬对其内部控制有效性起着显著的正向影响；第三，政治关联对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影响随着高管薪酬的不同而有所变化，高管薪酬越高，政治关联对内部控制有效性的正向影响越大，即高管薪酬在政治关联对内部控制有效性的积极影响中起着正向调节效应。
【关键词】政治关联；高管薪酬；内部控制；调节效应
一、引言
近年来，房地产行业已经逐渐成为我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影响民生的关键产业，但在发展过程中也同时暴露出行业中的许多问题。首先，由于房地产企业的行业特点导致其资金占用量大、工程量大、环节复杂且开发期长，房地产的开发往往与金融行业紧密相连，这就使得房地产企业在资金管理、风险与开发成本控制的有效性方面备受社会各界的关注[1]。其次，房地产行业存在一味强调项目的开发与快速的扩张而忽视内部管理和成本控制的问题，因此许多房地产企业在光鲜的利润金额背后潜伏着极大的风险[2]。这些问题要想得到解决，除了必要的行业优化外，企业要立足于自身，加强监督，加强风险管理与内部控制，只有从根本上提高内部控制水平才能使企业有足够的能力应对并抵抗风险继而促进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最后，国家一直以来对房地产企业的宏观调控政策成为其面临的最大不可控的外部风险。综上所述，房地产企业的当务之急是解决怎样建立和完善企业内部控制制度，从而使自身能够防范或充分应对各种风险。除此之外，相对于其他行业而言，由于监管限制以及复杂的环境因素，房地产行业更易受到国家政策的导向影响。土地资源是房地产企业赚取利润的关键，因此，供应土地资源的政府由此也会对房地产企业产生更复杂的影响，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也直接决定了这个行业的“门槛”[3]。基于以上种种考虑，本文试图着手进行房地产企业政治关联与内部控制有效性方面的研究。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政治关联与企业内部控制有效性社会资本理论认为，企业高管的政治关联在当前社会中可以为企业争取积极有利的制度性资源，被视为一项十分重要的社会资本。在转型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下，企业借助政治关联机制，能够加强与政府的“沟通”效率，在此前提之下，可以得到诸如：市场准入、政府补贴、外部融资等各种稀缺资源。依照社会资本互惠交换原则，高管的政治关联要想起到“资本”作用，也势必要承担对政府的一定的回报责任。此外，早在2008年，财政部等五部委共同发布的《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成为推动企业内部控制制度建设的重要举措。企业高管要借用政治关联实现与政府的有效“沟通”，继而获取各项制度性“稀缺资源”，在“互惠”“回报”的考虑下，就更有可能倾向于积极响应政府号召，在企业的各项微观企业运营决策中，注意强化和提升企业的内部控制效力[4]。基于利益相关者视角，站在企业的角度，政治关联作为一种重要的外部社会关系，如果处理良好，能够给企业带来极大的便利。但是，不容忽视的是，企业得到的资源和便利虽然能够带来新的发展机遇，但与此同时，企业也要面临由此导致的更大的风险，此时内部控制的重要性就更为凸显了。因此，为了尽力把风险控制在合理范围内，企业会计之友2017年第1期主观上会更加重视内部控制的治理作用，积极致力于自身内部控制系统的建设与完善，从而使企业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得到提升[5]。另一方面，对于企业具有政治背景的高管，由于其过去或现在是政协委员或者各级人大代表，或者在政府各部门任职，具有一定的行政级别，出于升迁或连任的动力驱使，这些政治关联高管也会致力于发挥自身的管理职能，进而使企业内部控制有效性得到提升[5]。结合以上的分析认为，政治关联对企业内部控制有效性在更大程度上是发挥了“支持之手”的作用。由此，提出假设1。假设1：政治关联企业内部控制有效性显著高于非政治关联企业。（二）高管薪酬与企业内部控制有效性在现代企业制度两权分离的背景之下，经营者受企业所有者的委托，掌握着企业的经营权，能够对企业日常的生产经营活动实施管理。经营者往往根据企业的内部职能结构，将与企业经营相关的执行权分派到各职能部门，他们自身，则在整个管理过程中进行总体的监督和控制。因此，企业高管作为掌握绝对经营管理权的一方，在企业的正常运转中就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对内部控制的态度直接决定了内部控制是否能够在企业的日常经营中正常运行。在两权分离的情况下，所有者和经营者之间产生的委托代理关系，可能会出现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这就使得经营者所做出的决策可能会有悖于所有者的利益需求。为了避免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由于存在的目标函数不一致所导致的利益冲突，所有者一般会采取合理的方式对经营者实施有效的激励，同时会采取相应的监督措施来约束经营者的决策行为，这就是所谓的激励机制。