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近日在访问非洲期间提出要打造中非关系的“升级版”，引发广泛关注，舆论普遍认为中非关系将迎来全面深化合作的新时期。
古往今来，一批又一批“外来者”来到非洲，除了新老殖民主义者外，不乏真心实意想帮助非洲民众加快建设步伐、提升生活水平的好朋友和好伙伴。非洲国家和人民在取得长足进步的同时，依然长期受困于贫困、增长乏力、政治动荡等不利于发展的情境。这一方面表明外来的方法也许“药不对症”，甚至好心办了坏事；另一方面说明外力终究要靠内因来发挥作用。“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帮助非洲人民觅得一种可持续的自我驱动型发展模式，是实现可持续对非交往的基础，也是“升级版”中非关系的题中应有之义。
多年以前，欧美国家将资源开发运走、商品倾销进来的“合作”模式，养肥了一批寡头独裁者和权贵阶层，剥夺了普通非洲民众平等参与发展的权利，而后各种国际组织又以各种名目的计划来帮助非洲实现发展，这难免会给非洲人民以伪善的感觉。其中政府官员的中饱私囊，以及通常伴随国际贷款所附加的苛刻“财政纪律”导致的福利支出预算削减，更是给非洲人民留下了累累伤痕和对“发展”的恐惧。
任何一个自我驱动型发展模式的构建，都离不开广大民众对发展的平等参与权和对发展收益的公平分享权，这也是构建包容性增长的必由之路。包容性增长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较高的可持续的就业率。针对非洲的各项援助项目之所以效果不彰，主要原因就在于援助只能在一定范围一定时段内缓解贫困，而不能从根本上消除贫困，因为再多的援助都有用光的时候，更不用说很多援助从一开始就被用于清偿旧账和满足老百姓最基本的生活需求，而无法用于发展性项目。
养民不若富民，分富不若创富，发展终归要体现为广大人群的可持续就业。如果没有改革开放30多年来在成长为世界工厂过程中所提供的数以亿万计的就业机会，则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不可能长期保持如此旺盛的势头，改革开放的正当性也不可能长期维系。
尽管在户籍改革、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还有着这样那样的不足，广大中国农民通过在沿海地区就业所实现的非农收入的增长，通过汇款和回乡投资等方式实现的对内地的资源挹注，对参与市场并从中获利的能力的提升，凡此种种，都深刻地改变着中国社会经济生活面貌，使中国从一个相对贫穷落后的濒于失败边缘的经济体，脱胎换骨为一个实现了“中国奇迹”、打造了包括非洲在内的后发展地区所羡慕并欲效仿的国度。
中国的经验证明，大规模长时段市场导向的制造业就业是消除贫困最有效的途径。相比之下，由于高科技产业和相关服务业无法提供大规模就业岗位，印度广大的农村劳动力迄今无法大规模进入市场，导致人口红利无法被大规模利用，广大民众也无法充分分享发展的成果，造成没有户籍的城乡藩篱，进而导致城市化后劲不足，或畸形城市化模式下非饱和就业的贫民窟生存状态。
因此，打造升级版中非关系的一个重要取向，是要将现有的更多侧重于资源开发和中国制成品销售的合作模式，升级为更多侧重于帮助非洲国家发展本土制造业和拓展国际市场的“领头龙”模式。这一方面会给非洲民众带来大规模的制造业就业机会和由此引致的可持续增长机遇，另一方面也会缓解中国自身由于产业升级换代所带来的去产能压力。
在此过程中，中国一方面要注意帮助非洲企业开拓国际市场，减少同质化竞争；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要成长为非洲制造业产品的主要消费国。历史和现实都充分证明，一个国家只有具备了强大的消费力和有充分广度和深度的市场，才能最终拥有傲人的软实力。随着非洲国家经济实力的增长和民众消费能力的提升，对摆脱了廉价倾销品形象的升级版的中国制造的需求自然也会水涨船高。因此，及早向非洲让渡低端制造业空间，有利于缔造中非关系双赢之局。
除了制造业本身所提供的就业机会外，围绕非洲制造业成长所展开的组织制度建设、人力资源培养、科教文卫事业发展等，又将为非洲的进一步发展积聚必要的文化和社会资本以及制度红利，这对于非洲的可持续发展更是一种宝贵的资源。以利交者行之弗远，只有非洲迎来了可持续发展，中非关系的发展才会有长治久安之局，从而避免“权宜婚姻”（marriage of convenience）的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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