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剖析郑燮糊涂观的哲学意义

郑燮,字克柔,号板桥,生于清康熙32年(1693),卒于清乾隆30年(1765),终年73岁。先世居苏州,明初迁居兴化。曾祖新万,字长卿,庠生。祖湜,字清之,儒官。父之本,字立庵,号梦阳,廪生。生母汪氏,继母郝氏。郑燮自称为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曾做七品县官。他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和艺术家,以“诗书画三绝”名世。在郑燮的画作中,竹所占的比重相当大,其画竹的成就也相当高。《清代学者像传》评:“(郑燮)画竹神似坡公,多不乱,少不疏,脱尽时习,秀劲绝伦。”[1]郑燮一生喜竹爱竹,痴竹迷竹,指竹做诗,写竹入画,咏竹言志,画竹传情,并以“糊涂”观映射其人生的哲学理念。

一、郑燮的糊涂观是一种德福统一观

郑燮糊涂观的哲学价值在于揭示了德福统一的问题。郑燮一生画竹,且特别喜欢画“瘦竹”。瘦己肥人,这是郑燮瘦竹所内含的深层底蕴。同时,郑燮认为,瘦竹自有福之所妙。他曾在画中这样写道:“一节复一节,千枝攒万叶;我自不开花,免撩蜂与蝶。”[1]224“自不开花”不能显露──“亏”了一点,但他可以免撩蜂蝶。郑燮肯“吃亏”的精神在他的言行中也有充分的体现。如,相传他的叔叔因一宅墙要与邻居打官司时找他帮忙,他却说“让他一墙又何妨”。叔父听了他的劝告,也觉得即使赢了官司也会伤害邻里感情,便放弃了告状的念头。

再如,郑燮为官十二年,而在离职时,只有三条毛驴,一是他自己乘坐,二是驮他的书籍、阮琴,另是他仆人乘的。可谓“两袖清风”、“一官归去来”。嫁女时竟无钱置办妆奁──“官罢囊空两袖寒,聊凭卖画佐朝餐。最惭吴隐奁钱薄,赠尔春风几笔兰。”[1]6──他吃的“亏”确实很大。但在郑燮看来,吃亏是好事,不是坏事。郑燮做知县时,就写过“吃亏是福”的条幅。事实也正是这样,郑燮弃官为民,虽然带走的是两袖清风,但留下的却是一身正气和百世英明。《郑燮像传》载:“郑燮……在任十二年,囹圄空者数次。以岁饥,为民请赈,忤大吏,遂乞病归。去官日百姓痛哭遮留,家家画像以祀。”[1]扉页后来虽然郑燮只以卖画为生,但是200多年来,他却一直深受人民群众喜爱,在国内外享有极高声誉和地位。可见,“吃亏”也是福,所以,人“糊涂”一点也好。有人对“糊涂”这样领悟说:“糊涂是一种大智,纵目可及三千里,才能忍得闲气小辱,才能食苦若饴,从中得到滋养;糊涂是一种大智,能容纳天地,才能不为利急,不为名躁,左右逢源,进退有据;糊涂是一种大智,是一种能勘破世事,也能勘破自己的大智。水自漂流云自闲,花自零落树自眠。

于狭窄处退一步,糊涂一事,得一人生宽境;遇崎岖时,让三分,糊涂一时,开一人生坦途。于是,糊涂成了人生的润滑剂,智者抽身来,抽身去,出世、入世,均通达无碍了。”[4]其实,肯“吃亏”也是做人的一种品质,或者说也是一种道德。有了这种道德,未必就会削解人的某种福分。有人曾在网上这样留言:“不要悔恨过去,既是创伤也是财富;不要钟情名利,既是鲜花也是枷锁;不要感伤多变,既是风雨也有彩虹;不要埋怨人生,既有花开也有花落。”[2]可见,任何事件都要辩证地来领悟。多年前,木匠詹姆斯•马歇尔在亚美利加河发现了黄金。此事引发了旷日持久的“淘金热”。加利福尼亚挤满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小港口“耶尔瓦布埃纳”变成了“旧金山”。成千上万的人跑到这里来圆发财梦。但有些人发财了,有些人却抛尸荒野。一批批的商人来到旧金山,向淘金者出售食物、工具和衣服,最后赚的钱比冒生命危险在河里寻宝并且自相残杀的淘金者还多。