不同的激励机制会带来不同程度的激励效果，企业在设计内部控制制度时，就应当相应考虑到这一点，以求能够在优化激励措施的前提下，使之发挥最有效的激励作用。一般而言，与普通员工相比，企业高管的薪酬水平往往会高出许多，这部分薪酬溢价实际上可以被看作企业对其承担的风险所给出的补偿和回报[6]。总之，站在所有者的角度来看，需要完善的、健全的内部控制，来帮助他们对高管人员的某些趋利性行为进行相应约束，而要使得高管愿意积极主动地致力于企业内部控制的建立健全，则是以合理、良好、有效的激励政策的制定为前提的。从较为典型的企业内部控制失效案例来看，其内部控制有效性水平之所以低下，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高管人员的积极性和动力不足，从而没能发挥其在内部控制中应有的作用，结果使得企业的内部控制或流于形式，或形同虚设，起不到应有的作用，自然也就谈不上内部控制积极有效。已有的相关研究中，不少研究结果均表明：高管薪酬激励会对内部控制有效性的提升产生积极作用。Brianetal.[7]通过分析得出CEO的薪酬与企业绩效存在较强的关联性，股权激励能够对经营者起到很大的激励作用，即高管薪酬会显著正向影响企业内部控制经营目标的实现；李育红[8]实证得出：高管薪酬对企业内部控制目标中的战略目标以及合规性目标的实现能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同样说明薪酬激励能够作为一种对经营者行之有效的激励机制；王宏等[9]以内部控制目标的实现程度为基础，采用科学、合理的方法，设计了内部控制指数计算方法，并结合我国A股上市公司2009年的数据，计算得到其内部控制指数，进而运用计算结果研究得出：高管人员薪酬总额显著正向影响企业内部控制水平；付增贵[10]实证检验了高管薪酬对内部控制有效性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胡为民[11]研究得出：董事、监事及高管薪酬总额与企业内部控制指数显著正相关，也就是说，董事、监事及高管薪酬水平越高，企业内部控制水平也越好。根据前人的研究结论，我们不由得思考：房地产企业高管薪酬激励是否也能够对内部控制有效性产生产生积极作用呢？由此，提出假设2。假设2：高管薪酬显著正向影响企业内部控制有效性。（三）高管薪酬的调节效应根据前文分析，政治关联可能会对企业内部控制有效性产生显著的积极作用。那么，对既是内部控制的设计者，又是内部控制执行者的高管人员的激励，是否会对政治关联与企业内部控制有效性之间的关系产生影响呢？本文认为，高管薪酬除了能够单独对企业内部控制有效性产生影响之外，可能还会调节政治关联与企业内部控制有效性之间的关系。原因在于：在委托代理关系中，在双方信息严重不对称的情况下，委托人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考虑，往往会制定正向的薪酬契约，以此来激励代理人，因此，薪酬体系可能会使得经营者与所有者双方之间的利益更加趋于一致。合理有效的薪酬契约可以对经营者起到切实的激励作用，激励他们努力提升自身能力，在管理中更加勤勉尽责，致力于改进和提升公司经营水平，实现高管个人目标与公司目标的部分趋同。就我国上市公司目前内部控制总体情况而言，其主要由政府主管部门推动，企业通过建立一定的政治关联，获得相关“稀缺资源”之后，客观上具备了建立和完善内部控制制度的相应资源保障，更有可能投入更多的时间、精力和资源，对企业的内部控制进行建设和完善。根据薪酬激励理论，与拥有较低薪酬企业的高管相比，在高管薪酬水平较高的企业中，这些高管在获得较高薪酬回报之后，主观上更愿意发展和维持好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有更大动机和意愿顺应政府监管部门的要求。因此，对存在政治关联的企业高管而言，他们更有可能在企业内部控制的设计和执行过程中投入更多时间与精力，认真履行其职责，具体落实和执行企业的相关内部控制制度，从而使得政治关联在提升企业内部控制有效性方面更为有效。所以，政治关联对企业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影响可能因高管薪酬不同而存在差异性，即高管薪酬有可能是政治关联与内部控制有效性之间的调节变量。由此，提出假设3。假设3：高管薪酬正向调节政治关联与内部控制有效性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即相对于高管薪酬较低的企业，高管薪酬较高企业，其政治关联对内部控制有效性的正向影响有所增强。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与数据来源本文以沪深两市房地产上市公司为初始样本，并进行如下筛选：（1）剔除ST和*ST公司，因为其财务状况异常。（2）剔除在检验区间2010—2014年中，其内部控制指数不存在，或其他财务数据缺失的公司样本。完成筛选过程后，最终一共得到636个有效的样本观测值，其中：2010年125个样本观测值，2011年128个，2012年128个，2013年130个，2014年125个。本研究中高管政治关联方面数据主要来自于上市公司各年年报，并经手工整理而得；迪博•中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数来自迪博（DIB）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数据库；其余数据来自巨潮资讯网和同花顺金融数据库，并采用Excel和SPSS软件完成数据的整理以及各项处理过程。（二）变量说明本文各变量的定义如表1所示。（三）模型设定根据前文的分析，构建以下基本模型来检验本文提出的假设：模型1是用来检验控制变量与内部控制有效性之间的关系；模型2是用来分析政治关联与内部控制有效性之间的关系，用来检验假设1。模型3是用来分析高管薪酬与内部控制有效性之间的关系，用来检验假设2。模型4是在模型2和模型3的基础上，加入政治关联和高管薪酬的交互项，用来检验假设4。
