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西方发达资本主义世界闪耀出社会主义复兴的曙光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主义革命最先出现在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体中，并以一种世界革命的联合斗争形式实现颠覆旧制度的全面展现。新旧社会制度的更替以一种大范围革命的形式得以呈现。然而，历史的偶然性使得社会主义制度最先在帝国主义薄弱的环节取得了突破，在经济社会发展相对落后的东欧和东亚地区最先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社会主义政权，并且迎来了二战后的社会主义事业大发展。然而，这丝毫没有动摇历史必然性的作用发挥，战后一度蓬勃发展的社会主义最终还是在冷战中不敌资本主义强大对手的遏制和打压而遭遇重大挫折。人们常说，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事物发展变化还是依靠内因起主要作用。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更替绝不会是在外部革命输入的情况下推动完成的事业，而必将是由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这对根本矛盾所推动的来自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危机所引发的社会变革力量，通过阶级斗争的形式完成最终的社会形态转变的历史演进。因此，在后金融危机时代，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发展和新变化都极有可能透露出社会主义发展的新曙光。历史的发展也确实印证了这一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作为一次系统性的危机，也是自1929年以来最严重、最深刻和最全面的危机，重创了处于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展运行模式，使其在面对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特别是新兴经济体的快速发展带来的冲击时，难以再全面主导其一手构建起来的世界体系，整个世界格局呈现出大变革、大调整的趋势。在后金融危机时代，西方世界爆发了两大最能反映社会主义复兴迹象的事件：一是在民众个体层面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二是在族群地区层面的“苏格兰独立公投”。起源于美国纽约的“占领华尔街运动”绝不是如西方评论界就事论事戏谑调侃时所说的，仅仅是一场示威“嘉年华”。这一被沃勒斯坦认为是“1968年起义以来在美国发生的最重要的政治事件”，展现的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面危机。尽管这次运动依旧在资本主义体制稳定可承受范围内运行，但却是阶级社会中颠覆旧制度时才有的阶级斗争的一种表现。西方发达资本主义世界中的社会主义运动，虽然在夺取国家政权的核心斗争中处于偃旗息鼓的状态，但在社会抗议运动层面依然活跃。应该说，西方民众对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抗争从未停止过，只是在斗争层次上有所下放。为此，我们不能因为斗争的烈度降低而轻视运动的能量，也不应该因为运动囿于资本主义体制而否定其积极的革命意义。尽管很多时候资产阶级统治者总能使看似革命的社会运动化解为修正主义式的体制内抗议，但是阶级矛盾始终是其无法化解的问题。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阶级斗争长期客观存在，并且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呈现出持续激化的发展趋势。尽管本次“占领华尔街运动”所带有的斗争盲目性和运动短期性特点，也暴露出“无领导核心、无斗争重心、无组织关心”的问题，但这恰恰是西方资本主义世界黑暗中的闪光，指引社会主义革命继续努力前行的方向。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世界史本身，除了通过提出新问题来解答和处理老问题以外，没有别的方法。”[1]只要资本主义世界的危机仍在继续，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发展问题总会得到解决。英国，世界上最老牌的资本主义强国之一、工业革命的发源地、曾经殖民全球多地号称“日不落帝国”的海岛国家，如今虽不至于落寞，但也早已淡出国际政治聚光灯的视野。然而，惊心动魄的苏格兰独立公投再次将其推向了国际政治舞台的中心。尽管苏格兰独立危机的结果对英国而言还称得上是一种慰藉，但是其所显露出的分离信号，却值得让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为之恐慌。对于经济良好且资源丰富的苏格兰而言，谋求从英国独立只为了更好地在欧盟中实现联合。然而，对比欧洲巴尔干地区曾发生的类似事件———斯洛文尼亚脱离南斯拉夫，我们不难发现，这不仅仅是民族主义和狭隘地区利益支持下的分离主义运动，而是一种发达资本主义世界内部调整的一种新方式。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方式不同于欧盟的构建过程，这种分离式的再联合是以分裂旧的资本主义强国为前提的。也许在不久的将来这会成为推进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剧烈重组的发展“新常态”。民族分离主义的背后除去民族差异的因素外，就是经济利益的驱动。然而，考虑到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长期以来强调个体意识的传统，以及全球化进程推动下的民族意识淡化，区域内个体对于自身自由全面发展的追求成为了经济利益继续延伸的必然归宿。