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成人教育”研究缘起
从历史中考察英国的“成人教育”。18世纪末19世纪初,英国的“职工讲习所”开展的成人教育“一直是充满对话与协商的批评场域”,一方面努力实现英国现代化的各种力量,另一方面为正在出现的社会运动,特别是劳工运动或工人阶级运动做好准备[1]2,这种成人教育在那个时代就已经兼有“社会慈善和政治宣传的双重功能”[2]。“成人教育”在整个19世纪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是都不成规模,其目的主要为推动工业革命的发展,往往忽视工人阶级的“阶级诉求”和“文化诉求”。直到20世纪初,“成人教育”才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在星火燎原般出现的成人教育机构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牛津大学阿尔伯特•曼斯布列齐(AlbertMansbridge)于1903年组织的英国工人阶级教育协会(Worker’sEducationalAssociation),该协会的宗旨主要是提供工人阶级人民受教育的程度,“其教育目标是:对社会而言,是要训练良好的公民;对个人而言,是要使他获得精神的愉快。其主要活动形式是:同各大学合作创办导师班;开展读书、演讲活动;做成人教育的宣传工作,并鼓励工人求学的兴趣。自1903年后,工人教育协会在与英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过程中获得了迅猛发展。”[3]进入1930年代,成人教育因“国家奖学金制度的重新实施、对培养专门职业人才的强调等因素恢复了活力。而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英国财政部通过大学资助委员会提供的大学经费并不足以保证各大学的收支平衡,大多数老师的薪金等级因此低于博纳姆教师薪金级别(Burn-hamScale)的规定;地方大学人文学科的情况尤其如此。为了‘补贴大学老师比较菲薄的固定薪金’,各大学纷纷效仿牛津大学,在校外设立可以给老师提供较优厚报酬的成人进修部。”(1)特别是二战以后,英国国内的成人教育不断勃兴,受到了当时英国工人阶级全体的强力关注,并积极参与其中,他们如饥似渴地学习,增长了才干,得到了教化。同时,在英国工人教育协会内部至少有两股以上的新左派文化政治的力量在发挥影响。一种是较为保守的费边社改良主义,它以消除愚昧无知和文化匮乏为建立合理社会的有力措施,这种成人教育观在老左派中较为盛行;第二种是比较激进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和人文主义,其目的是“把成人教育当成交流思想的论坛,想通过启蒙式学习和不带功利色彩的教学,让未来的人们变得更加完善。”
这是第一代和第二代新左派所期待的,他们认识到成人教育中工人阶级的巨大能量,以及对社会的影响力。一方面他们通过工人教育协会为那些无缘接受正规大学教育的平民弟子提供较为基础的人文素养的训练,帮助他们认识现实世界的“真善美”,帮助他们提高对社会的理解,提升他们对社会的批判能力,期待他们在新左派思想家的指引下改造既有的英国社会结构,实现新左派文化政治的目标。从“成人教育”蓬勃发展的历史来看,牛津大学的校外成人教育部给当时的大学毕业生或者大学老师提供了“养家糊口”的平台,对那些出生于工人阶级家庭的大学毕业生或研究生更是如此,特别是对那些学习人文社科科目的人,其初衷是在成人教育中可以得到丰厚的“物质”和“学术”回报。这是两全其美的事情,所以,对那些关切工人阶级运动、新左派运动的出生于工人阶级家庭或中产阶级家庭的霍加特、威廉斯、汤普森以及霍尔而言,这是千载难逢的机遇。从心底讲,也许在当初他们选择从事成人教育还并非一定是要在新左派运动中有所作为,更多的更现实的想法是先找到一份收入不菲的工作,既稳定,还可在成人教育实践中把他们从事的被后来人视为“崇高事业”的新左派运动的思想播下种子,在工人阶级的思想中扎根,期待改变英国既有的社会现实和政治结构。
二、威廉斯“成人教育”实践