四、实证分析结果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表2给出了各变量描述性统计特征情况。就各主要变量来看，政治关联（PC）的均值为0.72，最小值为0，最大值为1，表明房地产行业上市公司中政治关联现象十分普遍，约七成样本公司皆存在政治关联。高管薪酬Pay的均值为90.1197，最小值为2.47，最大值为1022.67，标准差为100.80125，表明样本公司高管薪酬水平差异很大。内部控制有效性（IC-index）的均值为6.7843，最小值为1.53，最大值为9.74，表明样本公司内部控制总体水平尚可，但两级差异较为明显。（二）相关分析表3报告了各变量之间的相关分析结果。从表3中可以看出：政治关联（PC）与内部控制有效性（IC-index）的相关系数显著为正（β=0.295，p＜0.01），可以初步判断政治关联显著正向影响企业内部控制有效性。高管薪酬（Pay）与内部控制有效性（IC-index）之间相关系数显著为正（β=0.365，p＜0.01），说明高管薪酬对企业内部控制有效性的提升存在着显著的积极作用。所以，假设1和假设2得到初步验证。（三）多层回归分析在后续的回归分析之前，首先对模型进行了如下检验：（1）共线性检验：通过Pearson相关分析的结果能够知道，各主要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均比较小；此外，方差膨胀因子VIF值也较小①，因而可以判定并不存在明显的共线性情况。（2）DW检验：模型的DW值都接近于2，故可认为不存在残差自相关的情况。（3）异方差检验：对于残差分析图（限于篇幅未列出）中所得到的点，其分布是随机的，并没有表现出较为明显的趋势性，说明不存在残差序列自相关和异方差性。所以，本文的回归模型是有效的，所进行的多层回归分析表如表4。表4报告了政治关联、高管薪酬与企业内部控制有效性之间的回归结果。其中，模型1完成的是多个控制变量和企业内部控制有效性之间关系的检验，从上述分析结果来看，企业规模、资产负债率、财务绩效、审计师、机构投资者持股和年份对内部控制有效性产生了显著影响。由模型2的检验结果可以得出，相对于非政治关联企业而言，政治关联企业内部控制有效性显著高一些，即政治关联能够对企业内部控制有效性起到显著的正向影响，从而假设1得到了充分验证。由模型3的检验结果可以得出，高管薪酬能够显著正向影响企业内部控制有效性，即高管薪酬越高，企业内部控制有效性水平也越高，从而假设2得到了充分验证。模型4检验了高管薪酬的调节作用，检验结果表明，在其他条件一定的前提下，政治关联、高管薪酬的交互项与内部控制有效性显著正相关（β=0.066，p＜0.10），因此，高管薪酬正向调节政治关联与内部控制有效性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也就是说，相对于高管薪酬较低的企业，高管薪酬较高企业中政治关联对内部控制有效性的正。
五、研究结论与启示
本文以沪深两市房地产上市公司2010—2014年的非平衡面板数据作为研究样本，对政治关联与企业内部控制有效性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到如下结论：第一，房地产企业政治关联对其内部控制有效性能够起到显著的积极影响，可以说政治关联对其内部控制有效性的作用更多地表现为“支持之手”；第二，房地产企业高管薪酬对其内部控制有效性起着显著的正向影响；第三，通过进一步的检验还发现，上述房地产企业政治关联对其内部控制有效性的积极影响，会因高管薪酬的不同而存在变化：高管薪酬越高，政治关联对其内部控制有效性的积极影响表现得也越明显，即高管薪酬正向调节着政治关联对企业内部控制有效性的这种积极影响。本文的研究结论意味着，对房地产企业而言，为了进一步解决当前存在的问题，以应对发展中伴随的各种风险，促进房地产业作为基础性和支柱性产业的稳步发展，有必要积极从自身出发，认真设计、建设、执行和完善企业内部控制制度，合理利用政治关联带来的各种便利，更加重视高管这一稀缺的人力资本，制定更为完善合理的高管薪酬机制体系，使其切实起到对高管的激励和约束作用，以促进企业内部控制有效性水平的提升，形成企业良好的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能力。
作者：李元霞 肖安娜 徐珍珍 单位：湖北经济学院法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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