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农耕文明———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农耕
中华民族农耕文明构成了古代劝农的基础背景。考古发掘，黄河中下游是中国古代先民华夏族主要生息之地，并辐射四方，与长江、珠江、辽河等早期先民共同创造了伟大的大河文明。以黄河文明为代表的大河文明决定了中国先民农业生产方式。《白虎通》卷一:“古之人民皆食禽兽肉。至于神农，人民众多，禽兽不足，于是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以耕……”《易经•系辞》记载:“包羲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原始社会末期，设官农师，教民农作“尧聘弃……拜弃为农师，封之台，号为后稷，姓姬氏”;“后稷教民稼穑，树艺五谷，五谷熟而民人育。”古代中国以农业立国，农业为百姓生存之本，以农业生产方式为基础，中国古代政治、哲学、风俗习惯等皆凸显出农耕文明特征。“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生产构架以及“民以食为天”朴素理念均凸显出农耕文明背景之下对于农业与粮食的依托。因此，历代中国土地制度与民生温饱皆为政策之重心。
二、中国古代劝农制度与形式
(一)耕籍礼———劝课农桑仪式
籍田和耕籍礼是重要的农业礼仪，即古代帝王专辟一块田地，所产主要用于祭祀。“籍田”又称“眖田”、“籍”、“千亩”、“王籍”等，耕籍之礼肇始于周代，《礼记•月令》亦载:“乃择元辰，天子亲载耒耜，措之于参保介之御间，帅三公、九卿、诸侯、大夫，躬耕帝藉。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诸侯九推。”［4］潘岳的《籍田赋》记载籍田礼的仪式步骤，与上述记载基本一致。中国历代皇帝均重视农业，每到春季，颁布劝农诏书，亲自下田耕作。汉代至文帝始行耕籍礼，魏晋南朝的耕籍之礼继西汉文帝后，又有几次大的调整。唐宋至明清，耕籍之礼基本未间断。宋朝皇帝尤其重视劝农，杭州西湖景区内至今还保存有八卦田，即宋高宗赵构“躬耕”以示“劝农”的籍田。通过耕籍劝农授教是其重要目的，宋文帝在实行耕籍前下诏说:“今循千亩之制，当与群公卿士，躬稼穑之艰难，以率先天下。”另耕籍仪式复杂，持续时间长，农官准备田地、耕牛、种子等各种农用物资以及选择播种耕作实践的过程即是农业文化传播与技术教育的过程。
(二)劝农节———劝课农桑风俗
古代以劝农节彰显备耕民俗，如著名的“班春劝农”。“班春”指古代地方官颁布的督导农耕之政令，即古代官员率衙役带着插花、赏酒和春鞭举行仪式，奖励农桑，劝农勤作农事。中国古代“班春”习俗，最早的记载见于汉代。《后汉书•崔篆传》曰:“篆为新建大尹……称疾不视事，三年不行县。门下掾倪敞谏，篆乃强起班春。”［5］唐代李贤注曰:“班春，班布春令。”宋代何耕《录二叟语》对“班春”有着详尽具体的记载:“立春日，通天下郡邑设土牛而磔之，谓之‘班春’。……黎明，尹率掾属，相与祠句芒，环牛而鞭之三匝，退而纵民磔牛。民欢哗攫攘，尽土乃已。俗谓其土归置之耕、蚕之器上，则茧孳而稼美，故争得之，虽一丸不忍弃。”汤显祖在任浙江遂昌知县时每年以“班春劝农”，后将此写入戏剧《牡丹亭》。
(三)劝农官———劝课农桑督导
设置劝农官员是古代农业教育重要形式。宋代高承《事物纪原•抚字长民•劝农》中有这样的记载:“汉承秦，置大农丞十三人，人部一州，以劝农桑力田者，此劝农官之始也。”晋代，“郡国及县，农月皆随所领户多少为差，散吏为劝农。”至此，地方官员始有“劝农”之责但仅限农忙，而非官员主要职责。唐代，经宇文融建议，设立十道劝农判官，亦称十道劝农使，“劝农判官十人，并摄御史”，其职责是“检括田畴，招携户口”。至宋，劝农成为正式职务且主要为地方官员的重要职责。元朝各路成立劝农司，明代各地设置劝农主簿、劝农参政等职务外，在乡间成立农业生产劝督组织，在乡里选择年老者，在农桑的关键季节督促百姓按农时耕种。诸代皆把官吏劝农作为官员考核的重要依据，朱元璋就敕令中书省“有司今后考课，必书农桑学校之绩”。诸代相比，清代劝农官在农业教育方面成绩突出，其主要表现在亲身推广作物品种、推广耕作技术、种植技术以及编著农书。如潘曾沂于道光八年(1898年)亲自在潘姓义庄田里试行水稻区种法两年，用白话写成《潘丰豫庄本书》详列区种法32条。
