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致力革命实践的同时，恽代英笔耕不辍，留下了近300万字的著述，内容涵盖哲学、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各个领域，是研究我们党的思想理论、总结历史经验、资政育人的宝贵财富。郭沫若曾经回忆说：“代英的最活动的期间就是在大革命前后那几年”，“在大革命前后的青年学生们，凡是稍微有些进步思想的，不知道恽代英，没有受过他的影响的人，可以说没有”。[1]从目前所公开的恽代英著作数量来看，大革命时期是恽代英继五四运动之后思维活跃的又一个高峰，尤其突出表现在政治思想方面。
一、恽代英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革命性，较早注意到民族资产阶级革命的两面性
谁是革命的敌人，谁是革命的朋友？这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面临的最基本问题。党的二大初步提出了中国革命的动力是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也是革命的力量之一。党的三大确立了与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策略。党的四大则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农民同盟军的问题。党的四大之后，包括恽代英在内的一大批共产党人，如李大钊、瞿秋白、蔡和森、邓中夏、周恩来、毛泽东、张太雷等，都进一步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进行了深入探讨。恽代英在党的四大以前就对中国社会各阶级进行了初步分析。1924年4月，他在《中国革命的基本势力》一文中，明确指出革命的基本势力是农人、工人。智识阶级、商人阶级、俸给阶级、绅士阶级都不可以依靠，说到革命，只有农人与工人“还可以有希望”。[2]党的四大以后，恽代英对中国阶级问题的认识与思考逐步深入。他将中国社会各阶级分为八类：军阀官僚与绅商阶级，工业资本家与国货商人，俸给生活者，小商人，学生，农民、苦力与手工人，产业工人，兵匪、游民。对其革命性进行逐一分析后，认为革命势力的根基在工农身上，产业工人尤为重要，是“统一而重要的革命力量”[3]。从恽代英此时关于阶级的论述来看，由于他在党的五大以前并没有进入中国共产党的核心领导层，所从事又主要是思想理论宣传方面的工作，因此他对中国社会阶级问题的思考，除书籍材料外，主要来源于反对“国家主义派”理论主张的实际斗争，以及参与领导五卅运动等革命实践活动。这使得他相对侧重关注产业工人、学生、智识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等，从而能较早地认识到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革命的两面性。1925年4月4日，恽代英在《与李琯卿君论国家主义》中，将资产阶级分为“大商买办阶级”和“幼稚工业资本家”，“幼稚工业资本家”实质就是民族资产阶级，其“生之欲望”（即经济利益）“在与外国资本主义及其走狗（军阀与买办阶级）相勾结，以共同剥削中国的农工平民”。[4]如果可以通过别的途径满足其经济利益时，他们是不会参加国民革命的。1925年7月18日，恽代英在《答<醒狮周报>三十二期的质难》进一步明确论述：幼稚工业资本家与地主“在无产阶级革命势力强大时，都可以减少怕革命危险的心理，而参加国民革命。而且工业资本家与地主固然可以要求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相勾结，以共同剥削农工贫民，但在他们勾结不上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时候，他们会要革命；在他们可以打倒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而谋单独剥削农工平民的时候，他们亦会要求革命”[5]。这种对民族资产革命两面性的认识，将党的四大关于新兴的工业资产阶级“现在还在由买办官僚的资产阶级到民族的工业资产阶级之过程中，所以还不能参加民族革命运动”的论断向前推进了一大步，比1925年12月毛泽东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关于中产阶级革命两面性的分析还要早。此后，恽代英多次论述在民族革命和阶级革命这两种不同性质的革命面前，中国社会各阶级不同的革命性，将阶级分析进一步具体和深化。可以说，恽代英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经济地位及其革命性的分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二、恽代英坚持中国共产党在国共合作统一战线中的正确原则和立场，强调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和领导权
党的三大正式确立了与国民党进行国共合作的政策与方针，并采取了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特殊方式。那么，共产党员在统一战线中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发挥怎样的作用？这在当时中共领导层中就有不同意见。有的人把保持无产阶级的独立性与“党内合作”根本对立起来，反对“党内合作”；有的人把共产党摆在“在野党”的位置，限制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工作，对国民党右派的进攻妥协退让。恽代英坚决维护国共合作统一战线，他不仅亲自参加国共合作的大量实际工作，并且撰写了《国民党中的共产党问题》、《国民党左派与共产党》、《矫正国民党中最流行的误解》等文章，从理论上对国共合作统一战线进行了思考和探索，坚持中国共产党在国共合作统一战线中的正确原则和立场，特别强调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和领导权，提出了又合作又斗争的思想。恽代英明确指出：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是“为促成革命”，“眼前最大的急务，是尽力与国民党合作，而且扩大国民党的组织与势力于全中国民众”。但是，“不能笼统的承认国民党在国民革命运动中的地位”。