这一方面反映出西方发展持续低迷状况下，国家和民族认同的危机，另一方面也透露出无产阶级国际联合的可行性在进一步提升。鉴于当前和平和发展的时代主题，只要分离运动在法律和民主的旗帜下进行，就不会有蒙受战争惨烈代价的风险。只要分离运动指向民众未来的发展，也就不会有太多的民意障碍，同时还会增大独立的成功机率。可以说，西式民主的全民公投为公民追求更好的发展前景开启了一扇机会之窗，同时也为社会主义革命提供了一道便利之门。这似乎也进一步验证了德里克的猜测，即历史的断裂或许是实现一种更民主的联合的前提，以能超越早期认为只有借助霸权历史才能维系联合的幻想，但难就难在如何从这种断裂中创建新的联合[2]。因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危机加深而出现的分离危机加重可以被判定为德里克所说断裂的一种，而这种断裂则为社会主义革命的联合提供了新的机遇。
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世界维系阶级统治的“霸权”思想遭遇新挑战
西方发达资本主义世界是一个霸权体系，垄断与强权是其本质特征。早期的殖民地争夺战以及两次世界大战都是资本主义强国的杰作。二战后，新的霸权国美国针对苏联社会主义威胁所采取的一系列强硬的“外援”措施，除早期的马歇尔计划还带有些许人道主义救援色彩外，之后的各种共同安全法案以及第四点计划等等都带有较多的附加条件。这些所谓的援助与安全保障无不显露出极强的渗透意图，稳定战后美国主导下的西方世界霸权体系，从而确保冷战中对苏联社会主义阵营的整体优势。可以说，美国借助冷战成功运作了苏联社会主义“专制极权”对资本主义“自由世界”构成挑战这一“危机”。在成功抹黑社会主义的同时，借助外援以及由其主导的区域性组织，向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进行渗透，实现美国权力的海外存在，间接影响了受援国和区域政治。正如麦克尔•哈特和安东尼奥•奈格里在《帝国》一书中所说，“帝国权力关系所要阐释的基本目标是系统的生产力量，这个系统就是新生的生态政治、经济和制度系统。帝国秩序得以形成的基础不仅在于帝国进行积累和全球扩张的力量，也在于帝国向纵深发展、获得重生、把自身涨满世界社会的生态政治空间的能力”[3]。在国际舞台上，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借助霸权体系对本国以外的人民进行剥削。然而，在国内生活中，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存在针对普通民众的“霸权”控制。这种霸权掌握在作为统治阶级的大资产阶级手中，其借助各种社会管理手段和文化教育宣传，持续地对普通民众进行全方位的高强度“软压榨”。所谓“软”就是以非强制性的诱导方式对其思想和行为进行严密的管控，其目的依就在于稳定阶级统治，持续获取剩余价值。具体而言，在政治方面，两党制或多党制所提供的代议制民主，实际上并没有为民众提供一个政治意愿表达的畅通途径。在多项旨在保护选举公平公正的法案护航下，铺天盖地的西式选举将民主的形式做得很到位，似乎一张小小的选票就成为通天的豌豆种子。然而，实质上包含多种信息且华丽的选票终究是集中流转在大资产阶级权贵的手中承载虚假承诺的空头支票，仅在竞选期间发挥其所谓的民主价值。民意只有在选举年才会被收集、被倾听、被回应，并且只能承载于选票之上，随后在选票统计中被化为枯燥而信息单一的选举数字，再之后就什么也不是了。政党形式上的竞争与对立，政府现实中的更迭与交替，犹如在洛克菲勒中心穿行的各界社会精英在大资产阶级的旋转门中进进出出。在经济方面，工业资产阶级和金融资产阶级在默契的配合下，牢牢地捆缚了资本主义社会中普通民众的经济行为。资本主义社会生活充斥着金钱所能提供的多种便利，工业资产阶级倡导的“消费至上、及时行乐”的广告宣传无时无刻地不在激发民众占有、享受的欲望，当民众在欲望的支配下准备迈步的时候，金融资产阶级丰富的信贷产品“天梯”就铺设到了他们的面前。在文化方面，民众一方面被欲望诱导分化迷失理想，另一方面又在现实压力下失去了未来希望。堕落与放纵、麻痹与解脱成为了后现代主义文化的一个主旋律。特别值得一提的就是伴随信息技术的发展，社交网络融入了民众的的生活。网络信息技术应用成为了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软压榨”的新工具。通过对用户所产生的海量信息的监控与分析，掌握民众的心理和行为习惯及变化趋向，进而对其进行更为隐蔽但更加有效的影响和管控。然而，无论是存在于何种层次的霸权思想都是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严重威胁。这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必然会引发更为激烈的阶级斗争。显然，被曝光的“棱镜”项目与苹果手机“后门”事件已然显露了冰山一角，但是Facebook与Twitter之类的网站或客户端仍在不断扩张地运行着。
三、社会主义中国在资本主义旧世界中稳步独立自主前行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区域性乃至世界性的大国，其对于区域和世界发展的影响一直举足轻重。虽然苏东剧变后，相对于资本主义世界日渐多样且密切的各种联合，社会主义国家在发展现阶段更多地在坚持独立自主，但是伴随资本主义世界周期性的危机和以中国为代表的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社会主义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却在不断增强。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的这种独立自主绝非违背社会主义运动的国际主义原则的自我封闭式发展，更不是片面强调民族主义的狭隘的自保式生存观，而是在20世纪帝国主义争霸和意识形态大量输出背景下演化而来的，是恪守马克思主义路线的自主式发展原则在现实中的伟大实践。这其中最为典型的代表就是成为了社会主义事业再度复兴的中流砥柱的社会主义新中国。