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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经济增长分析

1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说

1.1基于交易效率调节的分工和农村经济增长对中国而言,农民收入的增加依赖于农业劳动力的有效就业以及农业内部的分工深化[10],如果失去参与分工的自由,农民将会陷入制度性贫困[11].但分工局限于市场化程度[12],受到交易成本的限制[13],而扩大市场范围的关键是交易费用[14].农村市场规模难以扩大,主要是由于其空间上的分散经营决定了农业生产资料获取和农产品出售的交易成本较高,同时,农产品的低商品化率和小农规模经营特点决定农产品在不同产业之间进行要素配置的机会较少,农业利用市场机制的交易成本较高,容易陷入“分工抑制、增长受阻”的陷阱[15].1.2基于交易效率选择的农户创业和分工在欠发达国家经济发展中,农业的作用怎么强调也不会过分[16].美国农业发达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它的农业实现了专业化[17].农业分工达到一定量变之后,便会带来专业化经营[18].已有研究发现农村劳动力分工对农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9%,农村个体创业对农村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大也在40%以上[19].分工每深化1%,农户纯收入增加0.9964%且交易效率提高1.7332%[20].目前,中国农户创业多集中在农业领域,且形式多为规模化种养业、农产品加工以及社会化服务领域[21],其实质是横向的产品分工或纵向的劳动分工,实现了规模收益和分工收益,主要是因为这些环节的交易效率较高,交易效率的提高意味着交易费用的下降,农民能够获得更多的收益或者提高了承担创业失败风险的能力,农民有动力和能力去尝试新的创业领域,且越是专业化分工下,农民创业和交易效率越呈正相关[22].因此,交易效率的高低决定了农民创业的广度和深度.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如下研究假设.(H1)农户创业能够有效促进农村分工演进.(H2)农村交易效率会促进农村分工演进.(H3)农户创业能够促进农村经济增长.(H4)在农村经济增长中:(H4A)交易效率正向调节农户创业,促进农村经济增长.(H4B)交易效率正向调节农村分工,促进农村经济增长.

2研究方法、指标辨析与数据来源

2.1研究方法本文采用的数据是时间序列,其变量往往是非平稳的,变量间有可能出现伪回归现象.协整理论是处理非平稳时间序列的一个重要方法,本文将以此理论作为研究基础.首先根据Dickey和Fuller提出的残差序列相关的ADF单位根法检验变量的平稳性,对于非平稳的变量进行差分处理使之平稳;其次,若变量间是单整的,则利用Johansen提出的协整检验(JJ检验)来检验这些变量间的长期均衡关系;最后,得出协整检验的结果后,将进行方差分解,以分析变量之间关系的强度.2.2指标辨析和数据来源基于上述研究假设和研究方法,本研究用到的指标主要有:农民创业水平、分工水平、交易效率、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将1990-2011年作为样本区间,为消除价格因素和异方差的影响,涉及到的宏观变量指标均以1978年为基期物价指数进行调整,并对其取对数.1)农民创业水平(X1)根据国外已有的研究,一般用创业率来衡量区域的创业活跃程度.通常有两种方法:劳动力市场法和生态学研究法.生态学研究法忽略了企业的规模故应用较少,而劳动力市场法应用较多.因此本文采用劳动力市场法的TEA指标,其含义是每100名18~64岁的成年人中参与创业活动的人数.由于农民创业的形式多为在个体企业和私营企业中就业,所以本文选择《中国统计年鉴》中在私营企业和个体企业中的就业人员数作为分子,由于《中国统计年鉴》中没有18~64岁的乡村从业人员,故选择与其最为接近的15~64岁的乡村从业人员数作为分母.X1=(乡村私营企业数+乡村个体户)/15~64岁的乡村就业人员数(1)2)交易效率(X2)交易效率的高度取决于交易成本.文献[23]将交易成本分为外生交易成本与内生交易成本,前者主要来自制度、法律、产权等人为的因素,后者主要取决于技术、自然地理与基础设施等因素[23].考虑中国的实际情况和数据的可获得性,借鉴文献[24-25]关于农村交易效率的研究范式,本文将与农户创业相关的交易效率分为以下4个维度,并采用主成份分析方法从原来多个具有一定相关性的指标中提炼出一组较少且相互无关的指标代替原指标,具体见表1.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监测报告》、《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3)农村分工水平(X3)分工水平在统计上没有对应指标,其度量成为实证中的难点.根据文献[14]的研究,分工水平越高,则贸易类数额越大,因此本文用农村批发零售额增加值来间接反映分工水平.为避免物价影响,用农村人均真实批发零售额占同期农村GDP的比例来代表分工水平.4)农村经济发展(Y1,Y2)农村经济的发展主要体现在农业的增长和农户收入增加.采用DEA-malmquist非参数法对我国农业全要素增长率(Y1)进行测算[26],农户收入采用农村人均真实收入(Y2).