那是个冒险家的时代。很多淘金者在记述亲身经历时所展现的都是一个充满野心家的残酷时代———在那个时代,充斥着背叛者、形形色色的罪犯和图谋不轨的好邪之徒。但是,很多人最后却发现,虽然找到了黄金,发了财,幸福并没有跟随而至。[3]“淘金热”的事实表明,金钱与幸福并不是正比例关系。所以,吃点亏未必就是坏事,有时甚而是极大好事。康德在实践理性的批判中曾经说过,伦理生活的最高境界是至善,而至善本身就包含着幸福,但人为了得享幸福,必须首先使自己配享幸福,配享幸福的唯一条件就是道德。为什么配享幸福的唯一条件就是道德呢?他认为,人的本性中包含着三种向善的原初禀赋:第一种是与生命相联系的动物性禀赋,康德称之为机械性的自爱,包括自保、性本性、社会本能等;第二种是与理性相联系的人性禀赋,康德称之为比较性的自爱,即在他人的比较中来判定自己是否幸福,追求平等,并谋求比他人优越;第三种则是与责任相联系的人格性禀赋,康德称之为敬重道德法则方面的敏感性。

它把道德法则当作自身充足的动机,是一种道德情感。[4]从康德这一段分析我们不难看出,有德和幸福并不是对立的。特别是第三种禀赋,完全把人的幸福追求与“敬重道德法则”统一起来了。郑燮虽然没有明确提出这一概念,但其言行深处反映了这一道理──“德”与“福”是辩证统一的,“德”是“福”之基,福是德之果,只要有德,吃点亏又有何妨。

二、郑燮的糊涂观也是一种义利统一观

郑燮糊涂观的哲学价值也在于揭示了义利统一的问题。郑燮处处以利于人。如,有一次夜里出去访问百姓,听到有间茅草屋里传出阵阵读书声。原来是一个叫韩梦周的贫困青年在苦读。郑燮就拿出自己的银子资助他,使他能去参加科举考试,最后韩梦周中了进士。再如,郑燮因为失去了自己的独子,故而经常寻访孤儿,然后倾力相助。县学里的孩子放学碰上雨天不能回家,他就让人给送饭,又想到孩子们走泥路容易坏鞋,就让人找些旧鞋送给他们。可见,郑燮是重义之人。当然,郑燮也要利。如随着郑燮声望的日益增大,索画者缠身难脱,郑燮索性在一幅画中题曰:“大幅六两,半幅四两、小幅二两,条幅对联一两。扇子斗方五钱,凡送礼物食物,总不如白银为妙,公之所送,未必弟之所好也。

送现银则心中喜乐,书画皆佳,礼物既属纠缠,赊欠尤为赖账。年老神倦,亦不能赔诸群子作无益语言也。”[1]255郑燮爽快地提出自己对市场的尺价,说明他并不排斥个人对合理正当利益的需求。但是郑燮又绝非贪利之人,在他身上体现了义利的统一。如他在附诗中所云:“画竹多于买竹钱,纸高六尺价三千,任渠话旧论交接,只当秋风过耳边。”[1]255再如,郑燮酷爱绘画艺术,用真情写画,不以贫寒以画谋利,作画决不“有求必应”,更不“求善价而沽之”。可见郑燮对于名利的淡视。实际上,利益本身所表现出来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既表现了一种物质的、经济的关系,也表现了思想的、政治的、伦理的关系。有关研究指出,人的需要与利益是有一定区别的,需要和利益的分别主要在两个方面,其中最重要的是,需要只反映出人对客观需求对象的直接欲求,而利益则具有社会关系的本质,体现了人对客观需求对象的更高层次的从理性上的关心、兴趣和认识。这种对客观需求对象的“更高层次的理性上的关心、兴趣和认识”包含着极其重要的“义”的因素,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说,“义”与“利”有着一定的同一性。这里最为重要的就是要有郑燮那样的义利观。客观地讲,每一个人都是既好利又好义的,我们应该两者兼顾。当然,两者并非并重、等同,而是以义为重,先义后利,以义制利,以义胜利。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要实现义与利的有机统一。处理好义与利的关系,关键就在于要有正确的人生观。

