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理论背景
国家认同是一个政治概念，隶属于意识形态，它指一个国家的公民对自己归属哪个国家的认知，同时包括对政治权力、政治制度、政治运作等的政治认同，也包括对领土主权、民族同胞、象征文化等的文化认同(郭忠华2011:161)。国家认同不是僵化的意识形态体系，而是随着社会变化而变化的动态价值体系，它和意识形态一样，可以通过话语分析来阐释和建构。目前，国内外学者对于国家认同的研究和分析绝大多数从政治学或社会学角度进行。例如，郭艳从后发展国家的认同危机角度探讨台湾民众国家认同的问题(郭艳2010);韩震从文化意义和民族认同的角度探讨强化全球化时代的国家认同(韩震2010);CarloCelli通过分析不同国家的电影揭示不同国家的国家认同(CarloCelli2011)，AlexanderBukh通过对二战受害人的访谈分析，试图在关于日本历史教科书真伪辩论里找到日本民族的国家认同(AlexanderBukh2007)。可见，国内外研究者们多是从民族学、人类学、政治学等角度探讨国家认同概念，鲜有用语言学理论分析国家认同的。
2语料选取
本文以《中国体育报》(原名《体育报》，1968至1976年停办，1978年开始用现用名)从1956年建报始到2011年刊登的国内外重要体育赛事后中国运动员的获奖感言为语料，分析话语意义蕴含的国家认同语义的变化。获奖运动员按照时间分成50年代、60年代……00后、10后7代人。研究假设是，不同时代的运动员有不同的国家认同语义表达。选取运动员获奖感言为语料的原因是，该语料具有构建国家认同概念的独特优势，因为在现代社会中，国际大型体育比赛已经成为国与国之间体育实力甚至国力的较量，是用来宣传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工具。体育成就可以促进国民对国家的认同感，激发国民振兴国家的爱国热情。优秀运动员在弱国甚至被视为为国争光的英雄，是青年人的楷模，他们的获奖感言对国民的国家认同有极大的感召力。然而，如此有特色的话语类型在国内外语篇分析领域却研究得比较少。因此，本研究采用的运动员获奖感言语料对话语分析实践和国家认同的研究都具有拓展意义。
3语料分析
本研究从话语意义历史模态的“话语发生”、“个体发生”和“种系发生”3个层次分析所选语料里的国家认同语义。
3．1话语发生层次的国家认同语义
根据Halliday和Matthiessen的话语意义发生学理论，单个语篇中语言学特征的变化叫做“话语发生”，这种思想源于德里达的解构主义(Mar-tin2010:5)。德里达认为，语言意义从本质上讲就是所指对象的“缺席”，一个文本的语言总是包含历史上和同时代其他作品和语言自身历史的踪迹。没有超验的真理，事物无时无刻不在发生变化。这样，文本就没有内在的确定意义，意义只是读者对文本的阐释(杨卿2009，2011)。基于此，Martin把“话语发生”阐释为“阅读地位的自然化以及对外界事物的顺从、抵制和策略的反应”(Martin2010:5)。Martin为完善系统功能语言学中的人际功能而创造的词汇评价系统(Martin2000，2003)恰恰是这种哲学思想的体现。评价系统的核心———态度系统是对用多种语言资源表述的复杂社会行为进行分层分析，它有3个层次:情感、判断和鉴赏，它们都可以阐释话语中对外界事物的顺从、抵制和策略的反应。情感层次分析事物过程的感情话语资源，判断层次分析基于体制标准和意识形态从道义上评价的话语资源，鉴赏层次分析事物过程和结果中与文化和社会行为相关的审美话语资源(王振华2010)。其中，每一个层次都有正面积极意义的话语，也有负面消极意义的话语，即顺从、抵制或策略。本研究搜集的语料多达300多条，不能一一列举，只能以10年为一个阶段，每一个阶段举一例分析运动员感言这种话语意义里的国家认同意义潜势。①1958年游泳运动员穆祥雄打破世界纪录后，兴奋地说，“胜利归功于党［+判断］!有党的鼓舞教育［+判断］，我有信心［+情感］创造更好的成绩［+鉴赏］，向全运会献礼［+情感］!”(《体育报》1958．12．22第1版)在例①中，抽象无生命的“党”判断为具有“做事才干”，如“鼓舞教育”、“胜利”，从而导致讲话者“有信心”，即没有党的鼓舞和教育，他可能没有“信心”创造更好的成绩。因此，本句暗含对党“行为”的正面“判断”态度。本句获奖感言鲜明地表达了讲话人的政治立场，用对党和全运会的感激与政治忠诚表达对国家的认同。②1963年在布拉格举行的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后，男子双打冠军王志良说:“我的技术来自集体［+判断］，光荣应归功于党［+判断］，归功于集体［+判断］，我个人只是一个代表罢了［+判断］”。