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通过对部分地区的90后农民工群体的调研，认为90后农民工已是不同于传统农民工的一个群体，所以面向90后农民工的社会教育问题可以界定为青年过渡问题。在此基础上，发现目前我国面向90后农民工的社会教育体系的能力无法适应90后农民工的要求，并提出了构建面向90后农民工社会教育体系的建议。
关键词：90后农民工；社会教育体系；青年过渡
2010年1月，国务院发布的当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中，首次使用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提法，并要求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在此之后，学术界讨论比较多的话题有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问题、社会融合问题、心理健康问题、技能培训问题等。我们发现这些问题或多或少都与农民工的教育相关，社会有义务为这些劳动者建立起教育支持系统，由于他们基本已经结束了学校教育，所以这里所说的教育支持系统更多地是指面向农民工的社会教育体系。因为到目前的农民工以80后、90后青年人为主体，且社会教育体系能发挥最大效用的人群为90后农民工（这部分人群年龄上限为25岁，尚未进入或正在进入结婚生育阶段，有接受足够社会教育的客观条件），我们在2013－2014年间后走访了农民工输入地（包括上海、江苏的苏州、常州等地）的农民工、大型用工企业和一些农民社区以及农民工输出地（包括江苏盐城、阜宁等地）的地方政府、职业院校等机构。调研中的难点在于要确认90后农民工身份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主要原因有二：一是这些青年人并不认同自己的农民工身份，一方面他们基本没有从事农业的经历，另一方面多年的宣传造成了人们对农民工身份的误解，所以在访谈中许多人都忌讳“农民工”字眼；二是用工单位对其员工来自城市还是农村并不关心，当我们希望企业帮助挑选90后农民工中的访谈对象时，企业人力资源部门均表示尽管他们也会查证员工的户口关系，但并没有将之纳入统计范围，而只是想以此了解员工来自外地还是本地，这个信息的价值在于本地员工的留职率明显高于外地员工，而员工是否具有农民身份对此影响不太大。在这种情况下开展大规模的问卷调查的效度值得怀疑，因此我们主要采用了访谈、观察等方法对90后农民工的特征、接受社会教育情况进行定性描述，同时利用学界关于90后农民工的定量研究成果，以期对建设90后农民工社会教育体系的必要性、可行性等做出客观的分析。
一、90后农民工问题的实质
（一）90后农民工已不再是“候鸟式”群体
与农民工一词同时出现还有“民工潮”一词，用以指那些具有农民身份的劳动者进入经济发展地区或城市务工的热潮，同时也指这些农民工“候鸟式”的迁徙———一方面指农民工农闲时进城农忙时回乡，另一方面指他们平时在城市春节时回乡，也指农民工朝向工资收入较高地区的群体性流动。但“民工潮”的现象在近年来得到了很大程度的缓解，一方面与所谓的“民工荒”有关，另一方面，更重要的与80后、90后农民工的主动选择有关。我们主要调研了三种类型的90后农民工。第一种是从小就生活在城市，后来又在城市就业的农民工。2008年，上海市首先在32所全日制普通中等职业学校试行招收在沪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到2012年，面向农民工子女的中职校计划招生人数已占到中职学校招生人数的约50%，且不再对专业做出限定，而由招生学校自主设置招生专业。尽管这些毕业生在法律上仍然是农业户口，但他们从小就生活在上海，义务教育和职业教育也在上海完成，毕业后工作仍然在上海。他们是户口制度意义上的农民工，但访谈中发现这部分青年对他们非上海人的身份比较敏感。在2010年一个研究中，人们发现在新生代农民工中认为自己是“农民”的只有32.3%，比传统农民工低22.5个百分点，认为自己是“工人／打工者”的占32.3%，高出传统农民工10.3个百分点[1]。在我们对生活在城市后来又在城市就业的青年的调研来看，认为自己仍属于农民的只占到12%，这些年轻人已无法认同自己的农民工身份了，但同时也难以将自己当作一名普通的上海人，存在身份焦虑。但总体来说，多数受访者表现了积极的人生态度，认为通过个人努力能够改变现状。