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际大豆市场政策干预的普遍性
（1）对发达国家而言，不论是大豆净出口国还是净进口国，它们的政府基本都对大豆生产者提供正保护以支持国内大豆生产；（2）对发展中国家的大豆净出口国而言，它们的政府在大部分时间里向大豆生产者提供负保护，以大豆生产者的损失为代价向其它部门转移支付；（3）对发展中国家的大豆净进口国而言，政府为其生产者提供了正保护以鼓励其大豆生产（特别是韩国和东南亚地区）。其中，随着农业扩大对外开放进程的推进，中国对大豆生产者的支持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总体呈现下降趋势。另一方面，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拉丁美洲国家仍然对其面临进口竞争的大豆生产者提供负保护。
二、国际大豆保护政策的政治经济学解释
政治经济学将政策制定的政治市场概念化，均衡政策就是政策需求方（农民或农业集团）和供给方（政府）在政治市场上相互博弈的结果。（一）发达国家大豆保护政策的政治经济学解释就政治市场上的政策供给而言，首先，当一个经济处于较高的发展阶段时，农业对非农产业人口的相对减少使农业保护政策的供给成本下降，同时发达国家较强的财政实力使其具备向大豆生产转移支付的能力，大豆保护政策的供给能力提高。其次，在政策偏好方面，已经实现了工业化的发达国家，收入分配问题成了政府政策制定过程中关注的焦点。再次，由于政策改革具有政治敏感性，涉及利益重新分配，农业保护政策在发达国家具有一种棘轮效应，即一旦对大豆的保护确立便易于向上调整，难于向下调整，这也是发达国家大豆保护政策支持大豆生产具有持续性的重要原因。生产的技术变化、生产专业化以及规模经济程度不断提高等因素使其大豆生产水平持续发展，但政府的支持依然是刚性的，政策制定者在大豆保护政策的选择中具有现状偏好。就政治市场上的政策需求而言，发达国家具有很高的民主程度，在这种政治环境下大豆生产者或其利益集团能够更好地表达他们对保护政策的需求。特别地，由于发达国家农业人口的减少、农场规模的扩大以及农村教育、交通和通信水平的不断发展使大豆生产者集体行动的组织成本和搭便车行为大大减少，在民主程度较高的国家，政策工具容易受到来自特殊利益集团的政治压力的影响。发达国家农民的政策需求推动其政府加强了支持农业收入的立法，农业收入支持机制的完善使农民对保护的需求更多地表现为对外部冲击的反应，其中最重要的冲击来源是市场价格。（二）发展中国家大豆保护政策的政治经济学解释就政治市场上的政策供给而言，发展中国家政府政策更偏好于工业化目标的实现。首先，在几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认为工业化是经济增长核心因素的意识形态在决定农业初始政策中具有关键作用，这一被发展中国家普遍接受的信念对政府的目标函数产生了重要影响，它们更关注于工业化而忽视农民的利益，甚至采取歧视农业的政策以获取推动工业化发展的资源。而且由于支持工业化的政策存在棘轮效应，涉及利益重新分配的政策改革将难以展开，可见发展中国家对大豆生产者的歧视性政策也具有现状偏好。其次，发展中国家的政府财政实力较弱，相对较多的农业人口使实施农业保护政策的成本较高，而且以非农产业损失为代价的农业保护政策将影响工业化的进程。相反，由于政策制定者有激励选择集中利益和分散成本政策的事实，向较为分散的农业征税以补贴集中发展的工业是政府更为偏好的形式。就政治市场上的政策需求而言，首先，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化程度相对低于发达国家，交通运输和通信网络发展也相对落后，导致农业利益集团的形成面临着很高的组织成本和严重的搭便车问题，共同利益难以形成，小农利益表达不足。其次，少数受过良好教育和更懂得政治的工业人口集中居住在城市，他们组织起来对政府进行游说的成本要比农业低得多，所要面临的搭便车问题也比农业少得多。发展中国家的工业更容易组织起来表达他们的政策需求并向政府施加政治压力。于是，发展中国家工农业的政治实力差距是导致大豆生产者缺乏保护政策支持的关键因素。即使在当大豆生产者面临外部市场价格冲击时，他们也很难从关注工业化发展的政府那里争取到政策支持。
三、影响大豆保护政策政治经济因素的实证研究
（一）指标选择和数据来源检验大豆保护政策的价格反应使用的指标则是非扭曲的世界市场价格（lnPrice）。以上三个指标的数据均来自世界银行的“农业激励扭曲”数据库。民主化程度的指标使用政体数据库（PolityIV）中的民主指数（DEMOC），它是被最广泛接受的度量政治民主化的指标。民主指数表现为0~10之间的数值变化，数值越高表示民主化程度越高。（二）模型设定本文对19个国家1992—2009年的动态面板数据进行广义矩估计（GeneralizedMethodofMoments，GMM），衡量国际大豆保护政策形成过程中政府的发展目标、政策制定的现状偏好、世界市场价格和国家民主化程度的影响。动态面板数据模型设定如下：NRAit=α+β1RRAit+β2ln（PRICEit）+β3NRA（it-1）+β4DEMOCit+γi+εit（1）（三）实证结果分析本文采用差分GMM和系统GMM分别对模型（1）进行估计，二阶序列相关检验（AR（2））和过度识别检验（Sargantest）的结果表明两个回归方程都不存在二阶序列相关且工具变量也是有效的，因此模型的设定是合理的。但在有限样本情况下，差分GMM的估计系数相对于系统GMM而言存在下偏的情况。从动态面板数据的GMM估计结果看，政府目标、世界市场价格和政策制定的现状偏好对国际大豆保护政策的形成具有非常显著的影响，而且系数符号也是稳健的。但是，一国民主程度变化对大豆保护政策的影响确实不明确，从政治影响因素的视角看，大豆保护政策的形成更多的基于政府的偏好。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政府政策偏好的系数符号为正，表明一个国家对大豆生产者的支持随着它对农业发展的偏好增加而增加，更关注于收入分配目标的发达国家具有更高的农业支持偏好，它们的大豆名义保护率也普遍高于关注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2）世界市场价格系数符号为负，说明当世界市场价格下降时，大豆的国内政策支持会普遍提高；当世界市场价格上升时，大豆的名义保护率相应下降。这在很大程度上表明了国际大豆保护政策的反周期（Counter-Cyclical）性质。（3）大豆名义保护率滞后变量的系数符号为正，表明国际大豆保护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各国政府普遍存在现状偏好，即大豆保护政策的变化存在惯性，在长期内，提供正保护的国家基本维持着对大豆生产者的补贴，提供负保护的国家则大多数维持着对大豆生产者的征税。这种现状偏好很大程度上是由农业政策改革将涉及的利益重新分配所导致。
四、结论和启示
建立在公共选择范式基础上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为国际大豆保护政策的形成提供了并非唯一但更完整的解释。本文通过对包含了政治经济因素的动态面板数据模型进行GMM估计，发现影响国际大豆保护政策形成的主要政治经济因素包括政府目标、现状偏好和市场价格变化。虽然农业保护的政治经济学所关注的问题是为什么政府选择它们所实施的政策，但我们仍可以也有必要从本文的研究结论中得出一些关于中国大豆生产和贸易政策选择的建议。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大豆进口国，在大豆进口贸易中却常常受制于人，缺乏定价话语权，这和大豆主要出口国的刚性保护政策有关。对中国而言，在WTO框架下完善国内大豆生产支持体系，提高农民生产激励，振兴国内大豆产业才是长久之计。
作者：黄斌全 单位：厦门大学 经济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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