诚然,人生不可缺少必要的物质条件。我们不可否定人的获得必要的物质利益的要求,然而必须掌握一个“度”。一味地、过度地追求个人利益,有坏处,没好处。在郑燮看来,对个人利益要多一点糊涂。当然要糊涂也不容易,最关键的问题是要学会“知足”。人常说:“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小于欲得。”有的人对锦衣玉食、利益权位朝思暮想,垂涎三尺,一心要享尽人间的荣华富贵,真可谓“心比天高”。这种“不知足”的心态,不仅不会使他们幸福,反而会驱使他们陷于可笑的境地,一味追求个人的利益和享受对人生并没有最终的实在意义。不过,我们强调为官者知足并不是讲一切都要知足,而是仅指物质上的知足,对于精神来说要永不知足,只有做到精神上的不知足,才能保证物质上的知足。物质上的知足,就是要在保证不饥、不寒的基础上,不贪、不沾、恪守清贫。精神上的不知足,就是要追求自身的发展,追求对社会的贡献,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

三、郑燮的糊涂观还是一种修身观

郑燮糊涂观的哲学价值还在于揭示了修心与为民的统一问题。郑燮强调修心,其所修之心就是民心。他的重民精神深为世人所叹服。其“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1]7题竹诗,很鲜明地表达了他同百姓息息相通的思想感情。在遇到灾荒时,郑燮都具实呈报,力请救济百姓。他还责令富户轮流舍粥以供饥民糊口。

他还带头捐出自己的俸禄。他刻了一方图章已明志:“恨不得填满普天饥债。”他甚而“糊涂”到宁可得罪上司和乡绅,“扯碎状元袍,脱却乌纱帽”[1]220,也要救民于危难。在与百姓临别之际他画竹题诗表明心意:“乌纱掷去不为官,囊囊萧萧两袖寒,写取一枝清瘦竹,秋风江上作鱼杆。”[1]229一份贫寒,一番依别,情真意切,感人至深。康德认为人的精神包括三种向善向美的原初禀赋的可能性。不过他也认为人的精神还包含三种趋恶的自然倾向———第一种是人的心灵在遵循已被接受的准则方面的软弱无力,即人的本性脆弱,即使有心向善也没有坚强的意志去履行。第二种是把非道德的动机与道德的动机混杂起来,即不纯正,也就是说,虽然有心向善并且有足够的力量去实施,但却不仅仅把道德法则当作充足的、唯一的动机纳入准则,而是在多数情况下(也许在任何时候)还需要道德的准则,把出自道德法则的动机置于其他非道德的动机之后,因而也叫做心灵的颠倒。第三种则是心灵的恶劣,也就是有意的罪,其特征是人心的某种奸诈,在道德意念上自欺欺人,所以它也是康德最重视的趋恶倾向。从康德的论述我们不难看出,人有向善的禀赋,也有受“恶”的侵蚀的可能,所以人要避免“恶”,就要注重自我人格的心理修炼。郑燮修炼的成功之道,主要是借助于“竹”的品格进行自砺的。郑燮强调修心重在“求己”。他在《篱竹》中写道:“一片绿阴如洗,护竹何劳荆杞?仍将竹作芭篱,求人不如求己。”[1]245从这首题诗可以看出,人的修养、成就主要是靠自身努力的。郑燮受到人们的喜爱和尊重,不仅因为他高超的画竹艺术,更因为他在画“竹”中练就了更为坚强的品格。

在政治黑暗、社会恶化的岁月里。郑燮将其坚实的个人意志融入“竹”中,他在《竹石》中曰:“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韧,任尔东西南北风。”[1]244事实上,郑燮的竹诗竹画,无一不是他那刚直不阿、宁折不弯的人格的写照。在“千磨万击”之中,“咬定青山”,毫不动摇;于霜欺雪压之际,守常有节,“挺直又婆娑”。他借竹子生长的坚忍不拔表达了自己在困境中不为所动的高尚气节。从郑燮之“竹”,我们可以看到一种人格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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