(四)劝农文———劝课农桑公文
古代中国，政府司农机构、劝农使或地方官员将“劝农文”作为“劝课农桑”的重要形式。劝农诗等宋代以前有之，但劝农文作为重要劝农载体兴盛于北宋。如真德秀谆谆告诫泉州百姓:“时不可常，天不可恃，必殚人为，以迓厥施。”劝农文在文体上为公文形式，一般文字简练，篇幅短小，便于到处张贴宣传推广。一般针对本地区农业生产情况和特点，具有较强适应性。主要宣传农本思想、推广农业技术、督促农业生产等。如朱熹《劝农文》曰:“今来春季已中，土膏脉起，恰是耕农季节，不可迟缓，仰请父老浸种下秧，深耕浅种……秧苗既长，秆草亦生，须是放干田水，仔细辨认，逐一拔出，踏在泥里，以培禾根;其塍畔斜生茅草之属，亦须节次芟削，取令净尽，免得分耗土力，侵害田苗。”劝农文对于浸种、播种、育秧、耙草、下肥、田间管理的各个环节介绍颇为详细，劝农文成为农业生产指导书。与劝农文类似的还有劳农文，劝种麦文等。明代皇帝自朱元璋始皆重视农业生产，认识到“足衣食者，在于劝农桑”，为此，亲自撰写劝农文，要求“里老尝督，违者治罪”［6］。
(五)劝农策———劝课农桑机制
古代劝农还表现在对于农业生产的激励。如秦国商鞅提出“奖励耕织”促使社会生产迅速发展，奠定了秦统一中国的物质基础。汉代吸取秦代赋敛过重的历史教训，薄税劝农，与民休息，创造了著名的文景之治。魏晋时期，由于战争连年不断，社会生产力遭到极大破坏，土地荒芜，人口锐减，粮食短缺，形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傅玄针对于此，提出“四民分业定数”的思想，主要在于“劝民归农”与“劝吏归农”，以至“四海之内，弃末反本，竞务农功”目的。另外，曹魏许都等地屯田对安置流民，开垦荒地，恢复农业生产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西晋政府颁布占田、课田令规定:男子一人占田七十亩，女子三十亩……此制颁布后，出现了太康年间社会经济繁荣的局面。北魏孝文帝太和九年(485年)，采纳李安世的均田建议，颁布均田令。主要内容:15岁以上男夫受露田四十亩、桑田二十亩，妇人受露田二十亩……均田制的实施，对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起了积极作用。以后诸代皆有激励农策，如朱元璋“令户部移文天下课百姓植桑枣，里百户种秧二亩。……”［7］由此，天下卫所州县军、民皆事屯垦。永乐元年军屯业绩更是惊人。
(六)劝农社———劝课农桑组织
元代的农业技术教育典型方式为社学，它是农桑与教化的统一体。其开创了农业科学技术教育的先例。元代社学从元世祖忽必烈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开始设置:诸县所属乡村每五十家立为一社，不论何色人等并行入社，推选年长富有生产经验的人为社长，凡超过五十家，而在一百家之内，就增设社长一人;不满五十家的村可与邻村合为一社，也可自立为社，并选出一名社长。规定每一个村社设立一所学校，选择通晓经书者为学师，于农隙时月令子弟入学。元朝政府在广大农村设置的村社组织，组织农民劝课农桑，兴修水利，并结合生产实践向农民传播农业技术。社长免去苛捐杂税，以保证他们集中精力劝课农桑，向农民传播农业生产技艺。另外，司农司按一定的条文对社长的工作进行全面考核，实行奖优制，以调动其积极性。元朝末期，社学师资发生了一些变化，出现了专门推广农业生产技术的农师。农师皆是通晓农业生产技术的种田能手，他们来自农民，服务于民。