只有当国民党成为“中国各阶级联合的民族革命的党”，代表了被压迫的社会各阶级包括贫苦农工的利益时，才能成为国民革命行动的中心。因此，共产党要“帮助国民党，督促国民党，早些完成国民革命的工作”。为此，“自然要有种种计划，用种种机会，影响一切比较进步的国民党员，帮助而且督促国民党员切实的做国民革命的工作”。“为了这些事议决种种议案，这是他们独立的党的活动”，“加入国民党而仍旧保持他们的独立活动，这是不足为奇的事情”。[6]更为重要的是，恽代英反复强调只有无产阶级才能领导国民革命取得胜利。他认为在国民革命过程中，各阶级的革命性并不一致。只有工业无产阶级是“最容易觉悟的革命势力”和“最富于革命性的阶级”。因此，在中国革命中，“幼稚的工业资产阶级，与摇动不定的小资产阶级，亦决不能为革命的领导者；只有无产阶级有力量领导中国的民族革命，丝毫不动摇的与帝国主义作彻底的战斗”。[7]共产党是代表贫苦工农利益的党，“共产党不只是讲国民革命的，亦不只是为了要农工帮助国民革命所以才帮助农工，他硬是要为农工自己的利益，彻底解决土地农有，工厂由工人管理的问题”。[8]共产党加入、改造国民党，最终是要“借此联合一般真诚热心于民主的人向恶势力奋斗，因以握取政权，为无产阶级专政树立确实根基”。[9]恽代英将国共合作统一战线与保持无产阶级的独立性和争取领导权有机结合，提出了与资产阶级又合作又斗争的策略思想。他指出，国民革命是各阶级联合的革命。但阶级还是存在，仍然有阶级斗争。“被压迫者越能阶级斗争，越易养成国民革命的觉悟与力量，而且能防止上层阶级的妥协性。阶级斗争越厉害，国民革命的空气越浓厚”，所以“阶级斗争并不是破坏国民革命，实所以促成国民革命”。“阶级斗争愈剧烈，则国民革命愈易成功。”[10]因此。我们“尤其要注重无产阶级自己利益的争斗”[11]，但这种阶级斗争不能“妨害各阶级的联合战线”[12]，“决不可抛弃各阶级合作之政策”[13]。“我们与他们革命的一方面合作，与他们反革命的一方面反对，这是并行不悖的。”[14]恽代英对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深入思考与精辟分析，厘清了当时党内存在的一些错误思想，为巩固和发展第一次国共合作，为我党早期统一战线理论的探索和形成作出了积极贡献。
三、恽代英认为革命党必须是政党，注重政党自身建设，强调党的两个要素是主义和纪律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资产阶级政治家和思想家长期将“政党”与“革命党”予以严格区分，认为只有像西方那种在共和政体或君主立宪政体条件下活动于议会的党才可称为政党，以秘密形式、非和平手段颠覆政府的组织是革命党，不算政党。正是在这种认识下，才会出现章太炎在辛亥革命后提出“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口号，才会有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后将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在讨袁、护国斗争时成立中华革命党，恢复共和制后终止革命党的做法。恽代英在1926年9月所作的《政治学概论》中明确指出：“有人分党有政党与革命党两种。实则此系误解。”“政党有不革命者”，“然未有革命党应不为政党者”。[15]认为革命党不仅有破坏的责任，还要负建设的责任。他关于“革命党必须是政党”的论述，对消弭当时对革命党的错误认识，具有理论和现实的双重意义。恽代英对政党的思考最早始于1923年，源于学生是否应当加入政党的争论。当时他对政党关注的重点是“好的党纲，忠实的党魁”[16]。国共合作实现后，恽代英在担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领导工作的同时，先后担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宣传部秘书、黄埔军校政治部教官兼军校中共党团书记，参与主持国民党中央军事学校工作。在国共两个不同政党中的活动，使他进一步认识到政党自身建设的重要，提出了“党的两种要素——主义和纪律”。恽代英十分重视主义对于一个政党的重要性。他指出：“党的主义不是一个空洞的学说，他是根据被压迫群众生活上的痛苦与要求而形成的”。主义具有号召广大群众的力量。对主义的解释也必须是绝对统一一致的，这样才能统一群众的耳目，发生大的力量。否则，个人依据自己的需要随意曲解，主义就失去了效力。[17]他强调党“一定要有表现主义精神的政治纲领，与如何实现主义的政策。不然，则主义成为空谈，无法得人相信而实现出来的”。[18]革命的障碍，主观方面的缺陷，一是“对于革命主义没有真明了”，二是“不实行主义，不为民众的利益而奋斗”。[19]恽代英还特别关注纪律，在多种场合以不同方式反复强调纪律的重要性。他指出纪律是号召群众、发挥政党革命力量的保障。“假令我们的党员是有纪律的，一个中央部的命令下来，几万的党员便可以同时活动，他们便有能力号召几十万乃至几百几千万的民众；这样，为什么怕全国一致的革命不能成功？”[20]“一若无纪律，不能使党员一致服从党，则党虽大而力弱，不能担负革命使命的。”[21]“党的纪律要严，要使党员都能依照党的意思到群众中间去活动，才能实现党在群众运动中的功用。”[22]同时，纪律也是政党统一团结、防止分裂的保障。反动派总是在千方百计的分裂革命的团体，分散革命的力量。“我们为了革命，必须要用严格的纪律建造其我们的铜墙铁壁，使反动派无隙可乘。”[23]“没有真正的革命党员是可以不遵守纪律的。没有纪律，就没有统一的团结，就没有力量做任何事情。”[24]“只有严整的纪律，可以保证团结精神统一意志的行动。”[25]尤其难能可贵的是，恽代英强调指出了纪律的监察作用。他尖锐的指出：“谁能担保革命者不‘出卖’救国事业？只有把党的纪律严整起来，把下层阶级宣传组织起来，使他们知道革命的真正意义，使他们能够为自己的利益监督领袖的行动，打倒一切‘出卖’救国事业的机会主义家。”他设身处地的思考，“要问我亦会有时‘出卖’救国事业么？我决不昧着良心嘴硬，我每到没有监督裁制里的地方，便总有些自己把握不住，所以我为要保证自己‘不卖’，亦只有努力求党的纪律加严，下层阶级监督力量的发展。”[26]如此坦率而深刻的认识，在当时党内是不多见的。恽代英同志在思想理论上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大革命时期的政治思想仅仅是他思想宝库的一个方面，但这些思想火花，对于我们在新的历史时期加深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认识、加强党的建设，仍具有重要的借鉴和指导意义。
作者：刘慧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