我们发现除了上海，北京、天津、江苏等地都不同程度地开放了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就读，随着时间的推移，这部分农民工的比例将越来越大。第二种是在输出地初中或高中毕业在异地就业的青年农民工。我们走访了苏州、常州等地一些大型的集中用工企业，发现这些企业中的青年工人以外地高中毕业生或中职毕业生为主，约占到企业用工总数的60%以上。从人力资源部门了解到，这些青年工人流失率很高，每年的流失率约在25%－30%。在与青年农民工的交流中，了解到离职的员工一般有两个选择，一是到工资更高的企业或地区寻找工作，二是回到故乡打工或创业。在与这些90后农民工的交流中我们发现这类青年并没有融入当地社会的强烈愿望，原因在于他们尽管在经济发达地区就业，但其生活范围主要集中在厂区、宿舍或农民工社区，对所在城市没有归属感。当被问到今后的长远打算时，年龄越大的农民工越倾向于回到故乡。这一结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印证王兴周在2010年的一个研究，他发现农民工回到农村的可能性一代比一代小，80前农民工中有35%认为自己未来还是会回到农村去，只有14%的80后农民工选择回到农村，90后农民工中进一步下降为7%[2]。但王的研究中有四个选项，其中两个与农民工是否回乡相关：（1）回到农村去；（2）回家乡的城镇购房定居。我们的访谈发现90后农民工愿意回到故乡的比例远远高于王的研究，他们只是不愿意回乡务农而已。第三种是潜在的农民工。我们在传统的农民输出地江苏北部一些县市的职业学校也进行了调研。在某县职教中心，有接近80%的三年级毕业生希望在毕业后到苏南打工（该校约有60%的学生准备参加面向职业学校学生的对口单招和其他中高职衔接项目，所以就业班的学生总数并不多，其中约有70%来自乡村）。当被问到他们如何看待自己的身份以及未来在其他城市的生活时，这些学生并不认为自己是“农民工”，至于未来是否会在外地长期生活，多数学生表示暂未考虑。以上的情况表明，现在的农民工，特别是90后农民工，早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候鸟式”群体，他们已是一个非常多元的群体，有的急切希望融入当地社会，有的则希望回乡创业或打工，有的则像上一代农民工一样安于“候鸟”状态。这些现象给我们的启示是：没有必要为这个群体预先设计市民化或社会融合的假设，他们并不需要其他人为他们设定发展道路。如果社会教育机制能够向他们提供多元的教育机会，也许会更有利于他们的发展。
（二）90后农民工问题的实质是青年过渡问题
通过调研，我们发现为90后农民工安上“农民”的标签已经毫无意义。这个群体尽管在制度上仍然有农民身份，但他们所从事的事业、未来的职业发展以及个人的身份认同已基本与农村、农业没有了关系，他们身上更多体现了90后青年人的共性，而非90后农民的特性。但同时，必须承认他们是一种迁移劳动力（migrantlabor），在很大程度上难以融入当地社会，是一种相对边缘化的人群。而且在一些用工集中的工业区、大型企业，这些青年大量集聚，容易形成具有明显特征的青年亚文化，所以这个青年群体的成长应该引起社会的特别注意。西方一些学者把这个青年群体的成长用“青年过渡”（youthtransition）来进行概括，他们认为一部分青年，如迁移青年劳动力、残疾青年等，在从青少年向成人过渡的过程中会遇到不同程度的麻烦与障碍，并非所有人都能够自动越过这些障碍，他们中的许多人需要外界的帮助。所谓的青年过渡就是外界为帮助青少年顺利成长为成人而采取的中学后教育、职业生涯指导、健康协助、资金支持等措施，他们所说的过渡时期大致是指16－25岁这一阶段，与我们所讨论的90后农民工的年龄阶段大致重合[3-4]。早在十九世纪，就有德国学者提出“社会教育就是青年帮助”，还将青年帮助分为教育帮助、职业帮助和文化帮助三个方面[5]。这也说明西方国家所谓的“青年过渡”在一定程度上与我们将要讨论的90后农民工社会教育体系有所重合。既然西方国家的青年过渡与我国的社会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同义，那为什么在此还要引进这一概念呢？是因为美国人在使这一概念落地时有些做法很值得我们学习。根据青年过渡理论，青年过渡是一个需要全社会多个部门参与的过程，包括社区、教育部门、就业部门、医疗部门等。具体的工作包括向需要帮助的青年提供教育机会、职业技能培训的机会和就业的机会等，在程序上则需要为需要帮助的青年建立精确的信息库、开展跨部门合作提供各种所需要帮助、对所提供的帮助的效果进行合理评估等。