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距离周恩来总理访问非洲10国并提出中国对外援助八项原则已经过去了50年。在这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中非双方不仅各自取得了瞩目的发展成绩，而且通过紧密合作在国际重大问题上发挥了积极而重要的作用。站在历史的新起点，中非合作面临难得的机遇和挑战。
在新的机遇和挑战面前，中非双方应该继承传统，勇于创新，推动双方合作的转型升级，支撑可持续发展的共同目标。
后危机时期，发展中国家面临更大挑战。2009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仍未过去，其影响还在发酵。与前一阶段发达经济体虚拟经济受创相比，当前和未来的后危机时期，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挑战更为突出。2013年美国量化宽松政策（QE）退出的消息一经发布就引起了资金从发展中国家快速流出。中国经济发展速度下降，外贸出口增长乏力。非洲作为全球发展中国家最为集中的大陆，自身经济独立发展的支撑力较弱，易受外部国际环境的影响。在发达经济体消费市场尚未复苏，且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大力吸引制造业回流的竞争下，发展中国家面临更大挑战，更需要探索新的经济发展模式。
产业在转移，中非合作需要继承和创新。全球产业转移进程始终在推进。外资制造业在中国充分发挥大规模低成本劳动力资源优势获得长达二三十年的发展后，也逐渐面临新的竞争环境。中国本土的制造业通过市场竞争获得较大发展。过去50年，中非合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双方在传统的合作领域和模式下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随着中国企业加大“走出去”的力度，非洲必将成为吸引中国企业的热土。中非双方需要继承历史财富，结合当前形势，积极探索包括多种形式的对非援助、境外经贸合作区和人文科技合作等领域的创新。
经济在变革，传统合作领域需要新发展。十八届三中全会掀开了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大幕，中国经济发展面临重要变革。非洲也需要应对茉莉花革命带来的冲击，正视非洲国家间贫富差距日趋扩大的问题，处理好西方国家对非更大关注和支持的新局面。在西方国家市场购买力短期难以快速恢复、全球大宗商品未来价格支撑不明显的情况下，中非合作需要适时调整渠道和目标市场，把握时机快速转型。
需求在转变，合作产业模式需要快升级。中非产业间的合作需要依内外部形势变化而合理应对。以资源型产业为例，传统的原材料开发和直接出口的模式可能需要积极升级，以应对国际市场初级产品需求下降的影响。中非传统的基础设施合作主要以房屋建筑、交通运输等为主。为满足非洲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居民日益增强的需求，满足工业生产和居民消费的中非合作需要尽快升级。
积极落实承诺，扩大双方合作深度与广度。继续发挥中非论坛的平台作用，落实中国政府对非承诺，努力扩大双方合作的深度和广度。既要突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要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在非洲高速铁路、高速公路、区域航空等网络建设上提供更大的金融、人员和技术支持；积极通过政府引导、企业自主决策的方式，推进中非产业、金融、减贫、生态环保、人文交流、和平安全等六大合作工程。通过积极协调，在非洲区域内互联互通规划、标准确定等方面利用中方经验，提高资金使用的效率，为非洲经济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结合各国特点，有针对性地探索合作创新。充分考虑非洲国家在要素禀赋、经济发展阶段、人文社会环境等方面的差异性，有针对性地与非洲国家实施具体合作。在保护企业知识产权的同时鼓励企业加大与非洲国家技术合作的深度。对于资源型国家，促进当地原料加工冶炼能力的提升，增加贸易出口的商品附加值，提升工业整体发展水平；对于农业大国，增加农作物或林牧渔业生产的技术含量，在双方自愿基础上签订长期农产品供销协定，鼓励中国农产品加工企业赴非投资，实现互利共赢；对于消费需求增长潜力较大的国家，通过投资和贸易满足其消费升级的需求。
面向发展未来，探索推进中非自贸区建设。既要在多边环境下加强与非洲国家在包括世界贸易组织在内的国际经贸协定谈判中立场的协调力度，又要关注欧盟与非洲商谈自贸区协议的进展，积极响应非洲需求，推进中非自贸区建设。鉴于非洲国家意愿存在差异，缺乏与欧盟具备相近功能的统一对外谈判能力，在推进中非自贸区时可以选择条件最为成熟的部分国家开展试点，成功后再逐步扩大国别涵盖范围。涉及内容也可由中非双方共同商讨确定，分阶段逐步推进，在实现整体目标的同时也可有效避免因对自贸区不熟悉而造成的负面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