(《体育报》1963．5．6第1版)该运动员通过对党和集体做事才干的判断、对自我的渺小化判断显示出对党和国家的忠诚与政治认同。③1976年11月，中国女子篮球队获亚洲女篮锦标赛冠军，队长方凤娣和队员罗学莲说:“今后一定要发扬成绩，不断进步，为促进我国篮球运动的发展［+判断］，为更好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体育路线做出自己的贡献［+判断］”。(《体育报》1976．11．15第4版)该运动员通过对政治领袖体育路线的服从判断表示自己对国家的政治认同。④在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李宁夺得男子体操三枚金牌后说:“我们尽了最大努力［+判断］报答［+情感］祖国人民，十亿人民会和我们一样欢笑的［+判断］”。(《中国体育报》1984．8．6第1版)本句获奖感言与前几句不同，把“人民”当做判断的对象，把对民族同胞的认同视为对国家的认同。⑤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占旭刚取得男子举重冠军后，“骄傲地对全世界说:‘我有了这个实力［+判断］，该轮到我了［+判断］’”。(《中国体育报》1996．7．25第1版)在这句获奖感言中，讲话人通过对自己实力和比赛形势的判断，自信地表达获胜的信心，前些年获奖感言中的政治认同和民族同胞认同让位给自我认同。⑥2008年北京奥运会，郭晶晶在获得女子双人3米板冠军后说:“你们看到我们在比赛中显得轻松［－判断］，其实为了这枚金牌我们做了充分的准备［+判断］。从早到晚刻苦训练［+判断］，我们付出了很多［－判断］，每天都要流很多的汗水［－判断］，我们也承受着相当大的压力［－判断］。好在我们没有受影响［－判断］，把5套动作完完整整地完成了［+判断］”。(《中国体育报》2008．8．11第3版)在这句话里罕见地出现了负面判断，“付出”、“汗水”、“压力”、“受影响”等，把判断的对象完全转移到“我们”(运动员)的辛苦上，对自我的认同取代了对集体和国家的认同。⑦2010年2月冬奥会，王濛获500米金牌后对教练磕了两个头之后对记者说:“我一共磕了两个头［+情感］，第一个是感谢［+情感］我的教练，第二个是感谢［+情感］中心的领导和我的队友，所有关心［+情感］我的人，我的父母，包括我自己”。(《中国体育报》2010．2．22第4版)与前几句相比，本句充满鲜明的情感色彩，尤其“磕(头)”是中国文化里非常经典的表达正面情感的动作，现代社会用得很少，王濛坦然地在全世界面前用了这个动作和这个词，表明她内心的激动和虔诚。在这句感言里，没有抽象的“党”、“集体”或者“人民”等判断的依托词，而是具体的“教练”、“队友”、“父母”以及“所有关心我的人”，甚至包括自己，成为讲话人的认同对象。根据前文2．2，国家认同既包括对政治的认同，也包括对同胞和文化的认同。我国不同时代的运动员在国际级比赛后，用不同的话语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体现不同时代的国家认同模式:从对党、国家和政治领袖的政治忠诚到对人民的认同，再到对自我的认同，最后变成对教练、队友、家人和自己的认同，认同对象从抽象到具体，反映讲话者对国家认同变得非常实际，也证明德里达的思想:语言包括历史的踪迹，语言永远无法把握这个宇宙，人永远只能对它阐释。
3．2个体发生层次的国家认同语义
“个体发生”在Halliday和Matthiessen的话语意义模式中指个体不同阶段在语言学上的发展，这源于拉康的思想“社会主体性的发展”(Martin2010:5)。在拉康的理论里，主体是一种依赖于语言意义的独特能指，语言意义系统是一种制度和规约，可以用语言结构的规则和模式说明无意识活动(钟晓文冯寿农2008)。拉康将主体的心理划分为想象级、象征级和现实级3个领域。想象域是主体在个体生成史的基础上形成的，是一个幻想、欲望的世界，遵循视觉或虚幻的逻辑，类似于幼年建构自我的主要方法，有被决定的意味。象征域通过语言同整个现有的文化体系相联系，同他人建立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实现客体化，开始作为主体存在。现实域是一个语言之外的主观存在，是一种主体支配不了的动力，是欲望之源。这3个心理结构领域虽分属不同逻辑类型，但又互相联系，并呈现出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趋势。运动员个人运动生涯短暂，很难有跨越不同时间阶段的重要赛事之后的获奖感言。