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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性新兴产业持续创新能力的影响因素分析

 【摘要】 战略性新兴产业作为尚处于幼稚期的产业需要政府扶持,但不能完全依赖于政府扶持,也不能延续传统产业生命周期不长的发展轨迹,它需要从发展初期就着眼未来去培养自身良性运行体系,建立符合产业发展规律的持续创新能力。从产业生命周期理论入手,探索战略性新兴产业在技术研发期、技术突破期、技术生产期与技术商业期的持续创新能力影响因素,为后期构建理论模型奠定基础。 
  【关键词】 战略性新兴产业 持续创新能力 影响因素 
  战略性新兴产业持续创新能力是指国家产业规划确定的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创新性技术为供给,以市场变化为需求,运用产业系统内外诸多元素参与者的组织集成,不断对各种生产要素进行优势集成,以获取持续产生经济效益的能力集成的产业综合创新系统。它的产生除了源于国家战略方针的确定外,主要源于“技术实现经济质转化”的“连续产业革命”,而后者是产生的决定性因素。受熊彼特“创造性破坏”模型的启发,1966年Vernon最先提出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70年代美国哈佛大学的Abernathy和麻省理工学院Utterback提出了技术创新动态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A—U模型”,80年代Gort和Klepper提出了的“G-K产业生命周期理论”,到现在Perez提出的爆发、狂热、协同和成熟四个阶段的技术变革周期。虽然该产业当前尚处于发展的初期阶段,但它将经过以新兴技术为核心的产业生命周期演进过程,在新技术得到标准化确定后,就会进行规模化量产,并且在不断涌现的各种商业模式推动作用下,会迅速占领行业市场份额,获取行业利润。归根结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就是持续创新能力不断释放的过程,是新兴技术产业化不断演进的过程。因此,从新兴技术产业化演进角度分析战略性新兴产业持续创新能力的影响因素是符合产业发展逻辑的。 
  一、技术研发期影响因素 
  1、基础研究能力 
  基础研究是产业技术创新的关键因素和首要任务。Bush早在1945年就提出基础研究是技术创新的根本驱动力,是应用研究的先导者和催化剂。研发投入与技术创新应是正比例关系,但我国却存在一个悖论,即快速增长的研发投入并没有带来产业核心技术创新能力的同步增长。这无疑是两者不协调、不匹配的矛盾表现结果。要改变这一悖论,就是要形成以市场需求作为基础研究目标的指引,以企业为主体带动高校与科研院所共同参与的研究主体,以国家资助服务于重要基础研究领域的运行机制。改变目前我国以高校、科研院所为基础的研究主体地位,改变研究成果与市场需求脱离、研究投入无法有效服务于产业技术的现象。 
  2、产业基础能力 
  战略性新兴产业必须建立在原有坚实的产业基础之上。例如我国新一代信息技术中下的集成电路产业诞生于六十年代,经过了四个阶段的发展。第一阶段在1965年—1978年,初步建立集成电路工业基础及相关设备、仪器、材料的配套条件;第二阶段在1978年—1990年,主要引进美国二手设备解决了彩电集成电路的国产化问题;第三阶段在1990年—2000年,以908、909工程为重点,重点是进行科技攻关和开发基地建设;第四阶段在2000年后,我国IC产业增速始终保持高于全球集成电路产业增速约10个百分点,这段时期是我国集成电路最好最快的发展时期。虽然受全球金融风暴影响,2008年开始产值有所下降,目前我国已经形成以中芯国际为代表的一批集成电路企业。因而,战略性新兴产业在进行技术研发的初期需要找准产业发展方向,寻找有良好基础的产业进行技术攻尖。 
  3、政策创新能力 
  战略性新兴产业尚处于产业发展的幼稚期,即使未来有广阔发展空间,在现阶段尚需相关政策大力扶持。资本市场、财政政策、人才培育、服务平台、风险防范等产业政策创新将贯穿于整个产业发展演化周期,但是这些政策不是一层不变,应随着产业周期变化不断调整。吕铁、贺俊(2013)指出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与技术范式之间存在错配的现象,而未来产业政策应向产业结构政策向提升产业能力转变,产业科技政策应从向形成系统转变,产业组织政策应向培育生态转变,区域政策向完善环境转变,开放政策向整合资源转变。因此,对战略性新兴产业而言,政策扶持能力不是推动产业发展的有力因素,取而代之的应该是政策创新能力。 
  二、技术突破期影响因素 
  1、技术创新能力 
  产业技术战略一般分为追赶型与创新型。改革开放的前三十年我国一直采取的是引进、吸收、校仿、再创新的追赶型战略,弥补了我国产业基础薄弱的突出问题,基本满足了人民生活需要,也缩短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这是基于我国国情一段不可跨越的产业发展历史。当前我国产业技术发展现状发生了改变,一是原有技术追赶型战略弊端凸显,如政府主导地位的错配、企业应担任主导地位的不足、追赶型战略不再适宜前沿技术发展等问题都表现出来,二是一些技术产业接近或处于全球创新前沿,如信息通信技术产业、生物燃料、基因技术、新能源、电动汽车、高铁技术、关键材料与电子商务等。这是从萌芽向成长加速发展的新态势,也意味着我国技术产业发展正进入创新型发展阶段。因而,随着我国2020年要建成创新型国家目标逼进及我国现有产业技术发展基础,战略性新兴产业实施创新型产业技术发展路径显得尤为重要。 
  2、技术标准化能力 
  技术标准是产业发展的风向标,是企业进行生产的技术依据。战略性新兴产业在取得技术突破后也需要技术运用、保护、管理的法律法规做支撑。2012年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工信部下达了2515项标准制定与修订,其中260项属于重点突破性目标。产业标准化政策也应随着技术演化周期相应突出重点,在技术创造阶段应对战略性新兴产业核心技术、重点领域或空白环节试行加快审批制度;在技术运用阶段应采取强制许可制度;在技术标准化阶段应增加反垄断制度及拓展国际审查共享制度等。 
  3、企业家创新能力 
  在产业演化的不同阶段,企业家随着战略要素的不同其成长性表现出各自不同差异,但总的来说企业家是生产组织与资源调配的行动主体,是产业技术成长与地理集聚的推动力量。无论是回归式产业转移、产业结构升级,还是引领未来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都离不开具有创新能力的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的创新能力通过推动生产前沿边界的外移成为提升我国产业技术效率的主导力量,且该效应在市场竞争较充分的行业会得到强化。因而,企业家创新行为不仅引发示范与竞争的外部效应,激励产业持续创新,而且通过创建产业链与产业网络体系,重新配置要素资源,推动产业技术逐一向后阶段层层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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