社学采用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方式，教材首先是《农桑辑要》，另有《农书》、《农桑衣食撮要》、《栽桑图说》、《救荒活民书》等。社学教育与农业生产实践密切结合，教育场所主要在田间地头进行。元代的农业技术教育内容有耕垦技术、播种技术、栽桑、养蚕、瓜菜、果实、竹木、植树、药草、孳畜、岁用杂事、粪肥、农田水利灌溉、农业机械、灾荒和病虫害的防治等内容。元代社学对元朝农业技术教育影响重大，而且延至明清两朝。但明清两朝社学已经失去农业教育职能而成为单纯社会教化机构［8］。
(七)劝农亭刻———劝课农桑象征
劝农文刻于石刻之上或建立劝农亭等，以使当地百姓永久学习。在秦琅琊石刻中，以“上农除末，黔首是富”歌颂秦始皇之功德。据考，除郴州万华岩的劝农碑，目前国内还有四处劝农碑的记载:四川广元的劝农碑、吉林长春康熙劝农碑、广西融水县宋代劝农碑以及陕西洋县南宋1149年立的《劝农文》碑。郴州万华岩洞口，有一高2．5m、宽1．73m、厚0．54m的大石碑，碑身为一天然巨石，碑额以铁线篆题写“坦山岩劝农记”6个大字，字高近20cm，立于南宋1148年。时任郴州知军赵不退经万华岩坦山时，刻碑以记载自己在郴州进行劝农的活动。另外，清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修《遂宁县志》记载一篇杂记《劝农亭记》，作者杨名，文中所说劝农亭，位于现四川省遂宁市安居区。《劝农亭记》开篇就讲到“农之国之根本，而勤为农之第一义”、“良农虽苦，可冀有秋;惰农虽逸，荒于田畴。”宋朝巴东山民“依山为田，刀耕火种”，寇准在巴东任县令六年，其大力推行平原地区先进农耕技术，改进生产工具，加强田间管理，并设立“劝农亭”，由专职人员不厌其烦地向每个前来求教的人员传授经验。
(八)劝农家———劝课农桑学派
据《汉书•艺文志》载:“农家者流，盖出于农稷之官。播百谷，劝耕桑，以足衣食，故八政一曰食，二曰货。孔子曰‘所重民食’，此其所长也”。周初由地官司徒总管农业和教育，下设农稷、农正、农师、司稼、遂人、草人、稻人等中下级官吏专管农业，他们都是世代相传的农业专家。周室衰微，这些人流散民间，设学收徒，著书立言，组织学派成为农家。许行，战国时期著名农学家、思想家，农家杰出代表人物，依托远古神农氏“教民农耕“之言，主张“种粟而后食”，“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飨而治”，带领门徒数十人，穿粗麻短衣，在江汉间打草织席为生。滕文公元年(公元前332年)，许行率门徒自楚抵滕国。滕文公根据许行的要求，给他划定了一块可以耕种的土地，经营效果甚好。大儒家陈良之徒陈相及弟弟陈辛带着农具从宋国来到滕国，拜许行为师，摒弃了儒学观点，成为农家学派的忠实信徒。许行农家思想的核心是反对不劳而食，其思想是小农经济平均主义的反映，集中显示了劳动农民自食其力的淳朴本色。尽管孟子对于许行有所批判，但是儒家重农与农家是一致的，如《汉书。艺文志》说:“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从儒家“所重民食”看，儒家在农学教育上也有贡献。
(九)劝农书———劝课农桑经典
由于长期贯彻推行“重农”政策，中国农书居于科技书籍首位。编制农书自东周有之。《汉书•艺文志》记载，当时已有专门农家著作《神农》20篇，《野老》10篇。《吕氏春秋》中有《上农》、《任地》、《辨土》、《审时》四篇专论农事。据《中国农学书录》记载，中国古代农书共有500多种，流传至今的有300多种。尤其是明清两代，明代通俗类农书较多，邝璠的《便民图纂》便是其中的一种。明人欧阳铎为其所作序中说:“今民间传农、圃、卜书，未有若《便民图纂》，识本末轻重，言备而指要也。家务、女红，有图、有词，以形其具，以作其气。”清代农书最多，共有200种，占全数的36．9%。清代专业性农书大量涌现，其范围除农作物外，涉及花卉、蚕桑、果蔬、牧医、虫害、气象、水产等，而以蚕桑及花卉的专书占最多数。