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语言内的文化差异问题指表层的语言系统本身的差异问题，如语音、词汇、语句、句子上下文语境等方面的差异。在翻译文学文本时，源语作者通过表层的语音、词汇、语句以及句子的上下文语境等语言要素向源语读者传递的言内语境的语用前提意义，有的可以在目的语中找到完全对称或部分对称的语言要素，有的则不能找到相对称的语言要素，产生文化空缺的问题。在语音层面上，比如拟声词的翻译中，译者应根据不同的上下文或结构，结合目的语的语言习惯或地道用法，选用不同的与原文语用意义对称的词或表达方式，传递相等或接近等值的文化信息。如：例1：风萧萧，雨萧萧，马萧萧。译文：Thewindwhistled,therainpatteredandthehorseneighed.例2：一个蚊子哼哼哼，两个苍蝇嗡嗡嗡。译文：Amosquitohumsandhums,Twofliesdroneanddrone.例（1）原文中同一个拟声词“萧萧”声，分别表达的是风声、雨声和马叫声。翻译成英语时，译者则根据英语的语言习惯，并结合以上三种事物的特点，分别选用了“whistle”、“patter”和“neigh”这三个不同的拟声词；例（2）中蚊子和苍蝇的叫声类似，但前者较后者声音弱，原文用“哼哼哼”和“嗡嗡嗡”加以区别，译文也很恰当地考虑到这一点，分别选用拟声词“hum”和“drone（makealowhummingsound）”进行描写。两个例子中，译文和原文所构成的事物与声音之间的联系或其语用前提意义基本对称，达到了文化信息接近等值的传递效果。在词汇层面上，汉英两种语言的词汇语用意义有较大的不同。比如在颜色词的翻译中，译者应考虑到不同语言文化中对颜色和事物之间、颜色和情绪之间的联系，选用不同的与原文语用意义对称的词或表达方式。例（3）原文中用颜色词“米色”来描写一种纸的颜色，这与中国的农业种植业有关，中国盛产大米，人们以大米为主食，因此“米色”是中国人很熟悉的颜色。
言外语境的语用前提对称同样如前所述，语言外的文化差异问题指深层的与话语意义有关的差异问题，如社会习俗、观念信仰、社会关系、器物用具、自然环境等方面的差异，以及各民族人民代代相传的故事和文学作品、历史典籍中家喻户晓的典故产生的文化差异。在处理文学文本中这些差异时，译者应更多地考虑目的语读者能否从译文中获得与源语读者同样的文化信息，使这些言外语境的语用前提意义尽可能地对称。我国的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里面涉及众多的有关古代社会文化习俗、社会人物关系、各类器物用具的描写及其与人物命运之间的联系，有些甚至是源语读者都比较陌生的文化信息，这便增加了翻译这部分特殊的文化信息的难度。以《红楼梦》第二十八回题目为例：蒋玉菡情赠茜香罗薛宝钗羞笼红麝串题目当中提到的两种器物“茜香罗”和“红麝串”是翻译的难点。“茜香罗”是古代茜香国产的一种罗制的汗巾。与现代人使用的汗巾略有不同，除了指擦汗用的手巾、手帕外，还可指腰带。原文作者在这一章回中写到贾宝玉和蒋玉菡两人一见如故，很是投缘，于是互赠礼物。宝玉将自己的扇子坠送给蒋玉菡，蒋玉菡则“撩衣将系小衣儿的一条大红汗巾子解下来送给宝玉”。
此汗巾是北静王所赠之物，后来宝玉又转赠给袭人，最后袭人又嫁给了蒋玉菡。一条汗巾成为理解人物命运的重要线索。同样地，这一章回中还提到有类似联系意义的“红麝串”，又叫红麝香珠、红麝串子，指的是用麝香加上其他配料做成的红色念珠儿，穿成串子，戴在手腕上作装饰。贾元春回府省亲时，从宫中赏出很多端阳节礼物，其中有两串“红麝串”，分别给了宝玉和宝钗。宝玉感到很是纳闷，见到宝钗便要看看那串念珠。宝钗生的圆润丰腴，念珠串不易取下。哪知看着宝钗的臂膀，宝玉竟产生了种种幻想，弄得宝钗很是害羞。皇家赏赐的礼物代表着某种权力和地位，因此这里既暗示要给他们二人某种权力，也暗示着两人日后的结合。可见，原文题目包含了如此多的文化和语境信息，译者如何才能将这些信息完整、准确又雅致地传递给目的语读者，值得仔细斟酌。下面，分别以著名翻译家杨宪益、戴乃迭（GladysYang）夫妇和英国翻译家霍克斯（DavidHawkes）的译本（简称杨译、霍译）为例：杨译：JiangYuhanGivesaNewFriendaScarletPerfumedSashBaochaiBashfullyShowsHerRedBraceletScentedwithMusk霍译：Acrimsoncummerbundbecomesapledgeoffriend-shipAndachapletofmedicine-beadsbecomesasourceofem-barrassment比较一下两种译文，可以看出译者构思的巧妙精心，既有相似处，又有各自的特点。在译“茜香罗”时，杨译选用了颜色词“scarlet”（鲜红色的），嗅觉词“perfumed”（香味的），来修饰所指的器物“sash”（腰带），霍译只选用了颜色词“crimson”（深红色的）来修饰所指器物“cummerbund”（sashwornroundthewaist，围腰之巾）。在译“红麝串”时，杨译也选用了颜色词“red”以及表示嗅觉的后置限定成分“scentedwithmusk”（有麝香味）来修饰所指器物“bracelet”（手镯），而霍译却只选用了量词“chap-let”（stringofbeads，一串）和限定词“medicine”（药物）来修饰所指器物“beads”（念珠）。从器物名称译文与原文对照的角度来看，杨译较霍译考虑的因素更全面些，源语中的语用前提意义更显对称。从句子总体结构来看，杨译中提到了的人物名称和事件，突出的信息为“某人做某事”，使该章回中涉及和谈论的主要人物和事件一目了然。而霍译中只提到事件，突出的信息则是“某器物所起的作用”。将人物名称省掉的译法虽然符合英语语言行文的习惯，但也容易使译文读者产生疑惑：与该事件相关的主人公到底是谁？不过，从另一角度来讲，霍译中突出的“某器物所起的作用”这一与人物命运有关的重要信息———“apledgeoffriendship”（友情的信物）和“asourceofembarrassment”（尴尬的缘由），更有助于译语读者从题目中了解故事情节的发展。可以说，霍译超出了原文的语用前提范围，但传递出更加丰富的文本语境和言外语境的文化信息。
源语和目的语语言文化的差异问题是翻译，尤其是文学文本的翻译中最大的难题。从语用前提对称的角度来看，翻译中文化差异可以归结为源语和目的语之间语用前提的差异或不对称，而翻译中的文化信息不等值也是因为语用前提的不对称（吕世生，2003）。因此，译者在处理这些与源语和目的语相关的语言内和语言外的文化差异问题时，也应该从言内语境和言外语境语用前提出发，尽量地寻找语用前提意义对称的语言文化要素，使译文传递给译语读者的文化信息接近或等同于源语读者所能获得的文化信息。
作者：罗明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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