威廉斯早在创办《政治与文学》时期就把该刊物的作者群和读者群界定在“成人教育”的教师和学生们当中。而事实上,在威廉斯他们那个年代,工人教育协会的所有教师都是这样那样的社会主义者。他们都是在独自从事成人教育,恰好《政治与文学》刊物被看成是一种非常重要的、令人鼓舞的联系网络形式,它把全英国的工人阶级运动联系在一起。这对威廉斯来说是极其重要的。《政治与文学》刊物的创办被看成是威廉斯实现其人生抱负,并试图去努力培育工人阶级的文化内涵和文化素养的平台,而成人教育正好为威廉斯开拓了疆域和平台。不可否认,成人教育为威廉斯带来了不菲的经济上的回报,威廉斯在接受《新左派评论》编辑访谈时,谈到了他在大学毕业后介入成人教育的时代背景:“我所有的时间都在进行学位考试的准备,把大量情感投入到学术研究是不切实际的,它不值得致力到那种程度。另外我也认为自己无论如何都必须工作了,因为我当时已经有了一个女儿———当她出生的时候我还在诺曼底,1946年9月我又添了一个儿子。你可能会说我不得不为他们提供支撑,但是实际上在各种各样的危机之后,还不如说是他们支撑了我。三一学院愿意为我提供一份高级奖学金,每年200英镑,连续提供三年。但是我在牛津看到成人教育工作的广告愿意付300英镑,因而是经济上的因素促成了我的决定。”[4]46生活是现实的,生活也是具体的,对一个即将踏入社会的青年人来说,成人教育确实具有非同凡响的吸引力。同时,威廉斯在当时打算拍一部电影并创办一份刊物,与写一些论文从事学术研究相比,这些看上去会更令人兴奋。他想通过接受工人教育协会的课程用以维系自己在当时的社会所需。就成人教育的教学内容而言,威廉斯谈到,威廉斯在牛津远程教育代表团得到了他的第一份从事成人教育的工作。它从北到南掌控着从斯塔福德到苏塞克斯的分散地区,他当时任职在苏塞克斯东部,生活在希福德。成人教育的课程性质极为混杂。他在哈斯汀主要为商会开的课程是公共表达,内容是公共写作和公共演讲的专门训练。教作文看上去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他教学生如何写作报告、备忘录、契约书以及进行委托发言和口头报告,那都是与他们工作有关的技能。另一方面,他在哈沃西斯有一班学生是家庭主妇,她们想读点文学作品。她们的学习兴趣完全是认真的,但是其社会内涵全然不同。后来他有了一些兼具两种因素的学生,其中当然包括了一些能够工作挣钱的人,她们在第三次或第四次课就写出了自己的小说或自传,短篇故事或诗歌,她们不断写出大量文体不明的作品,那是一种文体杂糅的东西,但是他可以接受。[4]62在牛津的远程教育代表团中,托马斯•霍奇金(ThomasHodgkin)是掌门人,他深刻地认识到从事这种成人教育的人本质上都是忠实的社会主义者,在课堂上教师有权利明确表达自己的政治立场,不过要保证课程的开放性,教师的立场是可以挑战的,允许反对和谈论。牛津的整个远程教育代表团被视为一个共产主义小单位,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攻击和批判。威廉斯在他十多年的成人教育实践中,从当初最简单地只是为了获得物质回报,到以后他渐入佳境,这段看似平常的教育教学实践凝聚着他对成人教育深入的思考。
他并不认同无党派社会主义者G.D.H.Cole曾经认为的,“成人教育对他没有多大的兴趣,他的兴趣在于工人教育”。以此为基点,威廉斯深刻地剖析了那段书写“成人教育”的历史。成人教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伴随着著名的“罗斯金”大罢工而产生了分裂。一方面,成人教育走向了全国劳动院校理事会,另一方面走向了工人教育协会。就这两种成人教育形式来看,全国劳动院校理事会在威尔士南部培养出了更多受过教育的成功者,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更为重要的工人阶级运动倾向”[4]63。而工人教育协会是依托各个大学,在大学开办校外成人教学班,努力培养成人学生的工人阶级倾向,但是,意外的是,在威廉斯看来,“工人教育最终会被大学收编,以学院标准和良好学识的名义进行的教学不会是社会主义教育,另一方面,那种明确与阶级立场相关的教育无疑在某些重要方面造成了风险,使其在特定时期屈从于特定的党的路线,真正失去她的某些教育性质。”[4]63在践行成人教育的实践中,威廉斯与其他的成人教育教师一样,内心是矛盾的,在当时也不知道谁优谁劣,但是,他们坚信,他们所从事的成人教育一定想要一个“开放的定位”,其目标是培育工人阶级的文化政治。威廉斯坚信,在成人教育课题中不声明自己的立场是完全不适当的;在课程开始的时候假定你与学生不共享课程科目以外的任何兴趣也是完全不适当的。但是在现实的教学过程中,来自于工人教学协会被中产阶级当成为一种休闲和教育形式的大量运用的压力,还有来自于大学教学需求的压力,如像成人教育的教师必须要提供学生标准,必须留书面作业,不得跨学科边界,政府的这种做法从很大程度上与实际的成人教育脱节,但是为了确保大学和政治批准并资助课程,成人教育的教师有时候也不得不妥协,这是现实的写照,是威廉斯在从事成人教育过程中历经的尴尬与无奈。