为此，美国等国建立起了一整套青年过渡支持系统。美国专门成立了一个名为“联邦过渡伙伴”（FederalPartnersinTransition）的工作小组，定期召开包括教育部、劳动工部、交通部、卫生部等部门的联席会议。“联邦过渡伙伴”如此表述它的观点：“联邦过渡伙伴”认为没有哪一个单一的体系或机构专门负责为年轻人提供必要支持，因为年轻人从教室过渡到工作场所，所以他们通常同时需要不同机构的帮助。美国人的观点对我们的启示是：中国的“90后农民工”群体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边缘化的人群，他们也需要跨部门、跨机构的帮助，从而可以使他们更容易地融入成人世界。
二、我国的社会教育与社会教育体系
（一）我国社会教育的发展
王雷总结了我国近代以来社会教育发展的历程。他认为从1895年到1912年，我国的社会教育以面向“愚民”的识字教育为主要特征，尚未进入制度化阶段；而从1912年开始，民国政策即通电各省筹办社会教育，并在随后的几年中通过了一系列的社会教育规程。渐渐平民教育理念兴起，晏阳初、黄炎培、梁漱溟等人在全国各地进行了各种以社会入主的教育实验。“和民国前后简易识字教育及通俗教育主要由政府推动为主导相比，平民教育的实践与实验主要是在教育团体和教育家的组织推动下开展起来的”[5]，可以看到，在解放前我国社会教育的主体也逐渐走向多元，与西方本世纪的“青年过渡”的理念基本相同。而在苏区和陕甘宁边区，社会教育则更多地表现为工农教育或民众教育，强调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的一体化。这种做法有着深深的马克思教育思想的烙印，马克思就曾设想过用社会教育取代家庭教育。建国后，社会教育获得了与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平等的地位，共青团等组织成为开展社会教育的重要主体，博物馆等一大批社会教育场所也建立起来。目前，政府及政府组织仍然掌握着大量的社会教育资源，但一些社会组织正在进入这一领域。张岷等人就发现社会组织对社会教育的参与正在增加，除了传统的少年宫等组织外，一些民间的非营利机构如民办的青少年发展中心等也参加到社会教育中，一些企业如上市公司、律师事务所等也积极参加到相关活动中。社会力量的参与正在逐渐使社会教育名副其实。职教论坛/2015.36
（二）我国的社会教育体系及在面向90后农民时的不足
依据教育主体的不同，我国的社会教育体系主要由三种类型教育构成：机构教育、社区教育和传媒教育。机构教育，即由青少年宫、工人文化宫、博物馆、科技馆、图书馆等社会教育机构开展的社会教育。社区教育即是以社区为场域和平台开展的社会教育活动。传媒教育即是由大众传播媒体开展的社会教育[7]。在访谈中，我们发现以上三类教育在面向90后农民工时均存在很多不足。首先，承担社会教育职能的机构一般不会主动面向90后农民工开展相关活动。在苏州一家企业，当被问到是否去过苏州博物馆时，多数90后农民工表示从未想过要去博物馆，只有少数人表示曾去过，但也只是陪朋友或家人旅游时“顺便逛逛”，进去了也没看懂。其次，社区的社会教育能力有限，无法提供高品质和足够数量的社会教育。在常州的某农民工社区，90后农民工在被问到是否知道举办过文化娱乐、市民讲堂等社会教育活动时，许多人表示知道会参加，但普遍表示这些活动远没有电视和网上的质量高，不是太感兴趣。在调研中，我们也发现有些社区积极地送文化到农民工社区或企业，某社区就与企业合作开展过系列讲座，但由于社区的能力所限，这些活动难以形成系统的教育效果。最后，在被问到业余时间安排时，多数90后农民工表示时间主要被用来上网，其中网络聊天与在网上看电视剧成为主要休闲方式，喜欢读书的农民工也基本放弃了纸质书的阅读，而主要采用电子阅读的方式，所读内容也以流行小说或更加快餐化的短文、段子为主。以上情况说明我国社会教育体系难以适应面向90后农民的社会教育：首先，现有社会教育体系的动力机制存在明显不足，许多机构或组织主动服务意识不强。由于激励不足或管理不良，许多图书馆、博物馆等机构仍处于等人上门的状态，不愿意或难以走进与企业或农民工社区，造成这些机构的社会使用率不高，也使许多企业、农民工社区处于文化沙漠的状态。其次，现有社会教育体系的内部衔接机制不健全，无法形成对90后农民工的有效教育。由于许多社会教育机构隶属不同部门，机构之间很少存在职能或业务上的交叉，所以本应系统化的社会教育在大多数时候只能以碎片化的状态存在。最后，现在的社会教育形式已远远落后于90后农民工的需求。与上几代农民工不同，90后农民工已可以算是“网络时代的原著民”，手机与网络成为他们主要的交流与学习工具。他们在网络获得了大量的资源，这些资源对他们的吸引力往往大于社会教育机构所能提供的社会教育。