因此，本研究把运动员群体看成一个主体，他们整体的话语行为看成“个体发生”，分析该主体在不同时代，即不同阶段语言意义上的变化，就可分析出该主体自我建构时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模式。Mar-tin认为，“语场”、“语旨”和“语式”3种社会意义是“个体发生”的投射(Martin2010:5)，因此分析这3种意义即可发现“个体发生”的变化规律。从上世纪50年代至今，运动员获奖感言都是赛后接受记者采访时的即兴发言，绝大多数是感谢话语，因此“语场”和“语式”变化不大;变化明显的是语篇参与者，即“语旨”。根据研究者对收集到的三百多条语料的量化统计分析，语篇参与者中的“被感谢者”发生了很大变化，频率分列如表格所示(见右侧)。从表格可以看出，“党”和“国家”以及“领袖”在上世纪50－70年代出现频率非常高，之后则逐年递减，到了2010年几乎不再出现，取而代之的是自己的集体和教练，最高值的是提到自己，2010后达到96%，几乎言必谈自己。综观运动员的认同线路图，大致是党→国家和人民→集体和教练→自己和家人。如果把党、国家和人民归类于政治意识范畴，集体和教练属于集体意识范畴，家人和自己属于自我意识范畴，运动员们在获奖感言中的认同变迁则是政治认同→集体认同→自我认同。50和60年代时看不到自我，它深深地掩藏在“党”和“祖国人民”的后面，功劳属于党，体现了强烈的政治服从和政治忠诚。80至90年代，运动员们的集体主义意识在减弱，个人主义越来越明显，尤其90年代涉及感谢集体的词汇下降到9%，而描述自己的话语意义则猛增到58%，这说明在改革开放条件下，在中西文化的猛烈碰撞开阔了青年一代视野的同时，也导致他们极端的自我意识和对集体的迷茫与不屑。2000年后，运动员们的讲话风格越来越随意，“党”、“国家”和“人民”几乎不再出现，代替的是对教练、家人和自己表达感谢与激动之情，这说明国民对国家认同不再充满着政治想象和期待，不再期待着国家“回应”自己的忠诚;在个体本位基调的人生观、价值观的影响下，中国社会传统的集体主义精神显著下降，青年人的社会责任感明显不足，视角偏低、境界不高，出现功利主义膨胀的现象(房宁2009)。中国运动员获奖感言的变化包含的国家认同体现了拉康3个层次的主体心理结构:想象级、象征级和现实级，即从50、60年代的幻想建构到80、90年代的客体化象征域，再到2000年后充满欲望的现实域。这些话语意义的变迁代表我国国家认同在不同时代的演变。
3．3种系发生层次的国家认同语义
在Halliday和Matthiessen话语历史模态中，最深最广时间框架里的语篇发生叫做“种系发生”，这个理论来源于福柯的话语学说(Martin2010:5)。福柯认为，连续的历史是一个关联体，它对于主体的奠基功能必不可少;虽然话语由意义组成，但它们所做的要比用这些意义去指称事物更多(福柯2003:13)。人类的一切知识都通过“话语”获得，任何脱离“话语”的东西都不存在。“话语”意味着一个社会团体依据某些成规将其意义传播于社会之中，以此确立其社会地位，并为其他团体所认识的过程。因此，福柯认为，历史文化由各种各样的“话语”组构而成。任何一种语篇都是由历史文化组成的话语活动，都应该包括社会历史语境、语篇生产者个体成长语境和语篇发生时即刻语境的影响。因而，Halliday和Matthiessen历史模态的最高级形式和容纳最广的形式是包括上述3种语境的“种系发生”。就社会历史语境而言，我国的国家认同语义很容易追溯到我国几千年的文化历史，比如中华民族凝聚史和政治统一史等。对中华国家的认同分为对形而上的中华国家认同和对形而下的各历史时期的朝代和合法政府的认同两个层次，几乎每个朝代都有忠臣和奸臣之分，“忠诚”是中国政治要求的基本素质。从语篇生产者社会历史语境、个体成长语境和语篇发生时即刻语境来看，本研究中的上世纪50年代的运动员激情满怀地表达对党和国家的政治忠诚与认同，既蕴含着对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史的骄傲，也蕴含着近代饱受强国欺凌后终于建成属于人民自己的国家的激情和自豪。60、70年代的公式化获奖感言则显示建国后对国民的政治意识形态教育和政治忠诚教育的成果。而80年代之后的获奖感言不再有“感谢党”之类的话语，与国际环境变化有关:苏联、东欧解体打破东西方政治平衡，国际大赛上若言必及“党”势必会招引孤立;同时，也不利于台湾和港澳的回归。2000年后运动员的感言中大量包含对集体和亲人的认同，这应该属于国家认同中的民族认同或族群认同。“族群归属感是族群认同的根基，这种归属感往往来自亲属关系、邻里、共同的语言或某种共同的信仰等原生文化因素和情感纽带。”(庞金友2007:71)00后运动员获奖感言的另一个鲜明特征是，绝大多数人表现自我认同，而且对于赢得金牌表现狂热，这应该是当今社会狂热追捧金牌导致的结果。可见，从种系发生即历史文化语境的角度理解话语意义活动，语义会更加明晰。
