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影视界兴起了新一轮的红色经典改编热潮。在此背景下，笔者以《林海雪原》为例，来探讨由红色经典改编的电视剧、电影的若干问题，并对不同艺术形式的描写手法进行分析，目的在于研究和探寻红色经典深受人们青睐的原因。
一、红色经典产生的时代背景
新中国成立后，面对复杂的外部环境，国家主流意识形态要从各方面加强，红色经典成为当时传播文化意识形态的主力军和主流的文化意识形态。红色经典的含义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红色经典是指１９４９年新中国成立后至１９７６年“文革”结束之前以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为背景、以革命斗争为题材内容的文艺作品，包括红色小说、红色歌曲、红色电影、红色戏剧（主要是“样板戏”）等。广义的红色经典则是指凡以革命年代为时代背景、以英雄事迹或英雄人物为表现内容的所有经典文本，除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前的红色经典的母本外，还包括１９９０年以后出现的各种衍生文本，如重拍或新拍的关于红色经典的影视剧、由当红歌星翻唱的红色经典歌曲等。红色经典本身是一个在“文革”后期产生的词汇，最初指的是“文革”时期创作的革命样板戏，后来被怀旧的人们泛化到用以指称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指导下创作的，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政治运动和普通工农兵生活的典范性作品。红色经典作品主要出现于２０世纪５０至７０年代，这些作品都不可不避免地沾染了当时的政治色彩。红色经典的建构是有意识、有计划地把文化生产和经典的两个过程结合起来，比如作品刚刚创作完成就被奉为经典之作，或开始创作时就当成经典来创作，“文革”期间样板戏的创作堪称典型。这似乎违背经典创作过程中自然形成的过程，而这种方式又是一种快速的飞跃的创作方式和理念，它与“文革”时期的革命要求完全相符合。这种创作方式也符合“文革”时期的时代特点，以至于在“文革”结束后受到了一些读者的诟病。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当下社会又兴起了新一轮的红色经典的改编热潮，这说明虽然这些红色经典有着浓重的政治文化色彩，但是在创作上都吸取了中国文学创作的多种艺术手法，刻画出了一批生动的具有现实主义精神的英雄形象，而这些形象有着巨大的榜样作用，能够不断地教育和鼓舞一代代人。当时创作的红色经典有很多，而《林海雪原》的发行量在红色经典中位居前列。同时《林海雪原》被后来的人们改编为不同的影视作品，而在不同时代所产生的改编影视剧也有着不同的含义。
二、《林海雪原》的内容与改编
《林海雪原》是曲波根据自己的经历创作的长篇小说。讲述了解放战争初期，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压向东北。在我军后方，国民党又组织了一些伪满洲国官员、地主、恶霸、流氓、大烟鬼等组建所谓的“中央一号队伍军”，不断进行军事骚扰，疯狂地烧杀抢掠，闻所未闻的邪恶。为了清除匪患，少剑波带领一支３６人组成的小分队，插入到白雪皑皑的森林，与不同类型的敌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小说问世后受到了热烈的追捧，其中很多经典的桥段被人们牢记，如杨子荣深入土匪老巢与土匪头子座山雕的对话：“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莫哈莫哈，正晌午说话，谁也没有家，脸红什么？精神焕发，怎么又黄啦？防冷涂的蜡。”这些经典的话语表现出了小说主人公的机智与勇敢。此后对于这部小说的改编有很多。不同时期改编的版本体现了不同时期的时代背景下人们对于红色经典的解读。