但是,客观地讲,不管是何种形式的成人教育,它们在践行提升工人阶级素养和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观上是一致的,让工人阶级更加知晓他们天然拥有的“阶级认知”、“阶级属性”以及“文化身份”,这对提高他们对社会的辨别能力是极有好处的,这与新左派文化政治的诉求具有一致性。1960年至1964年,威廉斯在牛津大学担任成人教育讲师,曾任教于英格兰东南部地区,他远离大都市,他在实际的成人教育过程中是把“文学与写作研究变为一种政治活动,清晰地视其为交流的一个方面,由此他不但属于最早意识到电影及电视作为研究对象的意义的人之列,而且率先在成人班中把电影与电视作为教学文本。另外,威廉斯还通过重建对19世纪资本主义的浪漫主义批评,暗示如果把工人阶级运动的目标和斗争置于更广泛的斗争之中,便可以找到一种充实的、有创造性的、正确的生活方式。”[1]6这种社会方式属于工人阶级,他在从事成人教育的过程中,把所思所想、把学到的关涉工人阶级的人文社科知识和技能传授给广大的工人阶级群体,并以此为基点把工人阶级的生活体验和经验写入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漫长的革命》等著述之中,促成了英国文化研究的诞生。同时在英国文化研究体制化的过程中,工人阶级文化又成为其研究的主要主题。同时,“我可以告诉你们,我这代人中有很多人所做的工作,并不亚于我们任何人所做的,现在在教文化研究的人们完全不知道他们的姓名,他们做这种事的场合正好被选择来替代利维斯小组。应当予以强调的是,它是一种选择:加入成人教育显然是作为一项使命,而不是作为一种职业———爱德华•汤普森、霍加特和我自己,以及其姓名不为人知的其他许多人”[5]这种使命就是文化政治,也是新左派文化政治所开创的“文化马克思主义”。
三、“成人教育”文化政治的价值
“成人教育”文化理论是威廉斯从事学术研究的发端,也是他介入英国新左派文化政治的主战场。在这种充满人生志趣和挑战的场域中,威廉斯以其渊博的学识、良好的交际沟通能力、卓越的领导能力把英国新左派各路学者和知识分子聚集在一起,探究英国工人阶级的出路、探寻英国社会主义的出路。通过亲身参与“成人教育”文化政治实践,他一方面锻炼了自己的能力,结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新左派“文化马克思主义者”,有力地促使并推动了英国新左派文化政治的茁壮成长,对英国文化政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另一方面,在“成人教育”教学实践中,他立足于自身工人阶级的“文化身份”,设身处地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用工人阶级能懂的“语言”和“文化”,把新左派文化政治的思想教授给他们,以期待能有效地提高工人阶级内在的“文化素养”,这是威廉斯从事成人教育的良苦用心。同时,在参与并推动“成人教育”的文化政治诉求过程中,他主办杂志、积极介入《大学与左派评论》、《新理性者》、《新左派评论》等新左派刊物的思想辩论,把从事“成人教育”的文化理论和理念融入这些刊物的写作和思考之中,实现了“成人教育”文化政治的教育理论和实践的有机结合,这方能有效地促进新左派实现文化政治既定的目标,实现对英国工人阶级的“教化”,并提升他们的“批评素养”,去争夺实现社会治理和统治的“文化霸权”。注释:(1)特别注意的是博纳姆教师薪金级别,英国政府于1924年开始在英格兰及威尔士地区公立学校执行的工资标准;男教师最低工资为475镑,最高工资为900镑,级差为27镑10便士;女教师最低工资为430镑,最高工资为720镑,级差为22镑。现在,已经被多次修改的博纳姆教师薪金级别仍在发挥作用。转引自张泰金《英国的高等教育:历史•现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45-46页。(转引自徐德林《重返伯明翰:英国文化研究的系谱学考察》,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71页。)事实上,霍加特、威廉斯、汤普森、乃至霍尔在大学毕业后,介入成人教育,在很大程度上都与较丰厚的待遇有密切的关系,一方面可以改善全家的生活,另一方面也可以在成人教育大舞台中磨砺他们自身,丰富人生阅财务管理论文历,为最后走向体制内的大学提供了前期准备。
作者:伏珊 邹威华 单位:成都师范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