4重构全球化视野中的国家认同
Sahlins认为，目前的全球化威胁着国家认同，因为国际间经济、文化、贸易以及思想和意识形态的交流不仅超越传统民族国家的权力框架，对国家主权造成致命冲击，而且毫不留情地破坏着不同文化之间的边界，削弱文化多元的根基，使得各国民众的思想空前活跃，国家的统治变得空前复杂(Sahlins1993:1－25)。运用话语意义历史模态的分析框架分析上世纪50年代至今运动员在重要赛事后的获奖感言即可发现，国家认同在话语意义的语义体现中变化巨大。话语发生层次分析得出语言正变得越来越自由，从抽象变得实际;个体发生层次分析得出人们从政治幻想阶段走向现实领域;种系发生层次分析发现，人们从单纯的国家认同变成超国家认同———族群和集体认同以及个人认同。因此，国家认同的语义危机使得重构全球化语境中的国家认同语义成为对青年人爱国教育的当务之急。根据评价理论，语篇作者在评价某一事物时也希望读者给予肯定或否定评价，“态度的表达并不像通常认为的那样，单单是个人的事情———作者‘评价’世界———其实质会涉及他人。作者之所以要表达观点，是因为他想读者作出反应或表示认同”(Martin2000:143)。在本研究中，由于期望视野不同，不同时代的观众对运动员感言的要求也不同。获奖感言的目标观众和报纸读者事实上就是感言的潜在构成者，所以感言只有符合目标观众和读者的期望视野，才有可能成功地实现感染功能。在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思想潮流的碰撞影响下，目标观众和读者期望获奖感言给自己带来的是自身价值观的体现，表现在上世纪50、60年代是对政治的忠诚，表现在80、90年代之后是对自我的认同，进入21世纪后，自我认同扩大到对族群的认同。因此，运动员感言中涉及的国家认同语义演变，实际上体现出国民对国家认同理解的变迁。在全球化带来多元化、个人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挑战性思潮的大背景下，强调政治忠诚的国家认同是有必要的。“现代意义上的政治忠诚是以理性为基础的对真理的忠诚、对民主的忠诚、对宪法的忠诚、对国家的忠诚。这样，政治忠诚实际上就是国民对国家的一项义务，也是国民对国家的一种积极的道德情感。”(左高山2010:106)同时，话语意义历史模态理论也让我们看到，全球化过程中面对挑战性思潮时发展国家认同语义的机遇:多元化的个体发生丰富我们开放的语境;话语发生中的个人主义促使我们形成包容性的语境;种系发生范畴里的历史虚无主义促使我们形成对待历史的理性态度。综上所述，我们可以从种系发生、个体发生和话语发生3个方面重构运动员获奖感言中的国家认同。(1)个体发生:我国体育属于集约化大管理体系的产品，运动员的成长几乎完全由国家包办，获奖后感谢国家是应该的，虽然不用生硬地说“感谢党、感谢国家”，但是可以模仿美国人的“上帝保佑美国”，我们何妨不尝试“天佑中华”之类富有感情色彩的词;(2)种系发生:感谢集体和家人照样体现爱国主义，这是一种自然情感上的国家认同;(3)话语发生:在集体主义中适当鼓励个人主义的表达是全球化背景下保护国家认同积极性的中心。
5结束语
在以德立达语言哲学为基础的话语发生层次上，笔者用评价理论分析不同年代运动员的获奖感言，结果发现不同年代的话语里判断和情感实施的目标不同，标志着国家认同语义从政治认同到自我认同的变化;在以拉康社会主体理论为基础的个体发生层次上，笔者用量化统计方式分析感言语篇的参与者，发现被感谢对象的出现频率随着年代的不同不断变化，表达对国家认同的从50、60年代的幻想建构到80、90年代的客体化象征域，再到2000年后的充满欲望的现实域的理解变迁;在以福柯历史文化的话语构造理论为基础的种系发生层次上，笔者简单地回顾了中华民族的政治文化发展史，即可清晰地发现获奖感言里历史语境对国家认同语义变迁的影响。本研究认为，我国的当代国家认同经历了从政治认同到集体认同再到个人认同与集体认同相结合的巨大变化。在目前全球化背景中，国家认同可以从种系发生(超国家意识与中华民族特有的凝聚力相结合)、个体发生(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相结合)和话语发生(个人主义与政治统一相结合)等要素中获得重构，这将是一种全球化时代开放、包容和理性的国家认同。同时，本研究有力地证明了Halliday和Mat-thiessen创建的“话语意义历史模态”是一个解读和诠释功能强大的语篇分析理论。
作者：杨敏 单位：中国人民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