１．十七年时期的改编。十七年文学作为当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给许多优秀作家的诞生创造了空间，也留下了许多经典文学作品，并且成为中国文学宝库的一部分。在这个时期，中国的许多重要事件，如朝鲜战争、土地改革、社会主义改造、“大跃进”和国民经济建设等，都被写进了文学作品。这些事件都给文学创作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对于红色经典《林海雪原》，１９５８年出现了４个不同的改编本：北京京剧团的京剧《智取顽匪座山雕》、上海京剧院的京剧《智取威虎山》、赵起扬等人的话剧《智取威虎山》和范钧宏的京剧《林海雪原》。在这些作品中，对于人物的刻画有着不同的手法，比如在小说中对于土匪头子坐山雕的描写：“座山雕坐在正中的一把粗糙的大椅子上，上面垫着一张虎皮。他那光秃秃的大脑袋，像个大球胆一样，反射着像啤酒瓶子一样的亮光。一个尖尖的鹰嘴鼻子，鼻尖快要触到上嘴唇。下嘴巴蓄着一撮四寸多长的山羊胡子，穿一身宽宽大大的貂皮袄。他身后的墙上，挂着一幅大条山，条山上画着一只老鹰，振翘着双翅，单腿独立，爪下抓着那块峰顶的巨石，野凶凶地俯视着山下。”［１］这里对于座山雕有着妖魔化的描写，把他写成了一个近似于邪恶妖魔的化身。后来的改编，基本上沿袭了小说对于坐山雕的描写。但是，坐山雕虽然还是尖嘴猴腮的样子，但是较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好看了很多。话剧版《智取威虎山》最大的变化是增加了很多小分队与定河道人的斗争。如在小说中定河道人和小分队交锋只有一个很小的情节，但是在话剧中不仅让定河道人在庙里与小分队舌战，还让他到处活动，收买人心，妖言惑众，并且在最后还让他到威虎山上指认杨子荣等。这些新的情节使得小分队和定河道人成为一个重要的线索贯穿始终。这样改编是为了增添阶级斗争色彩。如“三朝元老”定河道人等一系列与我们为敌的老牌特务，都是国民党反动派的代理人。这就更增加了座山雕等土匪活动的政治色彩。这样写也是为了更加强调敌人对我们政治体系破坏的阴谋，并向我们展现出了敌人并不是普通的土匪，而是国民党反动派安插在我们腹地的一把尖刀。由于小说本身具有政治倾向，与当时社会的主流话语是一致的，所以在当时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并且使《林海雪原》成为改编模仿的对象。
２．“文革”时期的改编。在这个时期，一系列的文学现象都显示着文学的政治化进一步加强。因为小说《林海雪原》本来写的就是革命英雄的故事，并且小说具有非常鲜明的革命浪漫主义艺术特色。正是因为小说《林海雪原》的这一特点，使得小说本身比其他同类型的小说有了更符合当时话语权的基础与流行的原因。在小说中关于少剑波和白茹的个人情感描写，在当时社会的主流文化中必被视为有资产阶级倾向。因此，在小说《林海雪原》后来的改编和再创作过程中，有关描写少剑波和白茹之间的爱情故事越来越少，越来越淡化，以至于在最终改编的“样板戏”中完全消失。“文革”时期，文学创作的重点是强调“革命浪漫主义”背景下的政治地位，而小说《林海雪原》的浪漫色彩恰恰是符合这一思想的。这使得在当时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观点：一方面，《林海雪原》受到了一些人的指责和批评；另一方面又得到了当时社会绝大部分人的重视和关注，成为当时再创作和改编最多的经典文学之一，这也是《林海雪原》被确立为“革命样板戏”的原因所在。在“样板戏”《智取威虎山》中，主人公杨子荣一出场就是风度翩翩，英姿飒爽，在观众的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是因为在把《智取威虎山》确定为样板戏之前，这部京剧已经经过了全面的改造。