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以多因素为基础进行评价分析
较之于单因素分析，采用多个指标对评价对象进行综合分析可以更全面地进行评价。如瑞士国际管理发展学院（MID）每年出版的《世界竞争力年鉴》中，对竞争力采用综合评价分析方法；波特对产业竞争力和企业竞争力的评价也是综合了宏观经济因素、产业政策因素和企业因素进行的多方面综合评价分析。虽然已有的研究成果有一定的解释能力和实际经济意义，但是构建的评价体系往往是整体上的分析框架，对评价对象的区域市场定位的分析缺乏普适性；其次，大部分研究都是基于截面数据，以层次分析法（AHP）对相应的指标进行赋权进行的静态评价分析，这种方法表现出较强的主观性并且没有充分考虑时间因素对旅游竞争力的影响。安徽作为中部地区的内陆省份，其经济区位和地理位置与相应省份相比，在表现出共性的同时也具有其特殊性。从经济发展水平角度考虑，安徽属于中部地区，但就地理位置而言，安徽又与浙江、江苏等沿海省份毗邻，经济与地理位置上的双重属性决定了安徽与相应省份的旅游业发展水平的比较是有意义的。为了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本文选取江西、山西、湖南、湖北、浙江和江苏与安徽进行比较研究。皖南地区以其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积淀形成了丰富的旅游资源，在安徽旅游业发展的进程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而探寻皖南地区旅游业发展背后的经济学原理是有意义的。作为一种产业，从产业经济学的角度研究皖南地区旅游业发展，结合地理因素探寻其中的集聚效应也为这一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
二、安徽旅游经济与相关省份的比较
（一）旅游业收入比重研究
研究一个地区旅游业的发展水平最直观的想法是统计比较各年份旅游收入占当年该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并比较该比重随时间的动态变化。通过搜集整理湖北、湖南、山西、江西、安徽、浙江和江苏2000年—2011年的旅游收入和生产总值数据[1]可以得到以下数据折线图：从图中可以发现安徽所在中部地区主要省份及与安徽相邻的两个沿海省份的GDP旅游收入占比在2000年以来总体保持了稳中有升的趋势，这说明在第三产业经济贡献率提升的宏观经济背景下，旅游业在安徽所处经济区域经济发展的地位日益凸显，并且这一点对安徽表现的更为突出。2000年伊始，旅游业占安徽全省GDP比重只有5.19%，较之于所研究的其他省份该数据偏低，但从2005年开始，安徽GDP旅游收入占比逐年走高并且走势强劲，到2011年安徽的GDP旅游收入占比已经达到11.86%，在其所处经济区位中处于较高的水平，因此结合已有的发展经验可以发现旅游业对安徽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
（二）基于因子分析对旅游发展的比较
进一步的关于安徽旅游业与相关省份旅游业发展的比较分析需探讨旅游业发展的影响因素，而引言中已经指出，这方面的研究往往建立在对一系列指标的静态比较分析，缺乏客观性。因此在该部分的讨论中，本文旨在利用因子分析法，从数据本身出发找出不同地区旅游业发展的差异。2.2.1建立模型1.符号说明2.模型原理说明由2000年-2011年的数据可以确定湖北、湖南、山西、江西、安徽、浙江和江苏的旅游收入增长率GRi，对不同省份的旅游收入增长率进行因子分析，即假设旅游收入增长率受互不相关的若干影响因素的影响：2.2.2模型的求解与分析基于因子分析的原理，本文以MAP（MinimumAveragePartial）法，即给定主成分个数计算偏相关系数平方的平均值，以使平均值最小为标准确定基于因子分析法得出的影响因素（因子数目）为2，即对于Fj有j=1，2。并采用主成分法对旅游收入增长率进行主成分分析，以若干主成分为原始公共因子，在此基础上将原始公共因子除以主成分标准差使得相应的因子方差为1，满足正交因子模型的假定，最终可以确定因子载荷和旅游收入增长率的因子分析结果如下：由上表的分析结果可以发现所研究的七个省份在第一个影响因子F1上的的载荷大致表现相同，因此可以认为F1为这七个省份所在区域对旅游业发展的影响因素，代表经济和地理区位上的关联性对旅游业发展的影响。而对于第二个影响因子F2，湖北、湖南、江西和安徽在该因子上有正的载荷，山西、浙江和江苏则有负的载荷，说明F2可以代表一种区分不同省份旅游业发展差异的影响因素。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得到两个基本的结论：（一）根据各省份在F2上载荷的差异可以根据旅游收入增长率区分出两种不同的旅游发展方式，而安徽、湖北、湖南和江西则在发展方式上表现出一致性，这说明安徽旅游业的发展定位与湖北、湖南和江西处于同一发展水平，并且这四个省份在地理分布上紧密相连位于中部地区的核心位置，各自的发展对彼此旅游业的发展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二）通过表2的剩余方差可以发现所研究的七个省份都具有较高的剩余方差，这说明F1和F2对各省旅游收入增长率的影响是有限的，旅游收入增长率的变化更多的受随机因素的影响。同时，七个省份的剩余方差大致相同说明随机因素对这七个省份旅游收入增长率的影响程度相同，这种随机性说明市场和政策等随机性较强的因素对旅游业发展的影响还是十分明显的。