三、构建面向90后农民工的社会教育体系
根据以上情况，我们认为应该重构我国的社会教育体系，其中应重点突出面向90后农民工的服务功能。
（一）建立跨部门的社会教育决策、管理、协调
机构，重点开展面向90后农民工的相关工作在我国，教育部门的社会教育一般由各地的职业教育与社会教育管理机构管理，对青少年的社会教育主要由共青团等机构主管，对失范少年的社会矫正则由司法系统、教育系统等参与，但这些机构缺乏足够的跨部门决策、管理、协调能力。而社会教育又是一个跨部门事务，所以最好成立一个跨部门的机构或相关机制，至少起到协调相关活动的作用。在这个机构的职能中，90后农民工的社会教育应该成为一个重点内容，因为这项工作的难度、广度要远远大于青少年和其他成年人的教育。
（二）建立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大中企业社会教育责任制度
在公众企业中建立社会责任制度已是经济界通行的做法，上市公司的年报中都要呈现相关内容。许多公司也积极投身到社会公益事业和教育事业中去。既然社会教育是与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并列的三大教育之一，可以模仿企业的社会责任制度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大中型企业中建立社会教育责任制度，并由国家权威部门发布相应的社会教育责任报告，促使这些公共组织和公众企业参与到社会教育事务中来。
（三）鼓励更多的社会组织参与面向90后农民工的社会教育
90后农民工不愿意参与社会教育的一个理由是现在的社会教育形式的品质不高，这说明90后农民工对社会教育活动的专业化有着较高的要求，这就要求社会教育机构不断更新教育形式与内容，但这对现在的许多教育机构而言显然难以做到。所以建议政府部门采取有效措施鼓励更多的社会组织参与到面向90后农民工的社会教育活动中来。这些组织可以是与文化相关的教育、文化机构，可以是与社会生活相关的法律、医学等机构，也可以是与职业生涯发展相关的职业培训机构，甚至可以是与休闲相关的社会其他机构。专业的机构提供的专业社会教育服务有可能吸引90后农民工主动接受社会教育。
（四）采用购买服务等方式激励相关机构开展有效社会教育
在鼓励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教育服务供给时应同时建立激励机制，采用政府项目外包或购买服务的方式，对所有参与社会教育的组织采取“国民待遇”，对各组织提供的服务进行补贴或购买。在这方面尤其应重视对面向90后农民工的社会教育服务购买或补贴，因为与青少年的社会教育相比，这类社会教育活动以及周边或延伸服务赢利的可能性更小，非公共的社会组织参与的意愿更小，只有通过政府的激励杠杆才能解决市场失灵的问题。
（五）采用更加市场化的方式开发系列数字化社会教育资源
目前90后农民工接受社会教育的主要方式是网络和手机，社会教育部门应根据这一情况积极参与到数字化社会教育资源的建设中来。一方面要采用正向引导的方式引领正确的舆论方向，另一方面要根据90后农民工的网络使用风格与特点开发他们喜闻乐见的资源，考虑到不同行业、不同地区的90后农民工可能存在不同的亚文化，所以数字资源的开发应多采用市场化方式，而不是传统的自上而下的方式。
（六）开展多部门联动建立跨部门的农民工数据库
在农民工群体规模不再无限制扩大的情况下是否还有必要建立全国性的农民工数据库？正如前面所说，对所谓的“90后农民工”的社会教育实际是一个青年过渡的过程，因此从帮助青年发展的角度也应该建立一个全国性的跨部门的数据库，使教育部门、劳动部门以及相关部门的数据进行联动，从而能够对需要帮助的90后农民工进行精确定位，提高社会教育的针对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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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臧志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