例如，主人公杨子荣，凡是与“匪气”相关的改编和设计都被从京剧中除去，只保留了主人公的英雄气概和高大的人物形象，这从后来的批评文本可以看到。“在原演出本中，一小撮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出于其反动的政治目的，千方百计往杨子荣脸上抹黑。他们打着‘写真实’论的幌子，公然叫嚣要突出杨子荣的泼辣剽悍粗犷，即所谓的‘匪气’，让他上山时哼着黄色小调，上山后与座山雕的干女儿玫瑰花打情骂俏，大讲下流故事等等，结果把杨子荣弄成一个满嘴黑话、浑身匪气的江湖客，一个莽里莽撞、浑浑噩噩的冒险者。这样的人物，正是宣扬盲动、冒险军阀主义的反动军事路线的活标本！”［２］从这段评价中可以看出当时的社会现实对于文学创作改编的要求。在“样板戏”中主人公出场后给人的感觉和小说里描述的一样，这是因为在当时，主人公的形象代表了党的领导和决策者的形象。在“样板戏”创作的初期，对于土匪头子座山雕的刻画有了些变化，虽然还是尖嘴猴腮的样子，但是较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好看了很多。但是，在《智取威虎山》被确定为“样板戏”后，对于反派人物的刻画就更加丑陋和猥琐，并且这些表现形式也是为了突出主人公杨子荣的正面形象。在“样板戏”的演员选择上，也有很大的变化，比如小说《林海雪原》主要突出的是主人公的英雄气概和英雄形象，对于人物细节的描写与刻画没有过多的美化。但是在“样板戏”演出时，对于杨子荣这个英雄人物的刻画，对于细节的描写要求几乎到了苛刻的状态。这说明了“样板戏”为了把主人公极度美化而表现出来的做法，也符合时代的需要和当时人们在精神领域的反应。
３．新时期的改编。在２００４年播出的电视剧版《林海雪原》中，对故事情节的描写做了很大的改变，加入了很多在样板戏中被删减的部分，并且在故事情节中加入了一些其他元素，如电视剧比原小说增加的人物有杨子荣失散多年的未婚妻槐花，增加的情节还有杨子荣与槐花、与白茹之间的感情纠葛，还设计了杨子荣唱酸曲、给人下巴豆等细节，并通过孙达得之口说杨子荣每天晚上“不是打嗝放屁”“就是说梦话”等，这充分说明了时代的变革影响了人们的精神文化欣赏需求。对于这些变化，电视剧《林海雪原》导演李文岐说，拍成的电视剧“最大化地去掉了脸谱化和概念化，增加了生活化。我希望观众对英雄从仰视恢复到平视，对土匪从俯视回到平视”［３］１４３。在电视剧《林海雪原》中，主人公杨子荣一出场并不是一个英雄，而是一个唱着酸曲的伙夫。不过，电视剧《林海雪原》也可圈可点。编剧本来想展现给观众一个“土”一点的杨子荣，但是演员身上的“百老汇”气息十分浓重，阻碍了想要带给观众“土”一点的主人公的初衷。有评论者认为，饰演杨子荣的演员王洛勇缺乏“生活的智慧，泥土的智慧”，身上“书卷气的东西浓了”“文人气的东西多了”，眼神更多的是“人道似的”“悲泣似的那种感觉”［３］１４３。这说明在观众的心中潜在的是和小说中那个“没念过一句书”，大字不识却“绝顶聪明，能讲古道今、勇敢、精细，在侦察工作中完成过无数惊人的业绩”［４］的英雄杨子荣进行着对比。认为电视剧中的杨子荣狠劲、野劲不够，不像农民，没有“匪气”。这是观众们从观看的视觉上来说的。从演员本身来说，王洛勇长期居住在美国，又有在百老汇演出的背景，这样很容易让观众觉得这个杨子荣不“土”，而是“洋”了起来，这使得观众在视觉上产生了错觉。对于杨子荣的“土”，还要回到“样板戏”中的杨子荣。不论人们对待“样板戏”是多么的反感，但是杨子荣的性格内质还是“粗犷泼辣剽悍”的。因为小说中，在说黑话、栾平舌战的泼辣等一系列的语言中都表现出了主人公“粗犷泼辣剽悍”的性格。同时，在电视剧《林海雪原》中，对于匪首座山雕的描写和小说对比也有很大的不同，在电视剧中把“英雄凡人化”，土匪“人性化”。特别是在写座山雕的样子时，“给了他人性萌动的生机”，如座山雕手持线装书，收音机里放着靡靡之音，还有和杨子荣的黑话对答等，这些都跟以往的山大王的形象有所不同。以至于以后的评论中品论座山雕是“咏涵诗经，举止儒雅”。