3实证检验结果与分析

3.1变量的平稳性检验利用Eviews6.0软件,采用ADF方法进行各变量的单位根检验,从表2的检验结果可知,总体上,原始变量都是非平稳的,但是各变量的一阶差分形式均是平稳形式,其中Δ(X1),Δ(X3×X1)在5%的水平上显著,其余变量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各变量都是一阶单整I(1)序列,因而可以检验这些变量间的协整关系.3.2协整检验由于本文的样本容量较小,而Johansen(JJ)检验具有良好的小样本性质,因此,本文采用JJ检验判断各变量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并进一步确定各相关变量间的符号关系.由表2的单位根检验结果得知多数变量均含有常数项和趋势项,相应的协整方程也应该包含常数项和趋势项,具体检验结果见表3~5.式(2)中,X1,X2的系数为正,表明创业和交易效率均正向促进分工演进,但是X1的系数远大于X2的系数,说明创业促进分工的效应强于交易效率,假说H1,H2均得到验证.结合式(3)和式(4)分析:式(3)、式(4)中X1的系数分别表明每百名农民中增加1人创业,能够带动农业全要素增长率增加0.07单位,带动农民人均实际收入增加5.83%,农户创业有效促进了农业和农民人均收入的增加,假说H3得到验证.X3×X1的系数均比较显著,说明分工对创业之于农村经济发展的调节作用显著,假说H4A得到验证;对比之下,X2×X1的系数很小,表明交易效率的调节效应甚微,假说H4B未得到支持.说明农户创业过程中的交易效率甚低,交易成本过高.可能的原因与交易指标的选择有关.2012年城乡收入比虽略有下降,但仍超过3.0.2011年底农村每万人拥有乡镇个数0.62个,城乡财政教育经费投入比约为1.6,农业贷款占金融贷款比重为6%,而农业在GDP的比重约为10.2%.农业生产的基础设施薄弱、农场土地、人力等生产要素供给不规范等都增加了农户创业的交易成本.3.3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Granger(1987)指出,如果变量之间是协整的,则至少存在一个方向上的Granger原因.序列X3与X1,X2之间,Y1与X1,X2,X3之间,Y2与X1,X2,X3之间存在协整关系,所以可进一步研究农户创业、劳动分工和农村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由表6可知,第一,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农户创业水平滞后3期是引起农村分工的单向Granger因,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交易效率滞后3期是引起农村分工的单向Granger因,但分工并没有促进交易效率的提升;第二,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农户创业滞后3期是引起农户增收的Granger因,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农户增收滞后3期是农户创业的Granger因;第三,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农户创业滞后2期是农业生产效率的Granger因,由此可以看出,农户创业水平的前期信息能够影响农村分工的演进,促进农户增收和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同时,农户收入的前期信息能够进一步促进农户创业.3.4方差分解JJ协整检验仅仅能说明这种变量之间的关系,但不能说明这种关系的强度.因此,本文利用前面确定的VAR模型进行方差分解,从而了解各方程信息对模型内生变量的重要性.三组变量的方差分解结果见表7.分解结果表明:农民创业对农业分工的贡献率从滞后4期开始稳定在11%,交易效率对分工的影响较小,滞后4期的影响仅有2%;创业对农村人均收入的影响在滞后3期后才有表现,但其后增加迅速,滞后6期时达到14%,最终稳定接近17%,分工与创业的联合作用更为显著,滞后3期已经达到15%,最后稳定在40%,创业与交易效率的联合作用仅有5%~10%;出乎意料的是,创业对农业全要素增长率的影响在滞后2期后到达53%,其后基本稳定在40%,分工和创业的联合作用,对农业全要素增长率的影响最终在20%左右,而交易效率对其影响很弱,且在不稳定状态中存在下降趋势.

4主要结论与政策启示

4.1主要研究结论农户创业之于农村经济发展的理论得到实证数据的支持.本文从分工理论入手,把分工作为经济增长的基点,研究农民创业对劳动分工、农村经济增长和农业发展的作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农民创业对劳动分工的正向促进作用显著,贡献率达到10%,交易效率对劳动分工呈正向相关,说明降低交易费用,提高交易效率有利于促进农村分工演进.农户创业对地区经济发展的贡献较大,对农村人均真实GDP的贡献率达到16%,对农业生产效率提高的贡献能达到40%,在此过程中,分工的调节效应显著强于交易效率的调节效应,正如文献[27]指出分工深化是农村经济内生增长之关键.从三个基本模型中都可以看出交易效率制约着农户创业以及农村经济的发展,进而说明鼓励农户创业的政策主张应聚焦在改善农村交易效率.4.2政策启示从研究结论上看,农民创业极大促进了农业产业分工和劳动分工,是中国农村经济内生转型的最佳选择.然而目前农村交易成本过高正制约着农户创业的健康发展.在交易效率的选择上,本文提出从以下4个方面改善农村交易效率:1)继续完善农村的社会保障制度.不仅解决创业者个人的社会保障问题,更重要是解决创业产业保险,雇佣工人的社会保障问题.因为农户创业领域主要集中在农业领域、雇佣劳动力年龄较大,农业的自然性风险没有农业保险来转移,超过60岁的人无法购买商业保险,所以农业自然灾害损失与雇佣工人的工伤事故只能计入经营成本中,这是目前很多农村创业者的隐痛.2)应从人力资本提升上进行农村教育、培训体系设计,既要满足农户创业的专业需求,更要考虑农村人力资源的长期培育.3)加强农业生产与农民生活的基础设施.新农村的建设确实对农民生活设施有一定改善.但生产性基础设施落后是制约中国农业现代化之路最为严重的瓶颈.4)建立公平公信的农村市场.创业行为的企业本质必然引领创业者走向市场的竞争秩序.规范的市场秩序能够增强农户创业投资的信心.对农户而言,最为急切的是需要公开、诚信经营,活跃农村资本市场、规范农村集体土地流转市场、建立流动性农村专业人才市场.

作者:高静 张应良 单位:西南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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