俄罗斯莫斯科大学教授多博林科夫在第三届世界社会主义论坛上指出，21世纪的社会主义将不同于20世纪的社会主义，大量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将在这个新世纪里出现。21世纪的中国坚持开放，深化改革，在道路、理论、制度三方面不断提升“自信”，进而形成道路、理论、制度三方面的“独立”，从而有效推进社会主义事业各项改革与发展。可以说，“自信”是“独立”的基础，而“独立”又成为了发展的一种保障。21世纪的中国尽管丧失了社会主义阵营的支撑，但是以自身的改革开放姿态和大国形象成功融入到世界发展进程之中，并对其发挥深远影响。中国经济实力在全球经济低迷的逆境中，迅速逼近并有望在短时间内赶超世界头号经济强国美国。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发展贡献率稳居全球之首。可以说，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好坏直接关乎世界经济发展的前途命运。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国就以负责任大国的身份持续影响世界的发展，成为全球媒体关注的焦点；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更是以空前的持续稳定高速发展，牢牢地吸引着世界的目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致力于为本国人民乃至世界各国提供一条区别以往的更好的生活方式和发展路径的新选择。因此，无论我们是否引起外部世界的关注，也无论外部世界对我们发出怎样的声音，我们始终在新中国的建设实践中，以一个大国的负责任态度，秉承独立自主的精神在神州大地上进行着大胆的探索。如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取得了斐然的成绩。在刚刚结束的APEC会议上，中国提出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和“丝绸之路经济带”更是进一步打造出东部沿海地区对外开放的“升级版”和西部延边地区西部大开发的“海外版”两大发展特色，展现出东西两翼均衡拓展的外联式发展新态势。然而，针对中国宣布将出资400亿美元成立丝路基金，西方舆论将之称为“中国版马歇尔计划”①，总会流露出一种警惕和一丝敌意。2014年7月，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通向自由经济之路》作者、匈牙利经济学家雅诺什•科尔奈在英国《金融时报》上发表《警惕近在眼前的危险》一文，重提乔治•凯南1946年的“遏制”理论。他在文中指出：“眼下正是再次宣告这一理论的时候。现在不是共产主义理论、斯大林扩张主义在蔓延，而是民族主义的理论在扩散、后共产主义专制和独裁政权在扩张，这些都必须加以遏制。”②世界经济情况糟糕的情况下，国际形势也会更加复杂多变。乌克兰危机爆发后，“冷战”再次浮现在西方舆论汪洋之上，而科尔奈的“遏制”论无疑是在此基础上针对社会主义中国的一种冷战思维延续。在独立自主的原则下发展的中国并不是一个封闭僵化的中国。社会主义新中国从来都没有主动封闭过自己，即使在“两个拳头打人”的最艰难时期，中国也同第三世界国家站在一起广泛地相互交流。社会主义新中国在冷战中看透了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国强必霸”的发展陷阱，始终坚持“不称霸、不结盟”的外交理念。在处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社会制度间对立的问题上，新中国采取了与苏联不同的方式，强调了其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联系的必要性。既看到了对立，也看到了统一，坚持了原则性与灵活性的辩证关系。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事实证明，中国能够在资本主义旧世界的丛林中独立自主地昂然前行，并且正在试图改变这个旧世界，塑造一个新世界。
四、结语
中国的社会主义旗帜，历经世界地缘政治版图动荡冲击而屹然不倒，历经欧风美雨日韩风潮浸染反更现鲜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在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具有强大的示范效应，同时也会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世界的民众产生吸引。尽管目前我们的主要任务依旧是通过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和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并有效地应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对我们的敌对性渗透，从而确保我们改革和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但是我们还是要把握后金融危机时代的良好时机，采取有针对性的反向渗透措施，面向西方发达资本主义世界，积极宣传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的对外传播，力争在西方社会形成一种“以发展促了解，以认知促革命”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良性循环。毕竟，对于尚处于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低谷期的现实社会主义国家而言，面对如此难得的机遇，抓住了就是机遇，抓不住就是挑战！
作者：赵博艺 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