这充分说明了导演和编剧想要留给观众的是座山雕新的形象。在２０１４年上映的《智取威虎山》（３Ｄ版）中，对于故事情节的改编和人物的刻画又有了新的变化。故事开始以现代的时间节点进入故事的主题，故事的开头就让人耳目一新，和小说中的开始有了很大的不同。这是因为在当今社会中人们观影的思想和精神文化领域的需求逐步改变，如果还以小说中的故事开头，不能引起人们的充分共鸣。在故事的结构上也有了很大的突破，比如在电影的开头，我军小分队深入林海雪原剿匪，在物资、弹药缺乏的情况下开始。随后有一帮子土匪送上门来，激烈战斗之后，土匪被“坦克”吓跑，丢下一堆武器弹药。再然后是没粮食了，关键时刻，杨子荣乘着火车神兵天降，不仅带来了美丽的卫生员小白鸽，还带来了粮食。这些都是在原著基础上的改编。导演是想要给人们呈现出另外一种不同的故事。观众们很害怕看到小说被拍成刀光剑影的武侠片的感觉，这是因为导演徐克以武侠片闻名，但是在整个故事中观众没有感觉到浓重武侠的味道；虽然有很多人指出剧中人物用错武器、定错番号，但是这些都没有影响该片成为一部让观众大呼过瘾的电影。电影在人物的刻画上也有很大的突破，如主人公杨子荣一脸大络腮胡子，给人以性格彪悍、匪气缠身的感觉，这和原著中的主人公有很大的不同。再比如在土匪老巢中和众土匪的对话中又表现出了主人公的机智、冷静、勇敢。这些对于主人公外在形象的描写打破了人们以前对于英雄人物的定位，并且使人们对于人物形象有了新的认识。在对于反派人物座山雕的刻画上，导演和编剧也尝试用一种新的方法，向我们呈现出一个妖魔化的匪首。比如座山雕的登场，电影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这个角色都是不露脸的。影片通过各种侧面渲染这个角色的特征，比如众人抬着轿子进来说明此人地位颇高，通过让老鹰啄食手下，反映出此人的残暴等。这些都与电视剧中的那个有点“儒雅”气质的匪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电影中还对八大金刚等反面人物进行了细致的刻画，比如八大金刚之首炮头，电影中表现出他的能文能武、连蒙带唬；老二翻垛是土匪里的军师，能动手绝对不废话；等等。电影中还有很多对于正反两派的人物描写，总体来说这些描写都在很大程度上颠覆了人们对原著中人物的认识，使人们重新认识了人物的形象以及对于他们的再创造。
三、红色经典改编的意义与未来发展
红色经典是一个时代的印记，是我们共同的记忆。红色经典凝聚着人们对于革命英雄的崇敬和仰望，它是中国红色革命的缩影。红色经典反映了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人们对于革命历史的解读，并且反映出当时人们在精神文化领域的需求。由红色经典改编而成的各种文艺作品，能够使人们更加深入地了解历史。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变化，红色经典的传播再次兴起。在当今追求物质生活的社会，重新传播红色经典是很有必要的，它可以使人们在精神领域得到提升。当今社会文化市场，对于红色经典的改编种类繁多，这些作品都是针对人们的欣赏水平与精神文化要求去改编的，并且在其中加入了很多新的元素。这些元素代表了当下社会的流行趋势。在这种改编的潮流中，红色经典要顺应时代的发展而变化，既要结合当下流行的文化趋势，又不能失去红色经典本身的含义，不能胡乱改编。未来的文化要面向更加年轻化的读者和观众，要对于这些人的精神领域的欣赏水平，有针对性地去改编红色经典，要突出红色经典的意义和内涵。未来的发展是多元化、多样化的，红色经典的改编也应该是多样化的。但是红色经典的内涵与意义是不会改变的，因为它是我们对中国红色革命的历史记忆和对于英雄的一种崇高的敬仰。
作者：常怡鹏 单位：周口师范学院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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