三、基于产业经济学理论对皖南地区客流集散的探讨
（一）理论模型
产业集聚是产业经济学和国际贸易中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其实质是研究产业中的资源配置和空间分布上表现出的集聚效应。而旅游业中这种集聚效应也普遍存在，主要表现在旅游客流的集散和景点分布上的集聚，因此基于产业经济学发展起来的研究成果和分析方法也可以类比地运用到旅游业的发展规划中，为其提供相应的经济学基础。旅游客流的集散是指游客在旅游空间场内的迁移现象，考虑封闭的旅游场（游客只在场内景点进行选择），这就相应存在着不同旅游景点客流的均衡。为简单起见同时又不失问题的一般性，先考虑旅游场内只有两个景点的情形。设X1和X2分别代表两个景点的旅游客流量，W1和W1分别代表相应的惯性客流增量。事实上，这种惯性客流量是旅游流的综合表现，杨兴柱和顾朝林等人的研究已将这种惯性力总结为如下图所示的旅游流驱动综合机制[3]：
（二）皖南地区客流集散的分析和一些建议
综合皖南地区现有景点分布格局来看，旅游资源较为丰富的城市有安庆、池州和黄山，三个城市由西北-东南方向呈线性分布，形成了以安庆天柱山为中心和以黄山、九华山为中心的两个景点集聚区。相关数据和研究表明安徽省入境旅游客流多集中以上两个集聚区，并且两个集聚区由于空间分布和接壤省份的差异而面临着不同的客源市场，从而有稳定的惯性客流增量，所以对皖南地区而言，旅游客流集散的稳定状态决定于这两个集聚区形成的竞争机制和惯性客流增量。换言之，相关部门应从以下两个方面关注皖南地区旅游业的发展：（一）充分关注旅游集聚区的客源市场通过以上的模型分析可知，旅游客流的集散均衡与惯性客流增量有关，而不同集聚区的惯性客流增量取决于各自的客源市场。当两个集聚区的客源市场均表现出正的惯性客流增量时，均衡解为负值，换言之，无论如何也达不到客流的均衡。但这并不意味着是一种极坏的情v况，当理论上的均衡结点是发散的两向结点时，各集聚区的客流量均表现出正向增长，说明旅游场内旅游业的发展呈现积极的态势。因此对于决策者而言，应根据客源市场客流的变换情况适时地调整皖南地区旅游业的发展目标——是维持客流量的稳定还是促进全行业的发展。（二）调整集聚区影响力无论是维持客流量的稳定还是促进全行业发展的目标，由于客源市场客流的自发性，相关部门更多的操作空间在于调整各集聚区的影响力，即调整模型中的系数矩阵。具体来说，在模型的假设条件下，各集聚区的影响力表现为基于当期客流量的对客流增量的促进作用（A中的元素aij），而这种促进作用的正负性和强弱可以通过相应的政策调整，通过加大对某个集聚区（黄山、九华山集聚区）相关基础设施的建设，提高城市发展水平和服务水平，增强可进入性，减少另一集聚区（天柱山集聚区）的建设资金投入减弱负向促进作用，以实现相应的发展目标。
四、主要结论和讨论
本文从安徽所处经济区域和皖南地区两方面着手，研究了安徽旅游发展的定位问题，并对皖南地区旅游发展的规划做了简单的讨论。在第一部分讨论中，通过比较与安徽在经济和空间区位上有密切关系的六个省份湖北、湖南、江西、山西、江苏和浙江2000年-2011年各年份GDP中旅游收入占比，分析了安徽旅游业在区域经济中的发展水平，借助因子分析法打破了传统上对地区旅游业发展水平的比较研究，通过对旅游收入增长率进行因子分析，从数据本身抽象出影响因素对安徽和所研究的六个省份的旅游业发展水平进行了比较研究，得出了安徽与湖北、湖南和江西的旅游业发展大致处于同一水平的结论。在第二部分讨论中，本文借助产业经济学的集聚理论重点讨论了一个客流集散模型，并将模型的分析结果运用到皖南地区旅游客流集散的分析研究中，得出了两点关于客流集散平衡的结论：充分考虑客源地第市场和调整区域影响力以实现皖南地区不同景点集聚地客流集散的最佳状态。当然，本文也有进一步讨论的空间。首先，在关于安徽旅游发展水平定位的研究中，虽然通过因子分析确定了两个主要影响因素，但这两个影响因素的实际含义还有待明确；其次，本文建立的客流集散模型只考虑到了不同景点集聚地之间的影响，而没有考虑到其他影响因素，这对模型的解释能力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可以考虑通过建立更复杂的非齐次和非线性模型，当然这样所进行得到讨论也要更为复杂。
作者：陈翰 李琛琛 王磊 黄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