另外，清代出现许多地方性农书如阚昌言《农事说》、李拔《蚕桑说》、孙宅揆《区田说》等。在这500多种农书中，《齐民要术》、《农桑辑要》、《王祯农书》、《农政全书》和《授时通考》内容最丰，影响最大，称为“五大农书”。中国古代农书经典是农业科学发达的重要标志，其不仅记述了农业生产经验，而且涵盖了许多重要理论突破与学术思想。如在家畜饲养方面，《齐民要术》提出了“服牛乘马，量其力能;寒温饮饲，适其天性”［9］的役养原则。第一次记述了马驴杂交培育骡的方法和有关技术原则，初步提示了生物和环境的相互联系，描述了生物遗传和变异的关系问题。
三、古代劝农制度启发与现实意义———劝农乃人类生存永恒本业
(一)现代“重农”文化的重构
农业资源的潜在危机与可持续发展需重构现代“重农”文化。粮食安全无论是过去或是未来均是国家安全与人民生活的核心保障。尽管农业在整个社会财富之中所占比例趋于下降，但其“温饱、基础”作用不可替代，农业是人类永恒本业。现代社会，伴随着世界工业化和城市化浪潮，大量的耕地被工厂、社区所代替，农业资源枯萎成为威胁人类生命健康和导致社会动荡的重要隐患。同时，与农耕文明的敦厚与朴实相比，市场经济的个人主义、拜金主义盛行于世。古代劝农以至“使民归心于农，归心于农，则民朴而可正也”，告诫人类在现代文明世界中，劝农对于人类回归淳朴意义深远。社会巨变，“重农”文化的重构尤为必要。政治家、思想家、科学家应成为现代“重农”重构与劝农的承担者。(二)现代劝农主体的多元格局古代劝农以政府为主，上至帝王，下至基层官吏，均以此为要务，汉武帝、武则天、唐太宗、宋太祖、清圣祖等皆为著名重农帝王。另商鞅、李悝等政治家推行变法，奠定了农为本业的社会经济模式。许行、孟子等思想家言论以及贾思勰、氾胜之、徐光启等科学家著述均为劝农典范。与政治家、思想家、科学家等多元主体参与的古代劝农比较，现代劝农的主体构成出现严重弱化现象。重农的政治家、思想家、科学家及其思想与其他领域主体力量相比明显处于劣势。现代社会以市场进行配置资源，农业作为低利润领域逐步被边缘化。中国诸多农村地区城镇化、工业化格局致使农业衰落。因此，应建立以政府为主导，构建思想家、科学家、民间社团组织共同参与的劝农体系。
(三)现代劝农形式的多样化
古代社会，从帝王耕籍之礼、政府劝农文告、劝农社团、劝农碑刻等诸多形式以彰显农业地位，传递农业技术、督促农业生产。其形式的丰富性凸显出农业的重要地位以及古代人民的伟大创造。对于古代劝农形式全盘照抄已不再有现实意义，但扬弃传统应为基本所为。与古代劝农形式相比较，现代劝农的途径和形式极其丰富。分析古代传统劝农形式，吸取“传播重农文化、推广农业科技、督促不误农时”的合理内核，根据现代社会特征广泛利用各种大众传媒如报纸、期刊、广播、电视、网络等载体进行劝农宣传，甚至对传统农节举行典型仪式，利用农节进行劝农系列活动也是很好的形式。2010年3月25日，浙江遂昌“汤显祖文化•劝农节”在当地举行。四百年前汤显祖在此“奖励农桑，劝农勤作农事”的“班春劝农”犹在耳边。现代社会需要革新推进劝农形式。
(四)现代劝农机制的综合实施
现代劝农文化构建、劝农主体的参与以及劝农形式的多元化均需劝农机制作为内驱力与保障。现代社会，由于市场机制，人力资源、物力资源、技术资源等诸多市场要素均导向非农领域，尤其是大量青壮年进城务工，农村出现了“妇女村”、“留守儿童”、“空巢村”等诸多问题。新农村建设关乎国家稳定与发展的战略问题，其仅仅依靠妇女、儿童、老人来支撑显然不行。对此，构建现代劝农多元机制甚为必要。政府作为劝农主体，继续应把所在地农业发展实际状况作为官员考绩的重要指标;不断完善“大学生村官计划”等举措向农村输送高级管理与技术人才;以“职业农民”培训提升现有农民整体素质;以各种惠农政策吸引“流动农民”返乡务农;以“三农”问题研究与争鸣增强国民农业危机意识。另外，现代劝农应与农业、农民现代化进程相伴随。
作者：路宝利 赵友 盛子强 张楠 单位：河北科技师范学院 职业教育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